新世纪学者小说创作的问题意识与叙事困境

日期：2023-06-29 09:29

问题意识是学者小说创作的思维前提和显要特征。格非、李洱、阎真、李陀、梁鸿、南翔、晓苏、王尧、晓风、张柠、房伟、叶炜、杨剑龙、史生荣等学者作家在小说文本融入历史之思与现实之刺，将学院知识分子特有的公共关怀和现实批判精神融入创作实践。学者的问题意识及其衍生的批判、内省的叙事形态，成为碎片化和解构主义横行的当下文坛凝聚叙事思想性和精神总体性的契机。然而就一些文本来看，学者的小说创作并不足以成为照亮现实的精神灯塔。问题意识如何参与了学者小说创作的叙事构成，又与现实达成了何种程度的融通?如何将问题意识有机激活，使之为学者小说创作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或叙事模式?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梳理与探究。

一、新世纪学者小说中问题意识的缘起与生成

与其说问题意识是学者小说的重要传统，不如说问题意识与现代小说的起源和发展相伴生。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现代主体的建构即是将自我作为客体，通过思辨与理性把握自我。对自我与世界加以辩解与确证，这样的诉求迥异于古典思维简单的反映与归纳，它呼唤的是假设、推演与思辨，以表征现代生活的丰富与复杂。而对不确定性的追问即需要反思与批判来完成，问题和思想应运而生。回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科玄论战风行，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亟待讨论与解决。从五四“问题小说”的“青春困惑”到乡土小说中乡村境遇与现实处境的彷徨，再到社会分析小说中关于历史与当下孕育的社会走向问题之追问，乃至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赵树理笔下的现实群众工作指导问题，政治方向、社会发展、时代难题难免使写作成为一种服务社会及革命的方式。及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伤痕”“反思”的潮流中仍不乏在意识形态牵引下，通过由理念设置图景而迫近现实问题之作。

文学创作中的问题意识恰因学者身份的小说创作，获得了向深度追溯的可能。深厚的学养、强烈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使得学者作家能在预设观念和有意图解之余，从独到或深远处质询和诠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较之同时代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作品中将知识分子群体笼统视为颓败现实的对立力量，立足强烈情感色彩和价值评判意图的写作倾向，如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苏雪林的《棘心》,由觉醒个体与“生活政治”间的矛盾切入，更为深刻地挖掘了知识分子软弱性的来源，在提出“启蒙之艰难”的基础上呈现“启蒙何以艰难”。在20年代启蒙旗帜引领下高歌猛进的氛围中，理性和反思维度表现出缓进性。沈从文的《刽子手》《王谢子弟》《大小阮》、杨振声的《抢亲》《报复》《抛锚》,90年代南翔的《南方的爱》《海南的大陆女人》等作品在宏大叙事的潮流之外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历史意识着眼于时代变迁与文化嬗变中平凡个体的“常”与“变”,由微观现实深入个体的精神际遇，由小人物的进退与抉择中管窥时代之悖论，现代性进程的复杂与沉重也随之显现。许地山的《春桃》《玉官》、钱锺书的《围城》、杨绛的《洗澡》、阎真的《曾在天涯》、马瑞芳的《天眼》《蓝眼睛·黑眼睛》,不拘于对社会及周边行为伦理思考的现实侧重，而是深入以文化具象、社会渊源、文化心理等更具文化积淀、理论系统及学术内涵的文化维度，在梳理问题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尝试文化的调和与沟通，探寻问题的解决途径。

显而易见的是，问题意识总是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的学者小说承袭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出明确的现实发问意图和文化自觉，又在与新世纪语境的互动对话中生发出一系列新的特质。那么，对新世纪学者的小说创作来说，问题意味着什么?现实怎样催生?又形塑出何种问题意识?

梳理新世纪学者小说的题材指向，大致可划分为三个范畴：其一，作为物理或人文空间、工作或日常圈层的大学及其相应衍生空间；其二，依托个人主体经历，叙写故乡风俗及故土人事的“近历史”;其三，基于当下时代背景，立足于学院本体构建的外部空间叙事。如葛亮的概括：“学者小说的发展过程，即是以‘书房’为圆心，学院经验为半径，不断出入于外部世界的文学历险。”1我们在对小说文本加以归类的同时，也需对叙事本身加以发问：学者身份的小说创作为何在新世纪语境下更为集中地出现?学者作家又为何集中性地将视野投向上述题材领域，并将其加以文学化的审美表达，这种叙事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事实上，学者作家叙事的起点既在故事之内又在故事之外。在故事之内是指出于熟稔和经验，学者作家往往将其安身立命的学院空间和学院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历史纵深与广袤现实的坐标网络，立足特定历史场域，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加以重审与确证，这一特殊质询意图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缘起；在故事之外是指学者的小说创作与其职业身份、研究背景之间不同程度存在内在的精神联系和思想承接关系。

关于学者作家融问题于创作的叙事缘起，或许可从新世纪现实主义的发展样态角度阐释。经历了新时期“在荒芜中崛起、在崛起中曲折发展、在发展中新变、在新变中复兴”2的发展过程，现实主义文学真正走上了一条“广阔的道路”。3一方面，在社会转型尚未完成、多重主体和多元意识并存的当下中国，现实主义对复杂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指导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某些因素的融摄，使得文学逐渐突破了专注现实描摹的传统现实主义的武装，走向“无边的现实主义”。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由此呈现出某些特征：其一，由“重”及“轻”的审美倾向。宏大叙事传统仍有延续，但许多作家不再与宏大社会历史问题短兵相接，而是将历史事件置于背景层面，将宏大内容做微观化书写。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书写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流脉，在对世俗价值的体认、寻常人物生活际遇的感性叙述中赋予其诗学化、合法化的表达意味。其二，对真实观念的重新定义。基于原初经验的未知性书写逐渐扭转已知性的写作惯性，由全知的、本质主义的、意识形态或公共经验给定的文学观念还至一种有限度的、体验化的自我认识。近年作品对某些独立而幽闭、异质而鲜活的细部体验的发现即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征。真实不再是先验设定的，而是在生命体验的摹写中被发酵增殖出来的。

这些新质在当下语境中自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否认其映射出某些难以回避的思想上的局限。我们看到，尽管那些人与事在现象学或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切近”和“还原”之下变得清晰可感，但文学书写却离整全的现实越来越远，并逐渐走向一种故事性的现世主义，作家难以从无意识迷失中提炼出适应当代心理结构变化的方式。这种众声喧哗的文学镜像和巨细靡遗的“自我展现”仿佛一个巨大的精神隐喻——总体性价值的阙如。其背后社会学意义上的心理支点和文化逻辑是人心的虚妄和无根，即心性秩序危机问题。这种危机源于现代社会种种工具理性体的运作原则将个体纳入行政命令和市场体系管控当中，致使个体成为“物役性存在”,失去自我本真，在“抽象系统对具体生活的殖民”4之下，消隐了精神世界的复杂样态，成为丧失审慎选择与批判明辨的能力的“均值人”。进而言之，即“自我同由文化社会物质等构成的他者之间的矛盾问题”。5而矛盾的普遍化致使一种“成问题的文化”生成——人们“丧失了其高尚使命和公共责任，表面上看似‘愈来愈独立’,实际的情形则是一味地只关注处于‘离析化’状态的本己的‘狭隘化利益’”。6当下文学中的去中心化、碎片化、非理性的认知方式和内容，以及社会出现的“低欲望、佛系、新左翼、新自由主义等文化思潮”7很大程度来源于此。

如此问题成为当下人文学者思考的重要维度。汪晖、格非、王尧、房伟等学者在研究中都关注到当下多元文化的脆弱和有限，以及个体自我在时代面前陷入被动性、屈从性的困境。在对穆齐尔的解读中，格非格外关注当下社会多元表象下的悖论实质，指出物质社会环境下看似多元的个性更多拘于“彰显出来的某种个人色彩”,“虚伪的，孱弱的，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可笑的”8虚假个性，多元的幻象实则表征着现代自由主义文化价值面临的困境。王尧则从文学创作缺失的角度，侧面表达对自我意识麻木混沌的隐忧：“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未来。”9可见，对时代性精神困境发出种种预警，并试图为个体与世界的相处找到一个支点或一种状态，是许多学者进行诊断的逻辑起点，而这样的诊断为何偏偏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术话语未能与社会现实达成有效沟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体系的局限性日渐显露出来。当下以人文学科为领地的知识分子沿袭着五四以来的公众启蒙意图和文化英雄心理惯性，但这只是某种好为人师的主观审美反映，他们的思想与时代、现实是不及物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学院研究与批评的影响力面临萎缩，学术话语的输出日渐成为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内部的“自嗨”行为。尽管文艺社会学等研究范式的兴起验证着学院派试图以“跨界雄心”建立与现实关联的努力，但学术理论与读者间的交流仍然贫弱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大众文化几乎垄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功能、知识主体被生产机制分割的境况下，小说为学者群体提供了另一重向社会发声的渠道——“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叙事’而非‘思想’占据主导位置的时代。在整合性的叙事与区隔化的社会空间之间，小说或许成为知识群体越过学院和市场边界的重要媒介”。10事实上，从新世纪初阎真的《沧浪之水》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自觉延续，到朱晓琳的《大学之林》对世俗价值的深度探索和有限体认，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叶炜的“转型三部曲”、王尧的《民谣》、房伟的《苏门答腊的夏天》找寻知识分子精神史与中国历史变迁互见的深刻印痕，再到张柠的《三城记》、晓苏的“油菜坡系列”、於可训的《才女夏娲》、晓风的《湖光山色》对学院外部空间及民间文化立场的发现与重新厘定，写作倾向的嬗变贯穿始终。学者作家从个体自我出发沉潜至文化层面，将学院经验置于社会的、历史的范畴，从不同话语的交叉，相异文化场域的比照和碰撞、共鸣与共融中，分析与处理问题的意图，旨在呼唤和建构一种可共享于特定社会语境的“结构因果论”11意义上的整全性意识形态，这无疑指向一种更高形式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

二、新世纪学者小说问题意识的叙事困境

(一)知识分子的身份悖论与知识表面化倾向

无论涉足何种题材，学者作家的文本往往有着清晰的身份主体及价值本位意识，因而总能在不同程度上提供某种方式或搭建某种思想类型，这使得它们在总体走向上是清晰的。然而，灌注了清晰问题理路和逻辑走向的现实书写在学者作家美好的愿景助推下却陷入了某种叙事悖论。问题意识引导下的写作往往折射着作家把握世界与时代关键词的雄心，但当下学者面临的是微观而琐屑的生活现场和“虚无与怀疑”12的时代语境。启蒙的退场、精英意识向大众文化的退避，乃至知识分子精神原乡的幻灭，使得接续早先启蒙知识分子的总体性信念这一行为本身都值得怀疑。对总体性的企图与无法命名现实间的裂隙促生了叙事的观念性，观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对知识身份的不信任及其引发的知识表面化倾向。

学院与其相关衍生系统及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是学者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察学者思想动向尤为重要的指征。“不管是用可以准确描写真实大学的现实主义的模拟方式表达，还是用漫画式夸张或讽刺性扭曲的文体范式再现”,13对学院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意味着学者对自身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乃至对学术主体性与人生标的的体认与强化。这种秩序颇富隐喻色彩，它指向独立学术个体内部自足有序的状态，是学术个体试图遵照的、带有某种宗教救赎意味的行为指南。然而，这样的学术内部秩序在现实秩序面前，不断遭遇迁徙和剥夺，池大为(阎真《沧浪之水》)、李天白(杨剑龙《清明时节雨纷纷》)不断围绕人格和学术领地与家庭成员博弈，应物兄(李洱《应物兄》)筹建儒学研究院的学术理想在周遭人事与环境的盘剥之下变得面目全非，类似情节折射着学者对学术独立性和知识建构体系失守的隐忧。

在此过程中，出于主观驱动下的理念统摄，一系列贴伏于现实甚至低于现实的反面知识分子形象被塑造出来。若仔细甄别可发现，学者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少有专业作家笔下那般极端的矮化、丑化倾向，而是因局内人所特有的“理解的同情”而呈现出某种拧巴或卑琐的美学。这在房伟的《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中体现明显——“我”在目睹格陵兰博士“超级文科博士”光鲜表象背后的肮脏与猥琐后，内心充满了分裂与错愕，却也不断为格陵兰博士，也为自己辩护，“放眼学术圈，哪个成功的青年学者背后，没有些肮脏东西?我为什么要对格陵兰如此苛刻?或许……我虚弱的内心，需要一个完美偶像来支撑?”14“我”的理解与无奈无疑成为对格陵兰博士的悲剧更为深刻的注解。格陵兰博士并非个例，林宜生(《月落荒寺》),应物兄、费边(《应物兄》),蒙天舒(《活着之上》),无论职位高低都在生活政治中削足适履的高校知识分子，理念人的形象都在“活着”的现实哲学中表现出拧巴而悬浮的生存状态。

究其本原，学者在书写自身时呈现的拧巴美学，源于后现代语境下对自我生存与发展领域合法性的认知困境。在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促使知识人群由传统的“士”迅速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并肩负起民族精神重构、新型文化创立等任务，由此显现出富有启蒙立法意味的公共性，实现了现代意义上权力与知识的短暂联姻。知识分子的公共属性遭遇消解，进入一个“非知识化”的时代，但因社会主义初期实践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对整体性人生意义的高度强调，对个体生命的时代承担意识结构的塑造和宣扬，构筑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氛围，暂时掩盖了理念主体的溃散和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诸种讨论延续了理想主义的激情势能，“文化热”风潮大肆兴起，但学者所治之学问因不能与时代紧迫问题沟通而仅为知识话语的自我操练，造成逻各斯中心的缺乏和理念人时代感应的根本性匮乏。而在90年代初期，高校在定位的调整和市场化的冲击之下，公共性一定程度的丧失和被边缘化也成了学院知识分子必然面对的困境。他们在失去了逻各斯中心的时代彻底被职业化，由公共领域的人文“立法者”成为齐格蒙·鲍曼意义上的“阐释者”。

问题在于，消费主义时代的很多学者并不满足于其“阐释者”身份，他们意识中依然有着对现代知识分子“立法者”身份的坚守，残存着传统启蒙和重回公共中心的意图。格陵兰博士、池大为阐释着体制运营和人情世故的诸种法则，应物兄阐释着儒学泰斗程济世的生活状况和理论成果，林宜生在全国巡讲中阐释着东方哲学的既有理论，刘安定阐释着校长主持项目的合法性。他们都十分称职地扮演着“阐释者”角色，在不同的话语场域间积极地阐发与沟通；而对立法身份的执念让他们不断地自我怀疑，如应物兄经常向自我发出诘问：“我是一个真实的儒家吗?”15“性格好命不好，和性格不好命好，哪个好?”15这种犹疑与彷徨源于对阐释者身份的怀疑，以及在相信世界是一个，或有望成为一个有序整体的前提下，对现代知识分子合理有序秩序的确信与维护。不难发现，学者小说的创作者多为文坛所谓“中生代”,即已经或即将步入中年，精神成长于八九十年代——一个理想主义势头正盛或尚未落潮的时代的人群。相较于经历过战争的砥砺、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历史伤痛，而对人生和学术抱有坚定理想和意义认定的老一辈学人，以及成长于市场浪潮中，明确将现实利益作为价值观念主要构成的“新生代”学人来说，“中生代”学人是目标最不明确的夹缝中的一代。如熊辉所言的“分裂而矛盾的一代”,他们“一方面保留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青年的理想情怀，另一方面又被经济浪潮毫不留情地卷入物欲的追逐中”。16他们有着“对立法”者公共情怀的渴望，也甘于边缘生存并积极担当主客体间的沟通和阐释角色，正是“不知往何处去”的精神困境使得他们成为象牙塔中的尴尬守望者。

学者书写知识分子的另一重叙事悖论在于，他们内心有对知识建构的现代理性秩序的笃定，却对知识话语表现出不信任态度。一方面，由于高校转化为学术生产机构后，学者被还原为职业化的知识生产者，知识也不再是真理的象征，而仅仅是知识生产环节中的构成因素，是以学科形态存在的分科化具体化的“生产原料”或言“谋生工具”;另一方面，自80年代以来，知识和学术逐渐成为一套不及物的话语体系，不但日渐远离现实，各学科之间学术行话的沟通功能也逐渐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甚至成了学者认知世界与自我的负担与束缚。在《才女夏娲》《应物兄》中，诸如“无边界”和对诸种物事的知识性解说不过是欲望的幌子，每个煞有介事的形而上认知深处都能揪出一个形而下意图。《月落荒寺》中则出现了一处饶有意味的情节：海归科学家老贺在攀谈过程中，向人文学者林宜生提出关于“文学中绝望与阴暗描写的价值”的问题。林宜生援引了萨特战后在巴黎一次演讲中的言论回答——绝望是自我觉醒的必要前提。然而，小说中的林宜生是一名抑郁症患者，他的头脑中贮藏着渊博丰富的知识话语，但那只是些未经反思的经验，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他无法直面对象本身，必须借助于已有的话语和概念，而未经反思和内化的话语既无法形成时代敏感，又不能成为指引自我调整的身心之学，“在很多时候并非他们在说话，而是被话语所言说”。17这也是精英知识分子一面世事洞明，一面庸常颓然的重要缘故。

正是这种犹疑使得学者小说因知识分子形象的暧昧可疑，而表现出与许多非学者作家相似的知识表面化症候。即便许多学者秉持“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写知识分子”的初衷，但在写作中对将知识置于何种地位这样的问题认知并不清晰，因此未给予知识持有者、生产者身份充分的确认，知识与知识分子是分裂的，是知识分子主体属性中最不重要的一级。多数文本给人以“基本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传统”的印象。小说中知识分子往往是价值传统的代言人或背叛者，知识形象建构有赖于道德立场的持守和现实批判态度的秉承，而非知识的掌握或拥有，知识属性在知识分子主体建构过程中始终处于语焉不详的状态。徐勇曾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而忽视知识的表现问题，其很大原因在于我们的作家们自己也常常忽略甚至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18对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知识的关系、知识本身对知识分子与文本的建构意义及实现可能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或许是学者小说规避道德化窠臼的重要方法。

(二)价值立场的保守与精神资源的匮乏

上文提到了一种残酷而不容回避的问题——以文学、哲学为主阵地，沉浸于20世纪80年代“启蒙热”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所思所想或许与时代现实存在脱节。张颐武曾指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明显缺陷，虽针对90年代的思想文化问题，但同样有着指向当下知识界思想问题的效力：“就总体而言，‘人文精神’……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它以拒绝今天的特点，把希望定在了一个神话式的‘过去’,‘失落’一词标定了一种幻想的神圣天国。它不是与人们共同探索今天，而是充满了斥责和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感。它恐惧目前文化的复杂与多元，而以专横的霸权姿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这种‘忧郁症’式的不安和焦虑丝毫无助于切入当下的文化而只能使自己成为那种片面而刻板的教训者。”19

某种意义上，当下学者对现实的热情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切，是五四以来沿袭已久的公众启蒙意图和文化英雄心理的虚妄身份想象。但理念立场和价值系统更新的迟缓，使得他们难以望及时代瞬息万变之项背。当他们走出封闭的学院空间，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难免有时会为了阐释简单化地诉诸知识分子传统精神资源或乡土文明传统，将之与理想主义和普世道德附会。然而将传统品格追求和诗意原型，不经现实整饬而打包丢入当下境遇，是否能被有机激活和对接，仍是值得怀疑的问题。事实上，要使现实书写获得时代敏感是要以作家对时代核心知识的掌握和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为前提的。尽管许多学者作家在创作谈中表现出以“正面强攻”的姿态扎实切入现实的野心，但学院内部狭窄而有限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不足以支撑他们对当下更复杂、更深入的分析，致使文本时常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出现大而化之的理念和尖锐的情绪，情怀大于深度，影射大于追问。

与中国当下文学中的普遍景观相似，在《望春风》(格非)、《神圣家族》(梁鸿)、《普仁农庄的女人》(张柠)等作品中，乡土仍局限于原乡、精神居所、乡愁等意涵，小说往往以重返乡土、恢复乡土伦理秩序作结，以期获得对抗现代文明异化的方法。梁鸿曾称她需在创作中杜绝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20即归乡者或回望者眼中苦难的乡村、亟待救赎的乡村、在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文明之下压抑和萎缩的乡村、被两种文明挤压彷徨于无地的夹缝中的乡村。但梁鸿越是想规避预设的理念，越是落入这个几乎已成常识的问题窠臼。她眼中的村镇百姓“都跟我们这个时代有着复杂的关联”,“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无奈、悲凉，以及这么宏大的叙事和个人生命的小叙事之间的无法通洽。里面包含着一种深刻分裂，它几乎无法弥合”。21于是，在《到第二条河去游泳》中，流经吴镇的人工河不但没有便利沿途百姓的生活，反而仅仅为百姓自杀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明亮的忧伤》结尾，海红终于看清了她“煤渣堆一样的生活”——无论是困守于吴镇还是从吴镇出走又归来，都只有停滞的、毫无希望的命运；在《美人彩虹》中，彩虹沉浸在自己的洗护商店而疏离于生活，表征着现代文明侵入之后人为物役的困境。小说侧重以有情的旁观者视角，记录乡镇人物的命运与情感，无形中悬置了深度叩问乡土文化的可能，也委婉地将自身无法深入乡村合法化。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作者在深入乡土的挫败中，折中选择退回一种妥协的立场，而仅留一种“末世想象”的喟叹与同情。类似问题也在格非的《望春风》中显现。《望春风》后半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社会的发展及症候有着冷静的认知和诊断。作为一名准知识分子的“我”,深知怀旧式温情或忧虑与失落可能都寄托着知识分子的矫情与谵妄，因此以自省的严肃态度替代主观而单向度的追责。然而，作者在前两章节叙写1950—1976年间的乡土时，有意选用少年视角，通过少年偶然的、不确定的回忆筛选和过滤，将其蒙上一层诗性、贞静的滤镜，故意隐去了发展中独特的、粗粝的历史遭际，将之塑造成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泛化的乌托邦寓言。即是说，年少的“我”与成年后的准知识分子“我”的眼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儒里赵村。“我”一边敏锐地发现和宣告着乡土原乡神话的破灭，以及乡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诸种不堪；一边固执地抽取和逃避着真实乡土在转型过程中的疼痛和逼仄。自然，原乡情节总是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怀乡者”的精神鸦片，但普泛化的乡愁或许仅能代表一种大而化之的模糊认识。“如果牧歌式的乡村注定被‘现代’毁灭，那么另一种形态的乡村势必会取而代之，关键问题不是二者审美形态的高下，而是保存生命本身的韧度及活力。”22

需指出，乡村并非依照主观印象或自由意志定义的产物，其范畴远在主观的边界之外。如果写作者不能从知识结构角度，正视学院化训练及思维本身的问题，会难以摆脱理念与情绪的预设。从历史角度来看，乡土与政策性话语保持着强烈的关联。目前关于乡土的讨论正逐渐由“三农”问题过渡到“乡村振兴”。大体来说，乡镇、农村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条件方面都得到极大改观，书写乡土衰败的根基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动摇。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乡土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得以呈现出更为具体多元的面貌，看似依旧有着统一而规整的外观，内部却存在着许多暧昧模糊的冲突。而作家有必要、有义务直面正在发生的现实，不放过其中真正重要的细节。与之相悖的是，许多学者、作家沉浸于对乡土的童话想象中而拒斥乡土真实；也有些学者、作家头脑中的乡村仍是统一的、抽象的、边界模糊的所在，对乡村的新秩序、新现实并无足够而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乡村发展的期待也只是空洞模糊的，由此创作出的乡土题材作品，或陷入认知的混乱，或避开政策性现实而从精神文化归属的角度纾解乡愁。因此，尽管乡土文学写作行为本身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但乡土文学写作本身却更加内卷和停滞。

三、新世纪学者小说问题叙事呈现困境的反思与期待

上述叙事困境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学者群体的现实和精神处境，这种困境单靠叙事本身的调整或许无法彻底克服，但却无法回避。因此，笔者仍想针对学者小说创作的调整路径和未来走向进行一些粗浅思考。

首先，在创作理念上，学者作家应对价值立场的同质化保持警惕。文学不应止步于将常识性理念和虚构的叙事附会了事，一位不甘平庸的作家是应置身日常生活，去成为生活和大众沟通的桥梁，以冷静的力量穿越公众认知的迷雾，而非保持绝对的统一。一些学者的作品，尤其是新世纪首个10年问世的高校题材文本受消费社会整体人文环境的影响，流于普遍化、概念化的现实展演，为了强化价值立场，令人物和情节沦为增“熵”式的材料堆砌和单一内容的重复，难以形成更深刻的批判和追问。学者作家有能力、也应该对阿甘本所言的“同时代性”形成自觉，应“审视”时代而非“死死地凝视它”,避免文学成为“纯粹的内分泌”。23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学者作家应有更为严格的叙事自律，“警惕‘知识虚妄’和‘诗性虚妄’”,24避免以知识分子先验的问题立场，对文本形成单向度的辐射。这里除了前述价值立场和情绪表述过于峻急的情况外，还应警惕另一种情况，即过度的理性造成文学想象力的遏制。如晓风的“大学三部曲”将知识分子和知识生产“去魅”,客观呈现了学院知识分子职业化的生存状态。这诚然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题材写作更为准确的角度，但过分理性和冷静难免有悖于文学应呈现的某些极端或偏执。如《回归》对薛鹏举和李薇之间情爱关系的表述，即是张弛有度、温柔敦厚的，是“知识现代性”意义上发乎情止乎礼的，但这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抑制了问题向更深向度发酵和展开。这当然是叙事的辩证法，但文学毕竟是文学，要能使问题的视野与问题之外的领地发生对话，才有释放现实当中更为丰富、鲜活的可能。

再次，在创作积淀上，优秀作家应是“杂家”,学术研究自然也是杂学的一部分，也是作家获得更广阔精神视野的重要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境况存在着诸多犹疑与昏昧，当下正在经历的“时代的梦魇”需要文学和文化跳脱出对时代精神容器的沉湎，以整体的“透视”,“沉静地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取代盲目的浪漫主义“新颖”“奇异”的偏向，以新的叙述和新的抒情形态重估价值。这显然是众多学者意识到的。张柠《三城记》中的情节饶有意味地映射出学院知识与时代核心知识间的认知悖论——学院知识分子以人文幻想抗衡社会的实际运行，而适得其反地引发了社会机制失调。这样的情节隐晦地透露出封闭性让学院形成自足价值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局限性；与此同时，社会情况愈加复杂，老问题根深蒂固，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学者的知识和学养形成了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作家应尝试将目光投向其他领域或书斋之外的风景，将鲜活而直接的现实经验作为另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途径，同时将个体真正作为扎根于特定历史文化实践中的特定主体，在“自我”会通“他者”之后形成多元统观的新的“自我”。25

值得欣喜的是，从一些新近的学者小说(特别是近五六年涌现的文本)可感受到，学者群体正逐渐走出情绪化的应激反应，试图实现叙事范式和叙事立场的转换。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首个10年的学者小说集中映射着学院与现实博弈造成的焦灼和失据，那么近年的学者小说则以焦灼和失据为起点，在学院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使文学表达成为历史积淀、价值观厘定和文化主体重构的过程。一方面，不少学者沉入历史细部，从谱系学角度考察一代人的世界观念和精神样态，梳理并整合文化网络发展中那些或已消亡、或仍潜在、或发生变体的文化符号，使当下社会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形成呼应。如在王尧的《民谣》中，小说以日常细部探问革命历史如何与个体精神世界演变形成关联，同时设置“杂篇”“外篇”,以此叙述形式对历史文化经验进行重新规训，并生成知识分子视角的“新我”眼光，试图解决文化史、思想史上悬而未决问题并使之作用于当下。房伟的《血色莫扎特》、李云雷的《暗夜行路》、项静的《宇宙人》等都不同程度涉及“近历史”如何在与当下现实互动中达成同构的问题。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性观照意识指引下，寻找历史中与当下文化网络的有机关联。另一方面，现实背景下学院空间与外界空间的互涉、学院话语与现实规则的碰撞，成为学者作家突破学院意识形态的薄弱与局限，和在现实话语伦理中重获生机的理想途径。南翔的近作体现着他对时代信息的即时汲取与深度思考。他将生态、底层作为文学表达的重要领域，但并未就事论事地在单一话题过多驻足，而是任由情节的复杂内涵漫散开去。小说《果蝠》即以“是否消灭蝙蝠”的问题为重心，在生态科学常识与科学精神普及的同时，将其与科技时代的发展观和生命观、行政科层体制、学院知识分子的当代社会职能与人文理想等多个重要议题并置，以微观场景透射出当下社会生态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图景。张柠的《三城记》、葛亮的《燕食记》、李洱的《应物兄》都涉笔“流浪汉小说”体式，以“成长”和“流浪”作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叙事回环，通过着眼学院内外的空间流动使得传统知识分子话语体系在现代化社会演变过程中被展演和检阅，令文本生发虚实相生的叙事张力。可以说，学者小说的生机某种程度上脱胎于学者群体的精神焦虑与言说困境。来自群体内部的自我反思使得他们由浅层的现实创作立场逐步走向甄别现实与处理现实的深刻层面。

事实上，当我们强调社会、时代与创作主体间的紧密关联，代际或许应成为观察学者写作的一种特定视角。客观而言，无论当下的创作还是研究层面，代际的更迭都是迟滞的，居于文坛核心地位的依旧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名，现已成中生代的作家和学人。代际稳定的优势在于得以形成一种恒定的审美准则和创评心态，但同时也使审美的创新难以被纳入主流评定范畴之内。“乡土传统文化及其所构造的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惯性、伦理生活惯性、情感生活惯性和价值生活惯性”,26依旧构成其认知世界的重要衡定标准，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对现实的迟钝与忽略。而超脱固有框架寻求新的问题增长点，在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精神境遇中，获得面向现实问题的创新力与生命力，或许更应有赖于“千禧一代”。玛格丽特·米德曾提出“互象征文化”的概念，它意味着长辈仍为经验和话语权威的持有和守护者，但已不能为后辈提供有效的经验或知识。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外界环境打破稳固和封闭，趋向变动、颠簸的时代，“在我们这种社会变动性很大的社会里，在教育和生活方式方面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代与代之间的断裂”。27代际的断裂引发代际观念的隔阂，其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长辈未必比后辈了解得更多更深，后辈“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新的形式，并向同代人提供榜样”。27对该理论的援引并不是说中生代知识分子丧失了介入时代的能力，而是为表明正视代际的断裂和不同代际相异的“认识装置”(柄谷行人语),恰是不同代际学人在沟通的基础上建构整全意义上“自我同一性”28的重要途径。

与“中生代”学者作家相异，“80后”“90后”的青年学者常常寓现代、传统、知识、技术、城乡、历史、时间、代际等坚硬的问题于圆融而温软的方式或立场中。由此，霸权式的优越启蒙姿态和先验的上帝视角被溶解。问题不再以强悍而不容商榷的方式加以呈现、对抗和处置，而是被作者置于由独特的知识体系与人生体验编织成的网。由此赋予问题一种可以逃遁或敞开、隐匿或衍生的灵活性和未完成性，实现自我和问题间复杂而柔软的对话。年轻的学者们在日常琐事的平静讲述中举重若轻地缝合进宏大叙事，就像《密林》(赵依)中，都市小情侣日益寡淡的爱情和饮食观念的分歧牵扯出的是汶川地震在四川姑娘何颜内心留下的终生痛楚。他们也善于用文学观察、理解现实，进而重新定义、修改，甚至温和地超越现实中的残酷，而不是如许多他们的前辈一样执着于反映现实和寻求出路，如《阿丽与烟花》(林培源)中，困守于小镇循环、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阿婷已过早“老去”,而大学毕业留在城市的阿丽也免不了受到家人“早早找个男人嫁了”的敦促。故事结尾，阿丽在庙会上遇到卖烟花的阿婷，她帮阿婷卖烟花，带阿婷的孩子们去放烟花，而乡镇生活的琐屑与艰涩恰在女性的彼此理解与惺惺相惜中流露出一丝温情。在体会现实人心与诸种情绪带来的况味中，感受生命的质感与充盈，这或许是成长于后现代思潮学者的未竟的成长历程，亦是另一种自我修补方式。它指向新生代眼中的问题真实，也指向学者作家问题叙事未来的存在与可能。

结 语

新世纪学者小说用思想性的参与和支撑获得激活社会、历史、文化层面审视力的契机，为文学带来了探寻的动力与方向。这在一个文学的想象力、生产力、影响力，人文精神的公信力遭遇普遍质疑的时代无疑是必要的和值得尊敬的。而在触及现实问题时，应将历史纵深范畴和现实人文边界延展开去，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生成建构力量。学者作家应警惕先入为主的学科壁垒和话语隔膜，也要跳脱出精英立场衍生的价值优越感，在对话与沟通中真正切近现实问题。不过，学者小说创作仍是新世纪以来成长中的文学现象，无论数量还是审美都存在广阔的生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