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日期：2023-06-20 09:17

生命意识是指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自觉感知，主要包括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生命意识是作者表达的重要内容。萧红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将生命意识渗透进小说的创作，传递着自然的希望，在书写生存的愚昧与绝望的同时，赞扬坚韧的生存品格，挖掘死亡背后的独特内涵。

一、萧红小说中生命意识的基本内涵

萧红将个人的生命意识渗透进小说创作，基于童年的美好回忆，她赞颂自然生命的活力；基于对东北人民生存状况的深刻了解，她悲悯生存的绝望与愚昧；基于对死亡的深刻思考，她感伤生命的渺小，鼓励人们活出自我。生存与死亡的表达构成萧红生命意识的独特内涵。

(一)对自然生命的礼赞和对个人生命的悲悯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因此有着同时代人很难具备的生命感悟。萧红讴歌生命，首先体现在她对自然生命的赞颂。她在《呼兰河传》中，以独特的童趣视角展现了后花园的自然风光：“这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是嗡嗡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一样，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1]这段文字中仿佛逸出了泥土的芬芳、自然的灵动、生命的朝气，花草虫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命力得到尽情释放。在萧红的笔下，它们都有着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样地向往自由，富有生命活力。将自然生灵与人类同等看待，赞颂自然之灵，让人与环境和谐相处，是萧红小说中所展示出的鲜明特征。

萧红在注重对生命进行礼赞的同时，更注重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她以敏锐的眼光审视着东北大地上的人民，感伤着底层人民的生命困境。萧红对民众生命的悲悯主要体现在对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方面。

首先，萧红对民众物质生活的困境表示同情。纵观萧红的小说，我们能深切感受到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与生存的艰辛。萧红笔下的人物世世代代生存繁衍于那片黑土地，在自然与非自然等因素的支配下努力地劳作着，他们在那里忙着生，忙着死，视土地为生命；他们靠地吃饭，看中物质的满足，处处体现着生存的绝望。在《生死场》中，这种残酷与绝望体现得尤为明显：金枝因为误摘青柿子而遭到母亲毒打；平儿被母亲发现自己穿着父亲的靴子出来后，只能光着脚踩着雪回家；儿子死后，王婆看见眼前的麦田，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有落下。这里的人为什么都不如一些柿子，一片麦田，甚至是一双靴子?因为在这种生存困境下，为了生存，他们沦为了赤条条的机械，没有了对生命的尊重，没有了对价值的追求，没有了对世界的认知，有的仅仅是一具空壳。

其次，萧红对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表示惋惜。萧红笔下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下，一步步走向了命运的悲剧。封建迷信下的人们愚昧无知，以现代视角来看，他们的许多行为甚至有些好笑。病人家属认为跳大神能治病，被大神骗去吃穿；有些父母认为七月十五所生的女子是野鬼所托，是恶鬼的化身；封建家长把孩子指腹为亲，导致女子命运悲剧；男性普遍认为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呼兰河传》的小团圆媳妇，是被封建礼教迫害的典型：她的婆婆因情绪上的不断失态和思想上的封建愚昧，使得小团圆媳妇从小一直遭受毒打，最终在第三次开水澡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二)对死亡的思索

叔本华说：“死亡是威胁人们最大的不幸，同时也是最糟糕的事情，在哪里都是如此，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2](P205)文学理论研究向来十分重视关于“人世间最糟糕的事情”的描写，因为它能体现一个作家对于活着的态度和生命价值的理解，是一种形态化的生命意识。萧红的小说从不回避死亡，而是直面死亡，展现人类面对死亡的脆弱与渺小，同时表达向死而生、超越死亡的生命态度。

萧红笔下众多生命因自然或人为原因走向死亡，显现了人类生命的脆弱与渺小。在《王阿嫂的死》中，地主趁王大哥醉酒躺在草堆上时，点燃草堆将其烧死。身怀六甲的王阿嫂被地主踢了一脚导致难产而死，刚生下来的孩子不到五分钟也死了。面对地主的剥削与阴谋，王大哥王阿嫂们无力反抗，最终被剥削至死，仿佛这一切是他们的宿命。

萧红还描写了一些孩子的惨死，这些孩子还没懂事便走向了死亡。如：“小金枝来到人间才一个月，就被爹爹摔死了!”[3]短短的一句话，直戳人心。一个月大的孩子还没记清世间的模样，就悲剧般地匆匆离开。又如：王婆把三岁的孩子放在草堆上自己去喂牛，孩子从草堆跌下被地上的铁犁扎死。每个孩子都是生命的天使，他们最能代表生命本来的样子，然而他们却像蝼蚁般地奔向死亡。

同样地，在《红玻璃的故事》中，王大娘看到外孙女玩着的红玻璃花筒时，想起她和女儿也曾经这样玩过，如今却走上寂寞无欢的道路，此时的她仿佛看到了外孙女以后的人生轨迹，像她一样过着寂寞清苦的一生。她知道不能再这样愚昧地活下去，要寻找新的出路，所以曾立誓不让儿子外出的她在临终前让儿子去黑河挖金寻找出路。人随时可能死亡，也必然走向死亡，所以更向死而生，在生存之中创造出自己的价值，活出自我。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日常生活就是生死之间的存在。”[4](P12)

二、萧红小说中生命意识的形成因素

在生命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生命体验是其关键的决定因素，而个人的生命体验离不开具体的文化因素、社会因素。萧红将她崎岖坎坷的一生融入小说创作，书写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在抗日战争的社会大背景下，萧红的作品中体现着对五四新文学的坚守。

(一)自身的生命体验

文学是作家心灵的寄托，文学作品在某个方面记载着一个作家的人生历程。萧红的一生飘荡无垠、饱经风霜，她受过封建礼教的迫害，经历过爱情的悲剧，体验过生育的痛苦，感受过生存的绝望。萧红的生命体验成就了她的小说创作，也造就了她独特的生命意识。

首先，萧红的创作来源于其失败的感情经历。萧红初中毕业后出走北平，在北平时，为获得经济支持，只能追随父母许配的汪恩甲。回到哈尔滨后，萧红怀上了汪恩甲的孩子，但汪恩甲在她临产时却不辞而别。萧红的这段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无疑是痛苦的。此后，萧红追随萧军，二人看似是文学的伙伴，是灵魂的伴侣，但萧军从没有把萧红当作妻子，只是当作孩子看待。萧军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让萧红很是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心知肚明，感情的红线，六年里越扯越细”。

其次，萧红的创作来源于对女性生育痛苦的感同身受。经历过两次生育的萧红将生育的痛苦融进小说中。她的两次怀孕都在感情的低谷期，她与萧军在一起时却怀着汪恩甲的孩子，与端木蕻良在一起时怀的是萧军的孩子。生产后的萧红完全没有为人母的喜悦，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就送了人，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便夭折了。可见，批判男权主义，主张女性独立和男女平等之所以成为萧红小说鲜明的文学底色，与她切实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救亡图存的旧时代背景和五四新文学的召唤

萧红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东北，日俄战争、直奉战争、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导致这片土地上民不聊生。萧红看到的人们大都麻木无知，毫无危机意识，需要文学作品的鼓舞与支持。在那个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历史的大背景对萧红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5]

萧红试图拉近文学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唤醒沉睡的人民，鼓励他们参与救亡图存的斗争。这一点从她的小说《马伯乐》中得到体现。卢沟桥事变后，马伯乐为了逃离自己厌恶的父亲来到上海。为了让妻子也能来上海，他甚至希望日本人早日打到青岛。当日本人打到上海后，他选择继续逃跑，南京、汉口、重庆等地都留下了他逃跑的足迹。他从未想过抗争，只是沉醉于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萧红通过《马伯乐》展现了日本侵略者的恶行与国统区的混乱，深刻地批判了马伯乐等在国难当头时惊慌失措的投降主义者嘴脸。

相对地，《商市街》将萧红大无畏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商市街》中的青年人在日本人入侵后本想苟活于都市，但在看到日本人的恶行后，以远离日本占领地的方式做出了反抗。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战线上，萧红书写着日本人给我们生存家园带来的血泪与破坏，歌颂着救亡风景线上的无畏与勇敢，并鼓励人们团结起来共御外敌。

此外，萧红小说中所凸显出的生命意识与五四运动新文学风尚亦有联系。钱理群说：“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文学那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6]萧红作为五四思想浸润下成长的青年，她在创作中坚守个性，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书写着真实的生命体验。在萧红的作品中，我们能体会到她对国民爱国精神的呼吁，对人本主义文学的回应，对个性创作的坚守，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正如《呼兰河传》中所言：“冯歪嘴子，没有上吊，没有自刎，还是好好地活着。”[1]

三、萧红小说中生命意识的价值所在

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关注底层女性的悲剧命运，看到了女性生存的多重对立，剖析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萧红并没有去塑造时代所需要的英雄人物，而是扎根于东北黑土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深刻揭露与反思生命异化现象，展现出独特的人文价值。

(一)关注底层女性悲剧命运

萧红以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敏锐审视着那个时代的女性，描绘着女性所经历的苦难。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同，她始终将关注点集中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身上，关注底层女性生存的困境，融入自己对女性命运的独特关注与思考。

萧红笔下的底层女性在多重对立中生存，有与生存的对立，与男权的对立，也有与自身的对立。她们处在共同的集体无意识中，精神世界匮乏，因而找不到新的出路。在《小城三月》中，翠姨虽然有心上人，却因为一纸婚约而嫁给一个又矮又丑的男人。她以生病、上学等理由不断拖延婚期，但终究还是顶不住压力，在忧郁中结束了的生命。在小说《弃儿》中，萧红详尽地描述了芹生育时的痛苦。这些进一步反映了在男性眼里，女性只是生育的工具。

与萧红同时代的女作家丁玲，也一直关注女性世界，但丁玲笔下的女性，无论是早期的莎菲还是延安时期的陆萍，虽有着各自的不幸，但都有着自己的觉悟与抗争。同时期的张爱玲刻画的女性世界往往是表达都市女性情爱的空虚。而萧红笔下的女性，麻面婆、金枝、月英、王阿嫂等都是在各自的生活轨迹上默默忍受，在生命中挣扎，并一步步走向悲剧。对底层女性的生存刻画是萧红女性书写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标志，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其女性主义文学意蕴。

(二)对生命异化现象的揭露与反思

广义上的异化概念指的是某一事物或事件在某种外在或内在的因素作用下使自身逐渐变得“面目全非”,并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生命异化则是指生命在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或两者的交互叠加下，使生命的“本真美好性”沦为对生命存在的讽刺，并最终对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行否定。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在某些方面也体现了对生命异化现象的透视。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7]显然，古人对生命异化现象早已有所警示。然而，人类对于社会中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感官诱惑还是“欲迎还拒”,最终一头栽进欲望的沟壑中无法自拔。在《生死场》中，老山羊充斥在二里半的内心世界中，老山羊一走失，他便如同霜打的茄子一般浑浑噩噩、萎靡不振；在《呼兰河传》中，胡家团圆媳妇的婆婆竟认为“养鸡可比养小孩子更娇贵”,因此她无比细心地照料她的小鸡，却把儿子“扔在旁边他自己长大”。她像一个卫道士一样维护着物质财富：儿子踏死了一个小鸡仔，她打了儿子三天三夜，直到把儿子打出一场病来——“半夜三更的，睡好好的说哭就哭”。她也不把自己的生命看重：她的手被豆秧刺坏了，肿胀得很厉害，儿子要给她买红花来，她一烟袋锅子就把儿子的头打出一个大包，这种过分注重生存物质而忽视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的现象，是最为普遍的事实。[8]“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3]在人们的观念中，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虽然就是一个恶鬼，有了钱大概怕也不怎样恶了”。[1]这样一来，迷失在物欲中的人们，也因此使生命的“目的”沦为生活的“手段”,使得生命出现异化现象。

人应当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一种闪耀着人性光芒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有别于动物的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失去了这种精神，人就与自然界脱离，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属性。纵观萧红的小说，可以发现她对人、生命的理性追问，通过将生命异化现象的细致描写反衬生命的“本真”面貌是其应有之义。

四、结语

萧红小说的生命意识是萧红价值观念的外在表达。在那个封建压迫、社会动荡、女性难以立足的时代，萧红一次次的出走与反抗，体现了她超乎常人的勇敢与执着，平等、自由、博爱、坚韧等特征已经深深刻在了她的生命当中。她一方面揭露底层人民生存的麻木与沉沦，另一方面又歌颂底层人民坚韧的品格与对生命的反抗，呼唤人性的觉醒。萧红生命意识的核心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因为人们只有认识到生命存在的价值才能活得出彩，才能活出人生的意义。尼采曾说：“人类的生命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心中充满爱时，刹那即永恒。”萧红就是将爱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通过书写苦难，挖掘死亡，感怀生命，呼唤人性，启蒙民众，鼓励抗争，凸显着她以“爱”为鲜明特征的生命意识。萧红将和她的生命意识永远存活在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