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小说创作与语体文教学——从近代国语运动视角观照张毅汉的国语实践

日期：2023-06-22 11:31

自晚清始，近代知识分子在“言文一致”的探索中引入“国语”这一现代语言概念，推动语言改革，即为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持续四十多年，国语观念不断衍化，语言现代化得以完成。1911年后，随着国语运动的推进，“言文一致”的实践问题得到持续关注。1916年，国语研究会成立，推进国语的语音统一和书面语统一，催生了国语杂志的创刊，召唤着“近文雅语”式的白话小说。1917年1月，以包天笑和张毅汉为代表的小说家致力于白话小说创作，响应国语运动的号召，比胡适1918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提出要早一年多。学术界研究1多重视胡适对国语文学的重要贡献，较少关注1917年起张毅汉、包天笑等民初小说家的国语实践，忽略了他们在国语文学创作、国语书面语的构建、语体文教学中的重要贡献。张毅汉（1895—1950），原名其讱，又名亦庵，广东新会人。他清末来沪，创译兼善，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为包天笑所赏识扶持，是民初著名的小说家。在国语运动中，张毅汉于小说界和教育界两次转型，以白话小说创作和语体文教学实践积极参与国语运动的推进，是民初小说家参与国语运动的缩影。有关张毅汉的学术研究，学术界研究2的焦点多关注其生平考证、小说创作，而对他在国语运动中的贡献鲜少提及。本文即以民初小说家张毅汉为个案，考察其在小说创作转型及语体文教学实践方面的历史实绩，进而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双潮合一的视阈探究张毅汉小说语言及其语体文教学的时代意义与文化贡献。

一、小说家张毅汉的两次转型

张毅汉在1917年和1920年出现两次转型，即：白话小说创作与语体文教学。两次转型都是在近代国语运动的语境下完成的，与国语文学的倡导、国语书面语的实践有密切关系。

1、持续推进的民初国语运动

“国语”，3顾名思义，即国家民族共同语，是一个现代语言概念。1902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制度，他将所见所闻编印出版为《东游丛录》。此书中，吴汝纶援引日本教育界代表山川和伊泽修二的观点，4数次提到“国语”。他们认为：使国民爱国的前提是统一语言，这统一的语言即是“国语”。这是“国语”作为现代语言概念的首次引入，既指国家民族共同语，也指“国语”学科。不久，吴汝纶在呈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说明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对启迪民智的紧迫性。“国语”一词纳入近代文人倡导“言文一致”5的语言运动中来。

1911年后，随着国语运动的推进，“言文一致”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并由吴敬恒拟定《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该文对国语的白话性质给以阐释：

每字审定之音命名为国音者，其意盖谓此音为全国派人会议所公定，是为国有之音，非复北有南有京有省有县有，异日就国音而发近文之雅语，作为全国交通之媒介，即名之曰国语。国音生国语，名称亦可相承一线，故有拟名审定之音，谓为官音正音，为标准音……6

其文将“国语”定义为“就国音而发近文之雅语”，功能是“作为全国交通之媒介”。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国语”的命名和定位，源于“国音”，突出的是“国语”的书面性质。其二，以“近文”标举了“国语”的白话性质，又以“雅语”对白话的内容、范围、风格予以规范。1916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推动国语统一，同时发布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中附的“征求会员书”进一步明确说明：

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则必曰统一为便。鄙俗不堪书写之语言,较之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孰便,则必曰近文可写者为便。然则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但其变也，无轨道可循，则各变其所变，使立定国语之名义，刊行国语之书籍，设一轨道以导之，自然渐趋于统一，不过迟速之别而已。……由此言之，不必虑统一之难，当先虑统一之无其术与具耳。同人等有见于此，思欲达统一国语之目的，先从创造统一之方术与夫统一之器具为入手方法，惟志宏才薄，惧不克成此大业。7

“国语研究会”要制定的国语标准是“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且非“鄙俗而不堪书写之语言”。这就是对国语书面语的要求。如何完成这一目标呢？其思路是“刊行国语之书籍，设一轨道以导之，自然渐趋于统一”。换言之，国语运动家们希望通过刊行国语书籍，创办国语杂志，设置可以导引的国语标准，循序渐进完成国语统一。国语统一是时代使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为此，国语运动的倡导者虽然充分认识到国语教科书的编撰、国语教学标准的确立非常迫切，但他们更需要知识阶层的行动支持，即：白话文文学创作、白话语文体基础教学。这一时期，张毅汉创作了大量的白话小说，投身基础教育，虽未有史料明证其发表国语运动的理论，但他把国语运动的理论付诸社会实践，却成为最早的一批国语书面语的践行者和形塑者之一。

2、张毅汉的两次转型

国语研究会的成立，国语书面语的提出，催生了国语杂志的创刊，召唤着国语小说的出现。张毅汉的小说创作转型与此密切相关。1917年1月，包天笑的《小说画报》创刊。包天笑是扶持张毅汉进入小说界的关键人物，两人合译了多部小说，有着亲密的合作关系。《小说画报》第1期“例言”就申明了办刊方向：

“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本杂志以自行撰述为大宗。所订定者皆一时文家所撰小说，均关于道德、教育、政治、科学等最益身心、最有兴味之作。”8

包天笑将“白话”和“自行撰述”作为刊物特色，于当时文言盛行的学界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就倡导文学革命的《新青年》而言，1917年3月出版第3卷第1期，尽管登载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以宣传国语运动，但刊物文字仍以文言为主，而《小说画报》确以白话文为主。包天笑1926年曾撰文说明《小说画报》采用白话文的缘起：“倡白话文，今人均知为胡适之，其实奔走南北，创国语研究会，有远在胡适之前者。如吾乡陈颂平先生即其一也。颂平先生为章仲和先生之妇兄，服官于教育部。当民国元二年时，即为提倡国语之运动，至沪时，首来访余，欲求于报纸上任宣传之责。故余之创《小说画报》，即秉此旨。……故《小说画报》开风气之先，纯粹用白话文也。”9陈颂平，即陈懋治，当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佥事及科长。10原来，1916年，国语研究会成立，国语运动家陈懋治、黎锦熙等人南北奔走，鼓吹倡导，宣传“国语”普及，促成了一批国语文学的创作。包天笑、张毅汉及其创办的《小说画报》成为国语文学的先行者。

张毅汉的小说创作始于1908年的小说《两头蛇》，创作高峰在1913年“二次革命”后。1913—1916年，他发表小说58篇，仅有两篇《狗之日记》和《鱼雷》为白话体，其余都是文言翻译小说。但在1917年，张毅汉发表白话小说5篇，此后三年内，白话小说数量增至17篇。这17篇白话小说，15篇都发表在《小说画报》，可见，《小说画报》是张毅汉小说创作转型的关键。同时，他也成为国语运动倡导下最早进入白话小说创作领域的小说家。目前，我们无法找到这一时期张毅汉发表的关于国语运动的文献史料，但从包天笑和张毅汉的密切合作推测，当包天笑旗帜鲜明地提出“白话自撰”的《小说画报》时，张毅汉成为积极的追随者，其白话小说创作即是明证。从历史事实来看，国语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陈懋治来上海宣传国语，他以普及国语之责任托付包天笑。随后，包天笑创刊登载白话小说为主的《小说画报》，响应并推进国语运动。张毅汉作为包天笑旗下大将，开启了白话小说创作的转型，成为近代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新兴力量。

1920年1月，教育界训令：“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11国语运动的主要阵地从文学界转向教育界。同年，张毅汉进入教育界，开启了语体文教学实践的新生活。

1920年1月，张毅汉得到同乡卢树屏的邀请，希望他来培德公学担任教员。培德公学是由粤籍同乡卢颂虔和卢树屏共同创办，专为旅沪粤籍同乡所设，地址在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清云里。培德公学后因办学规模扩大，为广肇公所主办，更名为广肇公学，后又变迁为粤东中学。张毅汉转行入教育界的这一年，也是国语运动通过国家层面推动语体文之始。当时，他还打算一边继续小说创作，一边进行教学工作：“在加入培德以前，我的工作是翻译和写作点东西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一则由于我的兴趣，二则以此为生。”12“我当时只答应每日以半天的时间到学校服务，因为我要保留半天继续我写作的工作。”13但是加入培德公学后，张毅汉却将精力都放在教育上，渐渐淡出小说界。张毅汉带着白话小说创译时期萌发的新质，积极倡导语体文，成为语体文教育的一线教师。14

综上所述，1916年，国语研究会成立，倡导国语杂志和国语文学的出现。《小说画报》顺应这一思潮，成为最早实践并尝试的小说刊物。张毅汉作为其中的重要作家，转型进入白话小说的创作，成为国语书面语形塑的先行者。1920年，国语运动的实践从文学刊物落实到基础教育，张毅汉恰在此时进入学校从事语体文教学，成为一线教育界的语体文倡导者、教育者。张毅汉的两次转型均与国语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个人轨迹再次明证，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往往和小说家个体命运相互关联，正是众多的个体知识分子成就了时代的文化潮流，推动了社会进步与发展。

二、张毅汉国语小说的白话语言特色

自晚清始，运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者不乏其人，吴趼人、李伯元等都曾有白话小说刊行于世。但这些白话小说，或是文白相杂痕迹明显，或是全用方言土语，并不符合民国初期倡导的国语标准。1917年始，张毅汉以每年5篇白话小说参与了国语文学的实践与倡导，在自撰白话小说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其国语小说在语言上有以下特点：

1、“雅化口语”：小说语言的口语化

张毅汉的小说尝试以一种新兴的“雅化口语”，形塑“言文合一”的国语书面形态。

其一，在叙述语言方面，作者擅长以聊家常的口语叙述方式结构全篇，却很少使用方言，形成通俗流畅的语言风格。对方言土语的回避，并非意味着对口语本身的排斥，而是对口语形态的有意选择。他还将一些书面词汇纳入小说中，对口语化叙事进行修饰和提升，形成一种雅化的语言形态。以《精神之爱》开篇为例：“我这篇小说开首的当儿，正在下午七八点光景。天已夜了，四处的店家和马路上的灯火都已上了。上海南京路抛球场靠北的路边站了十几个等电车的搭客。”15这一开篇直接以“我”切入小说叙述，简单明了地介绍了故事发生的环境为夜上海的街头。语言明白如话，但“开首”“光景”这些书面词汇的使用，为小说语言的通俗性上增添了几分文人气。此外，张毅汉擅长将四字词语纳入小说语言，如“新旧兼用，不偏不党”（《理想夫妇》）、“怪奇多趣，可歌可泣”《天涯知己》、“西式其外，华式其内”（《丐妇》）、“近者日亲，远者日疏”（《一面》）等。这些四字词语两两连用，使文本叙述言简意赅，灵活多变，别增一番雅致之趣。

其二，在对话语言方面，张毅汉尝试以市井口语设计人物，使其既保有口语日常化、生活化的特点，同时避开鄙俗俚语，达成“近代雅语”的语言形态。如《罢工人》是一部反映罢工问题的小说。其开篇即以两个工人的对话展开：

在上海闸北地方，有两人在路上同行。一人问道：“你往那去？”一人答道：“我去吃茶呢。你可得闲么？”一人答道：“怎不得闲？咱们罢了四天工，我天天在李胡子家里叉麻雀。昨儿开了会之后，我便同小麻皮俩到天蟾去看时慧宝的《戏迷传》、盖叫天的《打店》。回来直到两点半钟才睡觉。今儿十一点钟才起来，正闲着没事，出来逛逛。”16

这段对话全用日常化的口语呈现，语句简短朴素，一气呵成。两个工人，一主一次，一问一答，声音、语气、神态无不显露，点明了工人罢工后的精神空虚。作者还设计了“李胡子”“小麻皮”这样富有生活气息的绰号，经“昨儿”“今儿”“得闲”等口语词汇点缀，简笔勾勒出罢工工人的群象，为点明小说主旨埋下伏笔。又如《天涯知己》中一段小狗的自言自语：“这人难道也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么？难道他也失了生平最爱的同伴么？难道他也没处投奔，和我的遭际一样么？难道他肚子也饿了，身子也乏了，足也痛了么？”17小说讲述的是一只身世悲惨的流浪狗。当它遇到跛足人，不禁有同病相怜，彼此慰藉之感。这里设计了四个“难道”开头的问句，带着小狗“汪汪”式追问的节奏，去追问生活际遇的悲惨。在口语式的追问中，作者又用“遭际”“乏”“足”这样书面词汇入文，使小狗的独白具有典雅的意味。这些巧妙的设计使对话语言生活化、文人化，日常生活描述也得到艺术化处理。从现代汉语的标准看，这类型的语言与一只流浪的小狗的身份并不相符，但却是对“近文雅语”国语标准的成功尝试。

张毅汉“近文雅语”式的小说创作，还未能达到生动精妙的境界，但作为民国早期参与国语运动的文人，他的小说写作，他对新兴的语言口语化的尝试，本身就彰显出国语形态的探索意义。

2、俗而不俚：都市流行语、俗语的运用

张毅汉的小说，还尝试以都市流行语、俗语构建新的小说语言词汇系统，创造性使用“咳”字进行人物语言刻画，使得小说具有俗而不俚的语言风格。

第一，都市流行语、俗语等对白话小说词汇系统的构建。张毅汉的白话小说多以上海为背景，上海的工人、乞丐、学生、文人等等都可能是他笔下的人物，故事地点也往往发生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因此，他善于使用各类都市流行语、俗语，烘托出小说人物的市井烟火气。如“搭客”（《精神之爱》）、“开老火灶”（《丐妇》）、“叉麻雀”（《罢工人》）、“上海规矩”（《丐妇》）、“现世报”（《天涯知己》）、“打稿子”（《理想夫妇》）、“打抽丰”（《忏悔》）等，这些流行语反映的都市的市井民俗，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富有生活气息。这些流行语和俗语为白话小说词汇系统的构建提供更多的语料，也为国语运动中国语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有其独特的时代意义。

第二，“咳”带来的行文特色。张毅汉小说人物的成功刻画离不开语气词的使用，张毅汉常用的语气词有“啊、呢、咧、呀、咦、了、么”等，这些语气词对于人物刻画和情节推动都很关键。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咳”。“咳”有两个读音，“ké”和“hái”，其中“hái”可作语气词用。《古代汉语词典》中查阅“咳（hái）”18字，有三个意思：①小孩笑；②语气词，表示感叹、催促等；③通“阂”，阻隔。在张毅汉的小说中，“咳”作为语气词表感叹时，有以下情况：

《天涯知己》：谁也想到今儿竟将你来作杀身之具呢咳！如今这世界上……（表反问的减弱）

《不忧庙》：正是咧，亏了我在这儿，若不是时，岂不咳！岂不要闹出罪过的事情来吗？（表反问语气的打断）

《理想夫妇》：第四件，性情要和他母亲一般咳！人之存心，尚且各有所殊……（表认同的加强）

“咳”作为语气词，往往用在句尾，表感叹，是语气的减弱、打断或加强。“咳”字，不同于“呢、呀”等词那么常见，有一定的使用区域。张毅汉将其作为语气词融入到小说文本中，就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丰富了现代白话的情感色彩。此外，“咳（hái）”还作为叹词使用，如：

《第七次》：防他妻子如防盗贼一般。咳！可怜啊……（表叹惋）

《不忧庙》：忽又暗自笑道，咳！我风（疯）了，就使他是个歹人，也未必看上了我。（表自省）

《和合汤》：忽听得一声叱叹道：“咳！你们父子省了罢……”（表提醒）

“咳”字作为叹词单独使用，有时是语气提醒，有时是情绪抒发，对人物塑造和情节推动都有特殊的影响。在古代汉语中，“咳”是作为语气词使用的，张毅汉创造性赋予其两种词性，表达不同层次的情绪，丰富了白话小说的语言表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总体而言，张毅汉的白话小说创作始于国语运动的倡导。在1917至1919年的白话小说创作中，他使用大量口语、俗语来构建白话小说的话语系统。他以独具风格的白话小说，展现了一位成熟的短篇小说家的基本素养，体现了他在国语文学方面的现代探索。他的白话小说也表明：他是“言文一致”的国语运动的拥护者、支持者和实践者。

三、张毅汉语体文的倡导与教学实践

1920年，张毅汉从小说创作渐渐转向国语教育，成为上海教育界倡导语体文的大将。他在白话小说方面的创作积累，带给他充足的语体文教学经验，并成为一线教师中语体文教授的先锋。

1. 语体文教育的理念

张毅汉进入培德学校教学后，在学校大力推行语体文，并得到卢颂虔校长的支持。郑逸梅回忆文坛掌故，特意撰写《张毅汉提倡语体文》一文，提及此事：“（张毅汉）一方面又掌教粤东中学，为乡梓培植人才。他教国文（即语文），竭力提倡语体文……”19张毅汉在晚年回忆中，也申明自己语体文教育的理念，从日常写作和平民接受两个角度分析文言和语体优劣，竭力提倡语体文教育：

关于学校应该革新的事情，在教学上具体的，第一件我向颂虔先生提出的就是语文方面改用语体——当时称作“白话文”。我之所以坚信用语体教学所持的理由：第一有许多人读了十年八年书，写出来的东西仍然不能通顺，因为他们学的是文言。虽然亦有些已经能写得声调铿锵的文言，但那是百人中之三四，其余百分之九十几是白读了。第二是看得懂语体的人，无论如何总比看得懂文言的多，文章写出来，当然看得懂的人越多越好。第三、语体文接近口语，我国方言庞杂，以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发生许多隔膜，如果用了语体文，可以帮助口头语之渐归统一。20

在当时偏爱文言文，轻视语体文的教育界，张毅汉能旗帜鲜明倡导语体文是十分可贵的。他的主张是从读写实际出发，带有平民阶层的立场，最终指向了国语运动的核心目标“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他对语体的倡导也不盲从，能看得到现实教学的窘境。以他执教的广肇公学为例，学生多为商人之子，“商人们自己没有读多少书，但是对于古典的文字，偏有一种执着的崇信，商业里头有许多固定的格式，商业文字语有许多习用的措词，那些都是用文言写成的，换了语体，便不免多所更张。”20废除文言只学语体会引起家长们的强烈反对。因此，校长卢颂虔就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语体和文言同时教学。

张毅汉提倡语体文的观点和实践步骤，为探析国语运动中语体文教学的现状和问题提供了角度。

2. 选择语体文教材的思考

张毅汉展开语体文教学，需要先搜寻语体文教材，精选语体文教学内容。

那时是语体文教学起步阶段，市面上还没有正式规范的语体文教材。他回忆道：“在开学之前，我便忙于物色语体文的教材，那时候还是提倡语体文的萌芽时期，写得好的语体文章并不多，即使有好文章，又未适合教学之用，确是颇费踌躇的一件事。”20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孙俍工所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虽然内容有些太艰深，内容几乎全是选自当时报纸杂志的文字，编排也未能很合理想，但是当时坊间所能买得到的只有这一种，便选取了作为基本课本，另外再选取了一些补充教材”。20

张毅汉物色教材时间当为1920年年初。而最早的中学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白话文范》《白话文范参考书》5月出版，钱基博的《语体文范》7月出版，这些书籍还未能进入市场。此外，他选择孙俍工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与教材的编选质量有着重要关系。即如黎锦熙所说，《白话文范》“因急于出版内容欠精”，21当时在商业运作之下语体文相关教材出版虽速，其内容选择、编排体例实是较为混乱的。因此，孙俍工在《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前言谈到：“全国出版界中国语文底选本，似乎还不少，但编次较有条理而适于中学程度用的究有几种？严格地回答这问题说一种都没有，也未始不可。因此，教授国语文的，只好自选教材了。……所以，教材的缺乏，不能不说是国语文运动底一大障碍。”22

在语体文教学中，张毅汉还会选取一些补充教材，其具体内容已无从考证了。但下文详细论述的文章——1929年他在《木棉》上发表的《小学中年级（三、四年级）默读补助教材》为我们透露出一些讯息。这份教材在题目设定上包含着国语读法、手工、绘画、语体文写作四个方面，可以激发学生阅读国语、写作语体文的兴趣，更承载着他注重学生发展、寓教于乐、知行合一的指导原则。

3. 语体文教学的方法

张毅汉经过摸索、尝试、反思，总结出一套独有的教学方法。他回顾当时摸索的过程：“后来我想起英语文字也是英美人口头语一样的文字，他们能把口头的语言写成文字，拿来教学，我们何以不能够呢？除了英文以外，许多文化进步的国家不都是言文一致吗？他们不是都用语体的文字教学吗？人家能够这样做得到，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得到。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便不再以没有师承没有教授法的书籍可供遵循参考为忧。于是我一方面尝试实地教学，一方面参阅一些英语的教学法的书籍，渐渐的在教育性质的期刊及报纸的副刊里陆续有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发表出来，可资参考。”23通过调整教学方式，他的语体文教学越发熟练，渐渐成熟，变小说家为教育家了。

张毅汉到底是如何进行语体文教学的？课堂设计及教学改进的过程如何？我们难以找到文献予以说明。但是1929年张亦庵在广肇中学的校刊杂志《木棉》上所发表的文章《小学中年级（三、四年级）默读补助教材》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机会。这是张毅汉教授小学三、四年级国语读法时所采纳的教学方法，具体如下：

这教材很简单，只要用报纸油印出来，同时教室内备一些浆糊，每人有一把小剪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