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烽早期小说的叙事建构及其话语修辞(1942-1960)

日期：2023-06-23 08:06

1940年冬，马烽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学校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的文学练笔为其创作生涯打下坚实的写作基础。1942年9月，他的处女作《第一次侦察》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此后便在文学道路上愈走愈远。对于马烽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对其文学作品的解读阐释，或对其生平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出现一批创作谈与回忆录，或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作家本体，对其代表作进行深入读解，或将马烽置于“山药蛋派”之中，作一群体成员考论。总体而言，学界对于马烽相关代表作品的研究成果已经繁复浩瀚，却对小说《第一次侦察》关注不多。

事实上，作为起步之作的《第一次侦察》,不仅仅是青年马烽基于自我生活与战斗体验完成的一篇战争题材的尝试性小说，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次侦察》运用的写作手法、叙事策略、语言技法，建构起马烽小说创作的基本写作范式，并在此后《金宝娘》《村仇》《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小说中有迹可循。本文想要探究的问题是：《第一次侦察》的叙事艺术是什么，这种叙事特征在马烽此后的小说创作中又有哪些延续与变异，以“成长”为支撑线索，试图串联起作家生涯的起步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耦合与联系。同时，随着实际工作与人生体验的变化，马烽小说的叙事题材和作为话语修辞的语言也发生不同程度的移位与形变。

一、《第一次侦察》的建构性叙事

《第一次侦察》在有限的篇幅里倾尽笔墨塑造了一名成长中的侦察战士形象。郝建峰不满足“打冲锋、拼刺刀”,化装侦察任务也是志之所在，他向连长主动要求去完成侦察金庄的任务，尽管中途被敌人俘虏，但最终急中生智奋力逃跑，在“挂彩”的同时也积累丰富的侦察斗争经验，文末的“打下金庄”便是他圆满完成侦察任务，成长为革命英雄的有力证明。

从创作意图和写作技法来看，马烽似乎想要在小说中建构或完成一个写作使命，即塑造出成长中的工农兵形象，具体而言，是革命战斗英雄。主人公郝建峰并不是革命队伍中的新人，相反，他是勇于冲锋陷阵的杀敌战士，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战斗英雄。因为，作为“细活”的侦察任务并不适合，也恰是因为郝建峰自身不完整意义的存在，为其日后完成侦察任务，实现革命英雄身份的转变提供成长与发展空间。首先，他不畏艰险自告奋勇，具备成为一个战斗英雄的思想前提，他同时具有完成侦察任务的能力基础，他所缺少的，是一次促使自己成为“全能型”战斗英雄的契机。因而，当队伍在天黑到达王家坪时，郝建峰察觉到机会的如期而至，他的“自报奋勇”行为看似唐突，实则具有深层的合法逻辑与合理性。面对这次侦察机会的可贵难得，郝建峰在即将实现由“战士”到“英雄”的身份跃升面前，“心里着急得很厉害”[1],黎明前的黑暗使他焦躁不安，身份上的转变之喜在情绪的起伏中遮蔽掉战争的险恶与残酷，思维的紊乱冲昏郝建峰在侦察任务中所应具备的冷静与谨慎，侦察任务的艰巨危险(难)与郝建峰缺乏侦察经验而简单应付(易)之间的张力宣告其实现“英雄”身份的转变注定充满坎坷。面对敌人的狡黠与讨好，简单应付的处理方式不仅使他暴露八路军的真实身份，也使他付出血的代价，“腿肚子上带花了”[1]。显然，单靠郝建峰个人之力并无法实现“英雄”身份的转变与革命集体的认同。

为建构郝建峰革命战士转变为革命英雄这一“成长”叙事逻辑，马烽在文本中巧妙设置了一个“拯救者”——刘杰。刘杰的适时到来消除了郝建峰因缺乏侦察经验带来的生命危险，“结果是刘杰把我背回去”[1],这也成为郝建峰实现“英雄”身份转变的助推剂。在这里，战友之间的互帮互助成为革命战争语境中战斗英雄得以形塑的有力支撑。

马烽在1938年调任部队宣传队宣传员之前，吕梁抗日游击队的战士身份及抗敌经历使他深知革命战争中“成长”本身包含的渐进性与不确定性构成了战士发展的多种可能与面向，革命英雄“成长”过程中存在的动摇与世事难料只有凭借革命力量的规训与介入才能给予其良性的发展空间，而空间内的结构张力又为革命英雄的顺利生成提供合乎逻辑的存在，这就确保了革命战斗英雄的生成必然。郝建峰逃跑时“腿肚子带花”的细节表明，鲜血(红色)的出现不仅指向革命战争的流血牺牲，它所代表的正义、忠诚、炽热品质是以郝建峰为代表的战斗英雄身上不可或缺的革命道德符码，“战斗—流血”二元结构成为小说中更为有力的身份言说证据，两者的紧密结合直接确保郝建峰革命英雄形象的必然性生成。

此外，马烽之所以选择战争背景下革命战士的成长经历加以描写，不仅是基于自我生活经历与战斗体验完成的写作投影，也是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环境的必然要求。

1940年冬，在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后，马烽开始大量阅读中国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接受文学创作的滋养与浸润。1942年8月31日，默涵在文章《关于描写工农》中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没有出身工农的作家，而且描写工农的作品也不多见。作家感兴趣的还是知识分子，因为作家都是知识分子，不同的出身、生活和经历，使作家和工农之间不能没有隔膜……但作家应该更加注意和描写工农的生活与斗争，因为他们是革命的主力，有着深厚的感召力。要写工农，就得熟悉工农”[2]。可见，马烽早年八路军战士的经历与侦察战士郝建峰之间有着文本内外的深刻互照，小说《第一次侦察》也在一定程度上服膺默涵的工农写作倡议，成为“熟悉工农，描写工农”[3]的实践之作。

马烽《第一次侦察》之所以选取战争题材来进行创作，不仅是因为抗日战争的时代主题，也是马烽实现战时情感动员的文体选择。1942年，马烽被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在美术股为剧社的墙报设计报头与版面。据马烽好友力群讲述，“他第一次写了一篇小说《第一次侦察》,发表在我们编的墙报上，我们非常高兴”[4]。可见，马烽创作《第一次侦察》的最初目的便是配合剧社的战斗任务写作的战争小说。剧社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为配合战斗任务，常常进行以“短、平、快”为核心的文艺创作，炮火的弥漫与战斗的急促更需要短促铿锵的文艺作品去动员战斗热情，凝聚战斗意志。因此，配合墙报而写成的战争题材小说成为报刊青睐的艺术形式，马烽也经由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实现群众抗战动员，在民族救亡叙事框架内实现小说的合理性存在。

除却马烽成长叙事技法的选用和战争题材的选择外，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我”的出现也尤为重要。无疑，“我”就是小说主人公郝建峰，以“我”的视角描写侦察金庄任务的前后经历，不仅把读者拉进战争背景下与敌争斗的真实环境，也使马烽与郝建峰在消除文本内外的隔膜后产生身份上的对照之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叙述人“我”与作家马烽的交融，从而“使全篇的叙述行为更加贴紧具体的叙述语境，让读者感到，只有这样写，才自然而然，不事雕琢”[5]22。本质上讲，马烽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所遵循的是与此后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形象塑造一脉相承的写作程式：他们在革命道德上没有任何瑕疵，一心赤诚向党，为人民服务，个人战斗能力突出，同时也表露出身上的固有缺点：粗鲁直爽、性直言快、缺乏与敌周旋经验。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展开与革命经验的积少成多，革命战士的缺点在单一化的基础上经过训导，逐渐成熟并成长为革命英雄。不可避免的是，经过塑造，所有的革命英雄都成为概念化的形象：“经过成功的叙事，个人都成为一种抽象的共通本质的传声筒，成为一个抽象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6]。

作为文本“同故事”叙述者，郝建峰的个人“成长”经历成为革命战士群体的缩影与政治理念的传声筒，郝建峰身上洋溢的革命战斗热情成为集体主义的象征所指。他被汉奸俘虏后，心中想起的仍是连长的革命训导：“死也不能泄露一点消息，害自己的同志”[1]。郝建峰在敌人面前的抗争与不屈成为1940年代政治话语所倡导的革命价值理念的实践显影。集体利益在战争语境中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符合民族国家生存需求的根本利益，个人的陨消无所谓轻重，但如果轻易在敌人面前变节，那就意味着集体利益的缺失。郝建峰战士形象不仅带来读者群体的审美愉悦与大快人心，战斗英雄的泛情感认同也直接波及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价值生成，继而实现边区群众对于革命价值观念的内化与再认同。

二、小说叙事手法的“延”与“异”

《第一次侦察》建构性叙事特征也在马烽此后的小说创作中一脉相承：成长叙事成为《村仇》(1949)、《太阳刚刚出山》(1959)的内在结构框架，《金宝娘》(1948)、《三年早知道》(1957)、《我的第一个上级》(1959)等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一次侦察》中的“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随着马烽个人工作经历与思想的变化，创作中固有的写作程式被打破：《金宝娘》《村仇》《三年早知道》《韩梅梅》等小说中渗透进土改叙事，“我”的面孔也由当年的革命战士变为下乡干部“老马”。马烽小说在承延既往写作技法的同时，也发生着新变。

“成长”不仅成为《第一次侦察》中贯穿郝建峰个人经历的核心，也编织起《村仇》中故事发展的线索。1949年9月底，正值全国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最后时期，马烽以赵庄和田村为核心，围绕着两村之间修渠和争水事件，聚焦两村贫雇农赵栓栓和田铁柱的争诉纠纷，呈现两家由好朋友变成死对头，最后破镜重圆的“成长”经历。赵拴拴和田铁柱本是连襟，却因争夺水渠而大打出手，田铁柱失手打死赵拴拴的儿子、自己的外甥狗娃，两家亲戚关系决裂，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在党的政策领导下开展反讹诈反奸诈斗争和减租算账运动，两村村民认识到村仇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田铁柱和赵拴拴的思想也发生极大转变，在“一壶和合酒”的撮合下，两家再度和好如初。赵栓栓和田铁柱的“成长”变化在指向地主阶级用心险恶挑拨秦晋的同时，还体现在两人阶级觉悟的觉醒——彼此间的血海深仇转化为对地主阶级的情感控诉。这与《第一次侦察》的叙事模式如出同辙：郝建峰“被俘受挫—战友帮助—革命英雄”的个人经历与赵田二人“关系决裂—辨明根源—重归于好”的复合之路有着高度相似性，都内蕴着以“成长”为核心的内在故事构架。

借助叙事学理论的视角分类(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可知，《第一次侦察》中“内聚焦”叙事视角不仅使故事具备真情实感特质，更铸就了马烽笔下一批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的经典小说：《金宝娘》以“我”的口吻展开叙述，“我”是“被分派到店头村领导土地改革”的下乡干部“马先生”,通过了解金宝娘的悲惨身世，“我”感到“骂了一个被旧社会逼害的女人”,是“极大的耻辱”[7],后来因为开展斗争会，个体冤屈经诉苦得以伸张，金宝娘最终实现作为独立个体女性的新生。“小说家可以将自己的部分经历和想法用作素材，‘赠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但小说文本一旦完成，这个‘我’就脱离实际作者，成为在小说文本中具有独立生命的对象化和客观化的存在了”[5]19,作者和“我”一样，同情于金宝娘的悲苦境遇，作者将同情怜悯之心赠与“我”,让“我”以下乡干部的身份帮助金宝娘脱离苦难，见证金宝娘新社会下的重生，在“我”身上，被赋予的是作者之情，“我”所拥有的，是执行之力，“我”在实际行动中帮助金宝娘解决实际困难后，作者之同情成为“我”的内在品质，“我”作为党的干部，下乡之举便具备身份合法性与自足性。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作家下乡深入农村的政策号召影响着马烽的创作题材选择。194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文章在谈及“写什么”这一问题时，提出要写典型化的人物及其在革命中的变化和旧事物的逐渐消灭，写时代的新英雄和人民的新希望。《金宝娘》《村仇》《三年早知道》等系列小说表明，在土地改革、减租算账运动的背景下，马烽小说内嵌土改翻身叙事框架。金宝娘在地主刘贵财的逼迫下沦为娼妇，后来通过斗争会诉苦道情才得以翻身解放；赵拴拴和田铁柱两家的矛盾看似是赵庄和田村争夺水渠结下的恶果，实则是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受害者，地主阶级赵文魁和田得胜的倒下使得两家重归于好；赵满囤入社时的自私自利思想在政策教育引导下走向正轨，变成合作社的主人，兴修水利、规划远景、忘我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土改背景下描写新人转变与成长成为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马烽的创作特征，“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描写农村社会变革的。从土地改革，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建立人民公社”,目的就是“想帮助一些青年读者，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情况，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8]83。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小说中叙事题材的更变，马烽笔下的书写对象也呈现出新兴面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的写作方向“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9]857。金宝娘、赵拴拴、田铁柱、赵满囤、张初元、雷石柱、孟二楞、韩梅梅、赵大叔、贺老栓、彭成贵等一批农村新人渐次成为马烽作品艺术长廊中新的人物面孔，他们不再是战火中的革命战士，而是扎根农村的朴实农民，他们的身上展现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的生活面貌，具备社会主义新人新品质，烙刻着社会主义崭新的理想信念，“那么勇敢，那么坚决，很少在困难面前低过头、屈服过……”[10]176,书写对象变迁的背后呈现的是马烽对于新生活深度与广度的掘进，思想的提高与艺术技巧的圆润成熟。

三、小说语言的赓续与出新

马烽在编织成长叙事，运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等创作手法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语言技巧对人物形象塑造产生的作用。马烽深受山西地域方言的浸染，丰沃的方言资源给予马烽丰富的文学养分。在小说中，战斗情节的引人入胜，革命英雄形象固然是使文本增光添彩的重要因素，但散溢其中的地域方言也使小说地方风味十足、民间色彩浓郁。正如马烽在《漫谈学习群众语言》一文中谈到：“学习群众语言，了解群众语言，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大众化工作者起码的条件”[11]36。与其说马烽将地方方言的运用作为实践毛泽东《讲话》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手段，不如说对于群众语言的正确涵纳为其创作赋予精美的艺术形式。《第一次侦察》中，郝建峰被汉奸俘虏试图拉拢说服汉奸时，汉奸的嗤笑使郝建峰火冒三丈：“我听了这样尿泡打人的话，心里直冒火，恨不得把他的脑袋打烂。但他有一支枪，他妈的，没办法”[1]。“尿泡打人”是山西孝义方言里的羞辱人之语。孝义方言有云：“尿泡打人，虽然不疼，臊气难闻”。在汉奸押解郝建峰的途中，郝建峰的心理活动也具有十足的真实样态：“这时我心里乱杂杂地。想到再过一会儿，就不知受什么洋罪了”[1]。“乱杂杂”是“乱糟糟”的方言变体。郝建峰满怀信心接受侦察任务，却被汉奸俘虏，显然与自我的预期心理相差甚远，由期望到失望的心理落差在孤勇者郝建峰的内心产生难以忍受的羞愧，但这一切都被直白纯然的方言巧妙化解。

山西孝义方言在马烽笔下的运用自如使得小说故事构架、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都能大显其彰。方言的运用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比如《金宝娘》,当“我”趴在炕桌上整理材料时，听到刘拴拴说：“哈!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1],“夜猫进宅，无事不来”这句俗语为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发展起到铺垫作用，为后续追叙金宝娘的身世经历埋下伏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孝义方言的语言结构赋予农村人物以典型性格。在《孙老大单干》中，“人不走运，喝凉水都嵌牙缝”“老虎吃蚊子，枉张空口”[10]150-155等一系列方言土语的运用，反映了孙老大在农业社初期冥顽不化的思想痼疾，与入社后心存感激之情形成强烈反差，一个性格倔拗但不失憨厚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在语言表达上，马烽充分发挥方言大众化的话语功效，精炼直白的语言为小说增色不少。《杨家女将》中“刚见面就给个下马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狗扑耗子，多管闲事”[10]340-343等方言俗语的运用使马烽小说魅力焕发，在体现农村农民简朴素净语言特点的同时，也凸显出马烽作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的文体风格。

《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大众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走普及与提高路线等诸多要求。在“如何做”的层面上，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许多文艺工作者存在的问题：“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9]850,“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9]851,在语言形式层面，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应当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9]850,语言应当成为通向人民群众的桥梁，并直接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相联系。马烽在贯彻《讲话》在语言层面提出的诸多要求的同时，也对自我写作语言做出相应的净化与纯化。实际上，《第一次侦察》作为马烽的处女作，内容上的趋于完美并无法遮掩语言形式上的稚嫩与粗砾。郝建峰在被汉奸俘虏以后，劝诱汉奸从良不成，不仅“心里直冒火”,而且面对他的是汉奸的一支枪，只一句“他妈的，没办法”,侦察战士同样以“老子”的语气爆粗口，此类细节除了能够在文本中表现战士面对敌人不屈不挠和直爽的性格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消损了小说的美学表现价值。马烽此后反思到：“运用群众语言，目的应不是为了装饰文章，而应是更能生动更能深刻的表达群众的生活、情绪，使群众易于接受。群众语言也并不光是些俏皮话和歇后语。过去我也很热中于这些东西”,“等写好文章以后，搬开本本往上填，正因为是硬填上去的，就显得没力量，不生动，甚至有点矫揉造作的感觉”[11]37-38,粗口与秽语不只是群众语言的全部，相反，“只要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处处留心，时时留意，就会有收获”[11]36。马烽对话语修辞的检讨预示着此后在文艺创作中语言形式上进步的可能，经过语用层面上“去粗取精”,马烽的小说语言不断进步与成熟，《村仇》《金宝娘》《光棍汉》《红姑娘》等一批小说的出现，表明山西孝义方言蕴藏的语言势能具有无限生机，仍能登上文学殿堂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