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记忆与亚太视野：论陈映真的台籍日本兵书写

日期：2023-06-21 07:42

一、前言

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限，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就经历了多场连续且惨烈的战事。战争在结果上表现为各地日占区、殖民地的成立：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割台，到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1937年日本占领中国华北地区并进一步向内陆进犯……1940年9月底日本占领越南，随后在1941年制造珍珠港事件，占领香港后接着将战争范围扩至整个亚太地区，陆续占领太平洋诸岛。不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败而结束，二战后，美国接管了旧日本帝国的势力，直接导致朝鲜半岛分断、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延续至今的两岸阻隔。而无论在现实实体政治还是心理遗绪方面，站在21世纪都已经过去二十年的今天来看，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局势仍然未能彻底走出上个战争世纪的阴影，这一现状也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区域内批判性知识分子反思历史、检视当下、展望未来的起点，陈映真（1937-2016）便是这群思考者中的重要一员。

对区域内战争历史和现实经验做彻底的梳理和反省，这一意识深刻地贯穿了陈映真整个创作生涯，而身处台湾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有着独特被殖民历史经历的岛屿上，如何不限于岛屿或区域一隅的视野，在本土经验、两岸视野的基础上提供更具批判力的深刻思考，是陈映真始终必须面对的难题。幸运的是，早在1960年代，在他最早的小说创作中，陈映真就将目光投向了台籍日本兵这一特殊人群，并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内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且进一步地在此基础上表达了他破除冷战结构的尝试性方案。但不幸的是，来自台湾地区、朝鲜半岛的前殖民地日本兵在战后很长时间内都被区域内的各方势力忽视、鄙夷，而战后亚太地区多边政治势力的运作与角力，使得战争世纪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无法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解决。

“台籍日本兵”指二战期间去往世界各地参与日本军队军事活动的台湾人之统称。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的殖民或军事机构招募、动员了超过二十万名台湾人去往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场，绝大多数担任非战斗任务的“军属”或“军夫”。1日本最早在1938年2月于殖民地朝鲜施行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皇民化运动为日军在台统治和募兵做了精神动员，珍珠港事件后，日军的陆军、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陆续在台湾地区开始推行，由于战事节节败退，日军自1945年1月开始不得不在台湾地区实行征兵制。不过，由于“‘兵’，广义来说，就是兵卒的意思。台湾人无论是不是正式军人，都是日本军方在战争布局中的小棋子、小卒仔”2，因此本文将继续使用“日本兵”这一统称。

“台籍日本兵”自身包含了独特的历史经验，他们在不同时代中的遭遇也折射出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课题：在日据时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二战期间主动或被迫发配到各地战场，一面承受着日本殖民统治的欺压，一面又是以“日本兵”的身份成为了战争的共谋和被侵略地区民众的加害者。1945年8月15日，台湾地区人民一夜之间由战败的日本人变成了胜利方的中国人，台籍日本兵从“皇军”成为“国军”，被驱使去与共产党作战，甚至后来又被派往朝鲜战场……可以说，台籍日本兵这一群体的经历和遭遇是20世纪战争世纪的罪恶和悲惨的浓缩写照。

“台籍日本兵”的历史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3，虽然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屈指可数，但这些有限的创作中大部分面世时间却远早于正式的学术研究。4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曾为日本兵的陈千武（1922-2012)1967年起根据亲身经验创作的以《猎女犯》为代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5，作者以冷彻的态度记录了战争惨状和原日本兵矛盾暧昧的战时心理，这系列小说因此成为相关题材创作中最有争议的作品。6当时的年轻作者们对这一当时还是“言论禁区”的题材亦有勇敢的尝试，这些创作基于个人的见闻完成，包括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1960）、陈鸿森（1949-）的《魇》（1973）、李双泽（1949-1977）的《终战的赔偿》（1978）、李乔（1934-）的《孤灯》（1979），都是在1980年代前就写成的作品。而作为少数长期持续关注该群体的思想者，以文学创作投注长达几十年气力的，可以说只有陈映真一人。他对台籍日本兵的关注自然受到评论者的注意，7不过却很少有研究将这种观察作为一种线索或角度来考察陈映真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因此本文将在此思路上，主要通过《乡村的教师》（1960）、《The Imperial Army Betrayed（被出卖的“皇军”）》（1995）、《忠孝公园》（2001）的分析，思考陈映真台籍日本兵书写背后思想的历史性和发展性，进一步指出其中暗含的、对于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的左翼亚太视野。

二、孤独的思索，个人的忧郁：《乡村的教师》（1960)

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二战的具体定义和感受是不同的。在二战后期，台湾人对内是被殖民者，是被日本差别对待的“二等公民”；对外是在军国主义教育影响下必须无条件效忠天皇和日本帝国的“日本人”8。而作为“日本兵”，则更被要求绝对服从并效忠于日本帝国。因此当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台籍日本兵不仅要突然承受帝国幻灭的深重打击，还要被动地接受一夜之间由战败军队变身胜利军队的角色转变。这种突然、剧烈的身份翻转，以及被驱使去与共产党打仗的经历，都是其他地区的“日本兵”没有的战后经验。而二战后，随着美军的介入，日本逐渐“拥抱战败”9，在日美同盟结构的庇护下，战争追责和战后赔偿被搁置，使得“前殖民地原日本兵”这一议题在1970年代之前，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在日、韩都长期被无视。10

从这点上看，年轻的陈映真在1960年写下《乡村的教师》这样的创作就显得相当超前。《乡村的教师》讲述了台籍日本兵吴锦翔从战场回到故乡的农村后的经历。小说开篇就是在台湾地区光复快一年之时，吴锦翔从南洋回到故乡的场景。他的归来搅动了乡村的平静，村民们想起包括吴在内的被派去南洋的几个同村人，但他们在小小的兴奋后又马上归入了无感的“太平”中。回乡后的吴锦翔在母亲自豪的眼光中进入了当地的山村小学任教，从战场死里逃生的他重拾热情和感动，自觉“小知识分子的热情重又自余烬中复燃了起来”11。但“二二八事件”却使他之前在战场上被唤起的“对祖国的情热”转为悲观的思索和感叹，他感觉到自己无力的“幼稚病”，这种无力的情绪不断堆积，最终他“堕落”并爱上了喝酒，在一次学生的宴席上，他借着酒劲说出了过去在南洋战场上吃人肉的经历，此后便开始遭受山村人们异样的眼光和有意的疏远，终于，他自杀了，给乡村留下“一个阴气的死”和他母亲的哭声。

196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同时言论思想受到严酷管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作者们更加关注艺术文本内部的世界，他们借各种艺术形式凝视自己的内心，以美学的表现方式表现青春的苦闷。以《乡村的教师》为代表的陈映真的早期创作就带有典型的台湾地区1960年代青年文艺创作的普遍特点：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一方面起因于严酷的言论管制，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社会资本发展烂熟在艺术表现上的必然呈现：浓厚的带有个人色彩的忧郁情绪，充满告白气氛和虚实相交的情节。《乡村的教师》里对无感的村民的描写，明显受到了鲁迅《呐喊》的影响，不过假如我们拿鲁迅《孔乙己》这篇描写群众之冷漠的代表作作为参照，就能发现《乡村的教师》里个人抒情情绪之浓郁。在《孔乙己》里，围观众人之无感，除了对孔乙己冷嘲热讽的鲁镇居民外，还来自“我”这个从十二岁便在咸亨酒店当伙计的叙事者，“我”与鲁镇居民、孔乙己实际是一体的，明明都是在底层苦苦挣扎的人，却相互冷漠算计，相互倾轧，这样的“无感”的群众也没有因为孔乙己眼见的落魄甚至死亡而出现任何改变，似乎就会无止地继续下去———对这种无情社会的批判和痛心是鲁迅要表达的中心，当然也是抒情的，但这种抒情没有自我耽溺的意味。而《乡村的教师》突出的，却是吴锦翔这个“独异个人”，这里面有两个叙事声音，一个来自吴锦翔，一个来自占有全知视角的作者，当吴锦翔的倒叙片段出现时，常常会让人分不清这些话到底来自吴锦翔还是作者，特别是当剧烈的情绪变化之间出现大段情节空白的时候，青年作者陈映真过剩的主观情感就会不自觉地溢出。例如小说中，刚登上讲台没有多久的吴锦翔面对“这些小小的农民的儿女们”12时生出希望后不久，便在“二二八事件”中开始思索并感到“悲哀”：

这时候，身为教师的吴锦翔逐渐的感到自己内里的混乱和朦胧。他努力地读过国内的文学；第一次他开始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过去，他曾用心地思索着中国的愚而不安的本质，如今，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了……连这样的动乱便都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了。这是一个悲哀，虽其是朦胧而暧昧的———中国式的———悲哀，然而始终是一个悲哀的；因为他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变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文学，而他的爱国情热，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的感情罢了。13

在这里，大量的情节空白被不知是故事主人公还是作者的忧郁和苦闷填满，类似这样的叙事风格在同时期台湾地区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并不罕见。在1960年代，年轻的台湾大学生作者们在全盘接纳20世纪西欧文学的动向、把西欧文学的成就予以接纳与定位的同时，也造成该风潮一边倒的垄断，以及创作主体情绪上的虚无主义、本体丧失等恶果，许多作家打开了通往失去现实的无国籍文学、高蹈文学的道路。12陈映真及其创作亦无意识地显现出这股时代风潮的影响：强烈的忧郁气质凌驾于具体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塑造之上。小说中设定21岁的吴锦翔于1941年离家从军，但读者无从知道吴锦翔具体是如何加入日本兵的———前殖民地日本兵除了受皇民化教育影响志愿入伍的年轻人外，还包括只是为了赚取军队工资的穷困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特别是日本直到战争末期才开始在台湾地区强制征兵，台籍日本兵内部也因入伍因素不同，战争前后个体差异极大———我们只知道，吴锦翔出身佃农，读过书，曾经参加过抗日活动，在南洋的密林里出生入死。但也就是这样一个塑造不够完整的、忧郁的失败知识青年被安置在了台籍日本兵的身份中，这一构思显示了此时期的陈映真在创作观念和历史意识上远超时代的敏锐和清醒，他与那些逃避现实、单凭冥想，或只从文艺作品中去培养“伟大的不安感”的作者们有本质区别13。

陈映真借台籍日本兵这一角色设定给予作品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台湾文坛是独一份的存在，也是他赋予战后台湾地区社会异质性的思想能量———一种关注现实、超越冷战对立架构的历史意识早在1960年代初就有闪现。这种超前的、敏锐的历史眼光，根据陈映真自己后来的描述，大概与他从中学时广泛、博杂的地下阅读有关。当他在1990年代接受日本左翼思想刊物《世界》的访谈时，还能兴奋地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在1957年8月的《世界》上读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日译版的经历。1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映真在当时台湾封闭的环境里足以“早慧”到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写实主义理论，而是说，在当时，无论是社会主义思想，还是西方的现代个人主义思潮，对陈映真都是新奇的思想出口，都是知识青年对抗主流思潮———即国民党当局的党国反共意识———的武器，但在强压的客观环境下，作者及其笔下的人物在不自觉地展现让人难以理解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同时，也因为理想追求的无望陷入绝望，“那个时代没有革命时代的面貌，现实中也没有唤醒大众革命、经历强力斗争获得胜利的人”17，于是像吴锦翔这样怀抱着残存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最终只能绝望地自杀，给人留下挫败的印象。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片面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不成熟的台湾地区文坛，对陈映真的这种社会历史意识抱有强烈的生疏感。但是小说本身艺术的不成熟、夸张的忧郁情绪使得陈映真被自然地划入“现代主义”的一员，当小说被赋予“现代的”文学本体意识时，有违主流叙事的严肃题材———如台籍日本兵的故事———也就获得了被正当化的理由。陈映真在同年（1960年）年底为钟理和短篇小说集《雨》所写的评论中高赞钟理和“是第一个不以迷信、传统、概念，而用赤裸裸的感情和真实的血泪去表现了这一时代的作家”15，隐晦地写出了他对“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的要求，但是政治戒严的客观环境与他当时有限的经历和养成都不得不让他笔下的主角充满了强烈甚至病态的忧郁，但这种忧郁是具有现实性的，是一种因对人和社会的恐怖感和绝望感而产生出的，它虽然是夸张的，却带有浓厚的现实感。从这个角度上说，陈映真早期“忧郁的”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不在于其现代主义或非现代主义的归属，而在于它们显示了创作主体对时代的接纳与超越时代的反省。以台籍日本兵为主角的《乡村的教师》便是最具典范性的证明。

三、迈向更深广的社会、历史关怀：从《铃珰花》（1983）到《Imperial Army Betrayed》(1995)

陈映真一生都对具有压迫性的主流话语垄断感到怀疑和不安，始终带着边缘的反叛色彩。他在1950年代末就开始积极地阅读禁书，在1960年代全盘西化的时代，深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同时，也从未停止与这种逐渐占据主流的现代思潮搏斗，应该说，陈映真文学创作的魅力在于其作品展现出的，他与自身所处的社会主流思潮缠斗的过程。他在1965年就写出了严厉批判台湾地区“亚流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更不用说离开“狱中大学”后第一篇创作便是将矛头指向自己的《试论陈映真》（1975）。从1970年代中到1980年代初，陈映真在深度卷入各种论战的同时，一边创作了以《贺大哥》（1978）、《夜行货车》（1978）、《云》（1980）等批判台湾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对美日殖民体制的依附性，以及揭露由此产生的残酷压迫底层劳动者的非人性行为；一边从反省自身扩展到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思潮的系统批判。这些实际上也是1960年代批判性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小说创作上的表现之一便是新的叙事形式的发展。

同样是描写富有理想、挫败的知识青年，回乡的台籍日本兵，《铃珰花》（1983）中的高东茂是被日本派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台湾人，但后来“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16，战后他也回乡做了“乡村的教师”，他信奉人人平等的进步思想，反对将学生分班，反对特权，某一天他突然消失，“我”和阿顺在隐秘的山洞里撞上了惊恐的他，他再次逃跑，音信全无。高东茂与《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的经历很相似，但高东茂面对的是实际的严酷的白色恐怖，他被不断追杀最终杳无音讯，而吴锦翔是在郁闷的心情中割断了自己的动脉。《铃珰花》中对高东茂的处理也很精巧，这次不是继续平实地在高东茂本人和全知作者视角中打转，而是选择了“我”这个不完美、不成熟的儿童视角，高东茂在“我”的视角内没有什么大段直接的正面描写，但对高东茂老师的好奇、惦念和担心串起了整个小说的逻辑和行动线索。借由儿童的视角，高东茂的一个个片段构成了一种历史悲剧的象征，特别是小说中还安插了一个亲日投机派人物余义德作为参照，历史悲剧感经由儿童的天真视角脱出，在作者抒情又克制的行文之间，更衬出悲剧之惨烈。从吴锦翔到高东茂，可以看出陈映真的写作重心逐渐由个人的忧郁转向了社会的忧郁。《铃珰花》通常被视为陈映真“1950年代白色恐怖书写”系列代表作17，内文中对高东茂台籍日本兵的具体经历着墨不多，但陈映真仍然保留了台籍日本兵的人物设定，这种设计是意味深长的。

1987年，陈映真写完同为“1950年代白色恐怖书写”系列的《赵南栋》后，一直到十二年后的1999年才重新写起小说，时隔多年的《归乡》中依然保留了台籍日本兵这一群体，而这个群体最终在他最后的小说《忠孝公园》中成为故事和历史投射下的核心角色。不过，1950年代白色恐怖和台籍日本兵的悲惨遭遇本就是战争陈疴的一体两面，即战前战后本质未变的双战结构：战前是国共内战和反帝的反侵略反殖民外部战争；战后则是国共内战未完形成的两岸分断，以及战后全球性的冷战结构。在这个双重结构下，被压迫、死伤惨重的都是最普通的民众。陈映真很早就意识到内战和国际热/冷战的双战结构，但在1980年代之前，这种意识还多是观念上的，特别是他对大陆的历史和人物抱有浓厚的好奇与向往，但因为两岸分断却无法实际接触。1983年8月，他远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第一次直接地接触到了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第三世界的作家，并且随着两岸局势的发展，观念上的接触逐渐现实化，面临的问题也愈加复杂，他的视野也进一步由两岸到东亚甚至更广泛的亚非拉世界。他逐渐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对全球的蚕食和剥削，其背后的政治资本强权正是阻扰两岸和解、妨害第三世界发展并威胁世界和平的始作俑者。

陈映真进一步地在1980年代关注到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和民族统一运动，他指出韩国的进步势力明确认识到韩民族的分裂是冷战的产物，这样的认识是台湾地区所没有的。18而在几十年来台湾地区的主流教育和宣传里，除了强调内战中与共产党的对抗关系，其他与近代中国大陆相关的历史几乎是空白的，因此导致了台湾地区各方势力都普遍缺乏主体意识，以及对两岸分断形势下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能扮演的角色欠缺基本的认识。陈映真就是在这样的对比性认识和检讨上，进一步对比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经验，指出四小龙作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全球分工的背景下形成了依赖冷战体制成长、威权主义膨胀的附庸型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在1990年代初，“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所赖以发展繁荣的历史和物质条件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急迫需要一个因应‘后冷战’、‘超克内战’的新历史时代的思维———探索、反省、批判和创造”19。

1995年，陈映真赴美国夏威夷参加纪念太平洋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会议“危险记忆：二战在太平洋战场”。会议主办人指出，相对于欧洲对二战的细致研究和历史建构，太平洋战场连带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岛屿的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却被英语世界所忽视，而在这片战争中受到最严重破坏的地区，人民在战后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这场会议的筹办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会议主办方希望藉由会议发展出新的认识历史的方法，以及挖掘被长久湮没的历史和个人，促成不同地区学者的交流，为未来的世界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构想。20陈映真在这场会议上发表了专门讨论台籍日本兵的文章《Imperial Army Betrayed（被出卖的“皇军”）》，这篇文章应该是全世界最早以实地采访记录汇整、全面总结台湾人原日本兵历史的文献之一，但一直到英文版发表后的十年后才被翻译成中文，21而未能得到中文知识界足够的重视。

陈映真这篇文章是他在1995年上半年在台湾、天津两地实际探访十一位曾经的台籍日本兵后写下的。他先对这些日本兵的基本状况做了介绍，强调他们的成长背景深受日本皇民化运动影响，因此不少人都受到日本的“皇国史观”驱使加入了日军。从1938年开始，便有台湾地区的民众被派往战场从事军队的后勤服务，例如护工、车夫等等，直到1942年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地区开始实行，台湾人才有了作为“日本兵”加入战争的经验，期间还有原住民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加入日军，而一直到1945年1月，正式的征兵制才落地台湾。陈映真指出，“日本兵”制度如此滞后、缓慢地在台湾地区推行，是因为日本人不相信台湾人到了中国大陆战场上会忠于日军。于是从1937年到1945年，超过20.7万名台籍日本兵去往各地战场，其中有6.1万名被派往菲律宾及南洋其他地区，3.3万名被派往中国大陆。这些台籍日本兵伤亡惨重，但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正面回应台籍日本兵的战后赔偿问题。22

在受访的十一人中，五人居住在中国台湾地区，六人住在天津，其中五人并非自愿加入，是被强制征兵；有两人因家贫，入伍仅为赚取日军提供的收入；剩下的几位坦承自己是被“爱国心”和“日本精神”驱使加入了军队。但对于日本兵身份和战争的个体经验差别极大，战场上因为是台湾人而被歧视的遭遇对他们来说都习以为常；有人亲眼见过日军在海南岛公然强奸当地妇女，在菲律宾虐杀美军和当地男性……在日本战败之时，他们有的反应木然，有的在丛林里逃命直到几个月后才得知战争结束，还有的在菲律宾被当成日本人遭到当地人的愤怒攻击……26

陈映真指出，战后初期这些台籍日本兵既不被看作是获得胜利的中国人，也不认为他们是会为战败而消沉的日本人。是否在战后回到台湾地区决定了台籍日本兵战后各自截然不同的命运。每个人几乎都在战后吃尽了苦头，甚至直到1990年代，这些已入风烛残年的曾经的台籍日本兵还在争取日本的战后赔偿或返回台湾地区的老家。而在1990年代之后，内战视角在陈映真的创作中被加强，相应地，在面对台籍日本兵这一议题时，陈映真从来不将视野仅局限在台湾地区和日本两地的空间内，中国大陆以及更广阔的南太平洋的历史和空间也被强调，至此，在陈映真的书写中，逐渐具象化的中国大陆的时空人事连接了过去笔下的台湾地区和南洋、太平洋，历史视野也随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进一步延伸，台籍日本兵绝非仅限于前日本殖民地台湾和前殖民者日本二者间的内部议题，而成为了陈映真全景式思考、二十世纪纷杂时空和历史彻底呈现的契机。

陈映真以文学家动人的手笔写下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细节，例如后来居住在天津的刘成庆，在日本就读高中后入伍，战后留在了大陆，在1958年反右运动期间被判为叛国者和日本汉奸，在受访的1990年代，他仍常常会设想假如自己没有离开日本会如何，而受访时他正担任日资公司的顾问，“我教他们如何严格对待中国工人，同时少付工资”27。

又有，陆清林提到他在日军时受到一位日本铃木少校的照顾和保护，战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6年秋，他在一个小车站里见到了憔悴衰老的铃木少校，他坚持将自己身上的所有东西送给铃木少校，但铃木少校只收了很少的一点糖果和干粮，说道“你是我的孩子……钱应该是父亲给孩子，不是反过来”，此后二人再没有见过面。28而他又因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被告知如果返台的话就会被视为共产党连累家庭，于是他在1952年回到了中国大陆，之后也经历了动荡的人生。29

陈映真还特别提到了两位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台湾人原日本兵，谢勇和陈春庆，他们都是在“二二八事件”后被启蒙加入了地下党，谢勇在白色恐怖中成功逃至香港，陈春庆是通过阅读被启蒙，在白色恐怖期间成功逃过追杀，一直隐匿到1959年被发现，后来又坐了十年的牢。30

在访谈中，受访者陈根发提到战时看到沿路的横尸和惨案感叹，“最惨的是老百姓”，他在战后意识到自己是加害者，在向日本索赔时，面对的不仅有日本官方的冷漠，还有日本普通民众的无感，台湾当局不断以台湾人原日本兵的索赔权益换取日本对台湾的政治支持，这也让他感到十分心寒。陈映真也由此想到同时期台湾社会对二战胜利的无感，由此指出，未被正视和清理的殖民历史依然对当今台湾和世界产生着影响，它的表现形式多样，既包含了以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为核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包括美苏冷战结构崩坏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结盟。31

四、全景式的思考与书写：《忠孝公园》（2001)

在结束夏威夷的会议之旅后，陈映真在经东京回台时与徐胜（194523-)23进行了一场对谈，两名曾经的政治犯相互分享了同为东亚冷战前线的台韩两地的战后经验，此后他们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从1997年到2000年代初，二人联合冲绳、日本各地进步知识分子，举办了多场“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会议”，但就如陈映真自己说的，“曾为东亚冷战前线的台湾……解严后的十年中，最突出的现象莫过于其‘本土意识’的霸权化，掩盖了阶级意识和正确的历史认识”，24从1995到2000年前后，陈映真花尽心力财力亲自在海外购买图片、收集史料，组织了面向大众的“五十年枷锁：日据时期台湾史影像系列”、“一个半世纪的沧桑：香港图片历史系列”等展览，同时为了反对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以及回击在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时批判部分学者借机将乡土文学诠释成台湾意识文学的意图，他带头创立了《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陈映真的这些实践为批判性审视台湾（文学）史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和积极的理论尝试，但他有限的努力依然无法抵抗逐渐“台独”化的本土化浪潮。如同有记者后来回忆到：

一个沉闷而严肃的周末，我去剑潭采访一场东亚后冷战会议。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单向感受陈映真先生孤单的声嘶力竭。彼时，本土化热浪袭台，“东亚”位在地理上难以想象的远方他处；尚未好好解冻的“后冷战”，不幸遇上提前到来的全球化，谁有热情去消化呢？25

在令人苦闷的环境中，陈映真在1999年年初写出了小说《归乡》，小说主要讲述了曾经的台籍老兵杨斌在解严后回到台湾地区，在新的、充满了人为的省籍对立的政治氛围里的种种遭遇。台籍老兵杨斌是二战结束后被派往大陆征战的国民党军人，1949年后滞留在大陆，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经历了不少磨难，但最终在1980年代获得平反。台籍老兵，与台籍日本兵一样，都是残酷内战、冷战的悲剧性产物。在《归乡》中，杨斌就提到，“有人当了几年日本军夫捡一条命从南洋或华南回来，几个月半年找不着工作”26，还有听到被长官以“共匪的残暴”威胁后隔日剖腹自杀的原高砂义勇兵成员。36讲到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经受的磨难时，杨斌倒出台湾老兵的痛：“台湾兵有两条过不了关。给国民党干过，打反动内战。这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有不少台湾兵给日本干过，去过东北，海南岛当日本军夫。这就是帝国主义走狗了。”37相对之前的书写，台籍日本兵在这篇小说中更多的是作为叙事背景，从这点也能看出，复出后的陈映真在写作风格上又做出了新的改变，他几乎是把小说当成历史材料，不放过任何一个历史细节，并且很多细节和情节的设置，都有了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和批判性。《归乡》明显就是为了批判和消解当时被政党政治操控和夸张的省籍对立，并对当时台湾地区的社会舆论层面对历史的无知、认识的片面都进行了明确的讽刺。台籍日本兵在这里是作为杨斌个人经历的补充出现的，但在后来的《忠孝公园》又成为了情节的中心。

《忠孝公园》作为陈映真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称得上是一篇鸿篇巨制———并不是说它的长度，而是它所要涵盖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27故事发生在战后台湾地区，主人公之一马正涛出身于东北的亲日买办家庭，就读殖民地精英高校“建国大学”，讲得一口流利的日文，所以当他在忠孝公园碰到另一个主人公、曾做过日本军夫的台湾人林标时，两人都对对方表现出好奇，马正涛好奇于全身一套旧日本军服的林标，而林标则对这个讲一口流利日语的“外省人”震惊不已。不过，当马正涛得知眼前这个一口破日语，还穿着日军军装的原日本兵向日本政府索赔时，他心中生出了无限的鄙夷，因为自己曾是连日本人都要高看的日本宪兵，“而今一个日本小军夫倒是比日本宪兵队神奇了！”28马正涛的宪兵记忆充斥着尸臭和鲜血，他见过日本兵肆意杀害路上的平民和虐杀共产党员，可他仍然无动于衷。日本战败前后，马正涛的贵人、亲日人士李汉笙摇身一变成了国府官员，前日本宪兵马正涛也加入军统成了东北的“爱国”地下工作者，国共内战期间他被解放团逮捕，利用自己在军统的技能帮助解放团逮捕罪犯，为了保命，在逃出大陆的路上他不惜错杀他人，当他终于返回台湾后，又摇身一变成为保密局官员，负责审问“匪嫌”。他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当年老之后，发现自己回不去大陆，在台湾又因“外省人”身份被敌视，他看着过去依附的政党在选举中倒下，这个一辈子靠作恶苟活的老人，意识到“自己仿如忽然被一个巨大的骗局所抛弃，向着没有底的、永久的虚空与黑暗下坠”40，最终孤独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另一个主角林标在小说中始终在不断努力追回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是台湾人原日本兵应有的赔偿，但他发现最终自己也是被利用的棋子，被过去的日本兵长官用来找寻过去的回忆里的荣光，被台湾的政客、资本家用作新闻的背景板；另一个则是寻求与子女的团聚，台湾地区高速发展的城市资本让他年轻的儿子卖掉土地，进入城市，但却成了城市里居无定所、食不饱腹的游民，政权更迭后，他的生活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好，在故事的最后，他仍然没有找到儿子，也没有拿到日方的赔偿。

这是一部庞大视角下塑造的海峡两岸后殖民悲剧故事，采用双线结构推进，以两个核心人物在白昼的忠孝公园的相遇开始，在黑夜的忠孝公园分别“离去”终止。两个主人公除了开场在忠孝公园的对话，后面几乎没有交集，章节上也是一章马正涛故事，一章林标故事的形式交错进行，但两人的故事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报导林标原日本兵新闻出现在马正涛出现的早餐店，他能听到食客们刺耳的“汉奸”骂声；再如二人都深受整个社会上省籍对立氛围的影响，他们看着周围全部被裹挟入选举的疯狂中。各个章节彷佛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橘瓣，相互环抱，使小说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橘子。这种结构方式非常适合信息量巨大的历史叙事，在1990年代中国大陆涌现的“新历史小说”中也常常被使用。不过，以“矫正”和“澄清”历史的名义自1990年代在大陆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在进入2000年代之后已经变成了消解英雄话语、耽溺于细碎日常书写和意象营造的现代欲望的投射，本身已经与“历史”背道而驰。29而陈映真的历史书写则几乎充斥着种种历史细节，“台籍日本兵”的设定就显示了他深广的历史眼光，马正涛来自前殖民地伪满洲国，林标来自前殖民地台湾，他们二人在后解严时代、省籍矛盾被恶意激化的台湾社会中相遇，复杂的设置显示出陈映真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畏和承担，让以“消解历史”为乐的“历史书写”相形见绌。小说中记忆与现实的交错出现常常触及语言或死亡，例如马正涛看不起林标的破日语，林标在自己曾经的日本军官上司面前唱日语军歌，以及林标最后与孙女和她的日本男友国语、闽南话、日语三语混杂的场景，这些都是用最富有身份指向却也最能解构固化身份认同的语言作为线索，呈现出殖民历史对当代台湾的复杂影响。而死亡场景常常紧跟着语言场景后出现，语言唤醒了被殖民的记忆，于是马正涛便会想起种种血淋淋的杀人场景，而林标会想起在丛林里九死一生的惨痛经历。从另一方面来说，死亡一直是陈映真小说中的关键议题，也是他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象征的写作技巧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对比《乡村的教师》里那种带有自溺、迷失感的死亡场景书写，就会感到《忠孝公园》里死亡场景的书写是多么残酷、直接和痛彻人心。

不过，《忠孝公园》里依然有那个忧郁的陈映真，这次是沉重的、历史的忧郁。《忠孝公园》是个悲剧故事，曾经的恶人马正涛自杀，但他不是为自己过去做的恶而死，而是失却了所依仗的权威后在无助的环境中绝望了。林标没有收到赔偿，仍在寻找自己的儿子，孙女的婚事也无疾而终。对陈映真来说，超克内战和冷战的历史思维在当时的台湾地区似乎更加艰难，也更遥遥无期了，但他依然写下了自己的迷茫和无奈，将他对东亚20世纪历史思索浓缩在了这两名曾经的日本兵在战后台湾的故事，这种视野的书写，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创作。

五、朝向历史、直面现实的左翼亚太视野

应该说，台籍日本兵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始终是陈映真创作不断地回访的关键节点。陈映真透过台籍日本兵讲述了历史的纠结和无奈，但其根本都是为了超克主流叙事中那种单纯以族群分类对历史进行的狭隘重构和扭曲，他最终指向的，都是对被压迫民众生命的关切和联合。台籍日本兵指涉的历史记忆也不是平面的，更存在空间的范畴———因为不彻底的“战后”总结，当年日本军队所到之处，其占领地图实际上在二战后直接被美国承接，也就是上述文中不断指涉的“亚太”地理空间。虽然有研究者曾经指出，“亚太”的概念和暗示的范围不是恒常不变的，是随着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变化而变化的。30并且不可讳言的是，“亚太”的概念和意识是由欧美对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经济战略和观察而起，但全球各地在近几十年也都衍生出了不同的新的发展和理解———1980年代末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成立，让“亚太”（Asia-Pacific）的概念被逐渐接受并官方化。31尽管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有相关领域的专家指出，对“亚太”单从政治、经济立论，忽视社会、文化因素是当时的研究缺陷，32但迄今为止，在中文知识界的讨论中，“亚太”在大多数时间里依然被限缩在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里。

正是在以上认识和警示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此刻再回想陈映真从1960年开始就“执拗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安置台籍日本兵的这个动作，或许可以借由他的“先觉”开掘出广大的“亚太”的历史和文化的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检讨和反省我们过去认知中，那种带有浓厚美国主导色彩的单向度的“亚太”。

从表面上看，台籍日本兵步履所及的“亚太”空间，直接关联到的是二战时期日军进犯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地战场，但它与战后不断变动的“亚太”政治经济图景亦紧密相关———一个最表层的标志就是，APEC成员国及地区在二战期间几乎都受过日军的进犯和占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片在战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扰、战后依旧受到美日同盟帝国主义箝制的“亚太”地区，以及在内生活的人们，正是陈映真左翼色彩的第三世界视野的具体参照。这点从陈映真在这一系列作品里对南洋地区人民的呈现也有迹可循。如果说之前的书写中南洋只是一个具体的时空背景，那么在《忠孝公园》中，林标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战后台湾见到来台务工的、享受着美国消费品的菲律宾人之时，除了想到过去南洋鲜血淋漓的战场而有了恍如隔世之感，却已丝毫意识不到自己也是“幸存下来的”一员。这个在小说中并不显眼的细节刻画，正写出了当代台湾地区社会中严重的历史遗忘症，在揭示后殖民社会中人们依旧被新的帝国主义控制的同时，陈映真的笔锋指向的是战争残留至今的去殖民课题：与其他帝国不同，日本帝国遭盟军解体的过程，并未经过宗主国与前殖民地进行协商，而是在美苏军队抵达东亚与东南亚后被终结，新的地缘政治安排便加诸在了前日本帝国之上，本应接下来进行的彻底的历史清理———日本帝国结构的真正解体以及对帝国的扬弃———却被其他更加急迫的现实变局掩盖：日本的灾难性战败、盟军占领、中国大陆上的国共内战以及东亚成为冷战前线。33最终，战争中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仍落入战后的美国霸权体制里，两极对立的冷战更让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这些“冷战前线”与美日之间的新殖民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

更重要的是，陈映真的台籍日本兵书写从来不局限在日本、台湾地区的二元单向时空和视野里，随着他第三世界思想的发展，他的历史认识也更加丰厚，并身体力行地去与第三世界的作者、民众进行真正的沟通和联合。陈映真的创作也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大陆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员的重要性，以及海峡两岸与亚太之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密不可分，两岸人民则更需要在这样的认识下，认清阻扰两岸统一和民族发展背后的世界霸权体制。进一步地，这项战后遗留课题需要亚太地区更广泛民众的协力面对、检讨和解决。因此，实际上台籍日本兵的议题勾连的是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民众受难史———这正是“亚太”所暗含的战争世纪的历史文化意味———对陈映真来说，这种历史文化含义一直是其不断鞭策自己思考和实践的动力来源；而其背后左翼色彩浓厚的革命性的亚太视野，则正是陈映真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