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小说创作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涉渡

日期：2023-06-17 10:35

先锋作家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涉渡呈现了文化转型期审美话语体系的新变，对小说虚构之本质的探讨将文学创作及研究的中心由“小说的思想内容”导向了“有意味的形式”，使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先锋思潮的互照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文学版图，奠定了新的文学评价机制与审美取向。马原的“元小说”叙事将先锋性的文学理念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视野，以具有颠覆性的文学理念引领一个时期的创作热潮，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先声。

一、错综交织的叙事时间

热奈特的叙事学指明现实物理时间与小说叙事时间的分异，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统小说中稳固的线性时间秩序逐渐为现代主义心理化的叙事时间取缔，时间元素在小说中也逐渐由“沉默的布景”转变为具有主导性的叙事功能。在马原的小说中，对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使其产生的错综交织的叙事效果，时间也成为其小说搭建“叙事迷宫”的重要材料，展示出对时间艺术的自觉追求。

马原有意地以非线性的时间顺序编织情节，将后现代主义空间化的时间观念引入小说创作中，将平面的时间予以立体化的呈现，使错综复杂的时间秩序造成读者审美接受过程的延宕，赋予叙事时间以形式之外的内容意义。《冈底斯的诱惑》中的叙事时间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质，马原在小说中接连讲述了三个全然不同的事件，并将这些迥异的事件以拼贴的方式加以联系，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故事。小说先是讲述姚亮和陆高跟随猎人穷布的脚步，探秘野人遗踪的经历，然而线性延展的叙事时间却在陡然间被截断，处于旁观者位置的叙述者突然介入文本，开始讲述不知发生在什么叙事时空的两人去旁观天葬仪式的故事。叙事时间的截断与陡转已然引起读者的极大诧异，带给他们以陌生化、惊异化的美学体验，而后的叙事则更进一步地“甩开”了既往故事中的主人公姚亮和陆高，开始讲述发生于其他叙事时空的一对名为顿珠和顿月兄弟所经历的故事。这些不同的叙事时间相互错综、复杂交织，最终令平面化的叙事呈现出立体化的场景效果，以非线性的叙事时间营造出具有复杂意蕴的外部形式。叙事时间的错综复杂使读者全然沉浸在时间的迷宫中摸索时间的真相，然而这种奇异的时间形式及其藏族故事的神秘性无不呼应了“冈底斯的诱惑”的命题，不断地“诱惑”着读者浸身于故事之中，去旁观神秘而肃穆的天葬仪式、去代入式地体验藏族兄弟顿珠与顿月的生命经历，从而实现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超拔。错综变化的叙事时间在模糊小说叙事逻辑的同时，也将西藏高原这片具有浓郁神秘性色彩的土地的隐秘性特征放大化，而《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则全然是以叙事时间作为“主角”的实验性作品，叙事者直白袒露地揭示了自己拆解叙事时间并对其进行重组的叙事目的：“我想说说这三天里发生的事情，昨天的事、今天的事和明天的事。然而，我想颠倒下顺序，也就是说，我想从明天开始说起。”[1]居于“现在”的叙事时空的作者显然是无法预知“未来”时空发生的事情的，然而叙事者却刻意地择取了“未来”作为小说叙事时间的起点，展现了小说叙事时间对现实物理时间的悖离，引起读者对其叙事的真实性怀疑，从而实现了对小说叙事意义的解构。而随着故事本身的意义消解，叙事时间本身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小说的虚构性本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暴露。这种有意味的、有意识的消解实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美学理念的颠覆，使叙事时间为表征的小说外部形式具有的叙事潜能得到了充分凸显，从而令当代文学逐渐由专注于再现或书写现实生活，转向了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探索。可以说，马原的文学创作在这一先锋性的话语实验中是具有“开风气之先”意味的[2]。

同时，马原也极为擅于调节小说的时间节奏，以叙事时间的加速及延缓制造丰富的叙事效果，使时间形式对小说内容的展示起到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如《儿子没说什么》，主人公老于是世俗意味上标准的幸福老人，家境殷实且深受儿女与孙辈的敬爱。马原在小说中细致地描绘老于幸福的晚景，缓缓地铺陈他去世前天享用自己喜爱的狗不理包子，去澡堂和理发店打理自己的经过，并藉邻居之口表露对其圆满离世的钦羡。然而故事中缓慢的时间流速却在最后有了反转和突变：“只有儿子说不出什么，他知道父亲没有静心也没有舒心。他知道一定是这样，可是他没有说什么。”[3]结尾处时间的突然加速使读者被陡然出现的悬念深深地吸引，此时小说却戛然而止，使读者不得不回溯过往的情节以搜索破解谜团的蛛丝马迹。时间的延缓与加速使原本平淡的故事横生波澜，马原仅仅展示了主人公老于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却引起了读者对其漫长的一生的好奇，在无尽的想象中产生对故事的绵长回味，品尝到现实生活的欢乐与辛苦，这正是马原创造性地运用叙事时间丰富小说叙事效果的妙处所在。

二、嵌套并置的叙述结构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结构总呈现线性的发展结构，以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为基本的叙事框架，再填充、丰盈具体的故事情节。或者呈现出反映因果循环的圆形结构，故事的起始与结尾之间形成因果呼应关系。而马原的先锋性叙事实验则对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了文本形式的创新，其小说中的“叙述圈套”本质上是复杂叙事结构产生的叙事效果。叙事结构的多元形式使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封闭而稳固的叙事结构被不断地拆解，逐渐趋于复杂而多变、新颖而奇特，呈现出开放性的结构特征。

马原以创设“叙述圈套”的形式将不同的故事层级以或嵌套、或并置的形式排列在文本中，使其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丰厚的意义层次。如《虚构》中内层故事与外层故事之间的嵌套关系构成了一个难以解答的谜团，使读者不再“被动地”接受创作者对于故事的铺陈，而是“主动地”在这个圈套中运用自己的主观判断去剥离作家有意设置的虚假信息，探寻隐含在故事深处的真相[4]。在内层故事中，作家先是极尽铺陈“我”进入玛曲村之前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心理状态，使读者相信“我”确实要进入封闭的玛曲村，以探访封闭其中的麻风病人。叙述者“马原”有意识地以丰富的细节增进小说的真实感，“我”与小个子男人、哑巴和麻风病女人之间的相遇使玛曲村生活的全貌抽丝剥茧般地向读者敞开，使读者逐渐建立起对故事真实性的确认。然而在外层故事中，叙述者“我”在讲述自己离开玛曲村后的经历时，却处处暴露出此前“我”在玛曲村经历的虚构性。内层叙事中叙述者“我”在进入玛曲村时说明自己进入的时间是五月四日，在玛曲村中渡过了难忘的七天后方才离去，然而外层叙事中叙事者“我”在向旁人问询时，却得到了“今天是五月四日”的回答。这种嵌套结构中时间的混乱，使读者对内层故事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叙事者“我”究竟有没有切实地进入玛曲村？或者玛曲村的经历只是叙事者“我”为创作故事而进行的虚构？这种时间的错乱体验究竟是来源于故事本身的虚构性，还是叙事者“我”本身的精神状态已经不甚稳定，从而产生了这种混乱的时间体验，并将之传递给读者？嵌套性的叙事结构使两套不同的话语交织于文本中，使文本呈现出荒诞的意味和无尽的可解读性，使读者在真实与虚构的涉渡间逐渐走入文学创作的“众妙之门”。

平行的并置性叙事结构也是马原织构小说情节的经典叙事结构，不同的故事以场景化的形态呈现，既破碎又存在隐秘的关联，使读者只能在零散化的叙事中自行组建叙事的内在逻辑。如《双重生活》，马原在讲述主人公沈克平的生命经历时采取了可拆解的并置性叙事结构，主人公沈克平的完整的生命经历被分割为不同的几个阶段，任意地呈现与组合，使读者在对其不同侧面的了解中，印象化地感知人物形象。叙述者先是从“当下”的时空介绍其是“本科毕业时班里唯一的研究生”，旋即又将时间的节点拉至“未来”，讲述其6年后留任学校并扶摇直上，并忝列高校副教授的事情，而后又开始回溯“过去”的时空中主人公沈克平的成长经历。不同时空节点下的叙事内容各自可以成为独立的单元，又因共同的描写对象而被统摄为一个整体，形成并置性的叙事结构，使原本平淡的故事因叙事结构的复杂而具有别致的意味[5]。叙事结构的多元使马原的小说受到形式主义者的关注，从评论和创作的双重向度影响了当代文学审美评价机制与创作导向。

三、不确定性的意义建构

“元小说”叙事是马原小说创作的突出特质，其不仅是马原小说的形式意义与情节内容据以建构的叙事方法，更折射出马原及先锋文学思潮深处的文艺理念[6]。马原的元小说叙事向来不讳言小说的虚构性，具有显著的自反特征，或者说揭示与袒露小说文体的虚构本质才是其小说叙事的终极目的。于是，马原的小说实现了不确定性的意义建构，小说的文本因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具有了丰富的解读潜能。

马原的“元小说”体现了对创作本体的绝对关注，作家并不在意小说内容的讲述是否完整，而是关注小说的创作方式是否为读者所悉知，并使其不自觉地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过程，将文学创作由作家的“私人园地”变为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建的“公共领域”。马原经常以自己真实的姓名介入叙事，坦然地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小说叙事过程中。如《上下都很平坦》，叙事者“马原”毫不避讳地揭露了自己构思小说的过程：“她成了我心中的圣母，于是我不顾及姚亮的反对再三，坚持将她写进了我的小说。”[7]叙事者在叙事的同时不断地践行着“有意识地暴露”，将自己构思小说的经过编织进小说的情节中，使读者实现对故事本身的文学接受的同时，不得不意识到故事之外的作者的创作过程，从而引起他们对于小说故事内容之外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关注。正如马原所言：“人物同我吵架全然占不到上风，因为我让他说话他才能说话，我可以要他干任何我想要他干的事情。我在我所虚构的小说中意气洋洋，就像是造物主本人那样。”[3]创作者的主体性被恰切地以“造物主”命名，这种自我命名的实践折射出先锋文学思潮中核心性的文学理念——小说是作为小说叙事过程的形式，而非作为小说叙事结果的内容，构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拨，预示着新的美学原则与创作原理正在逐渐生成。这种不确定性意义的建构也揭示了小说作为艺术形式，仅能主观化地“再现”现实的世界及其中的事物，却不能触及现实本身。而当创作主体愈发努力地想要以文学把握现实时，他会发现其中永恒的悖论：现实世界是无法被把握与“再现”的，主体所能够“再现”的只是现实世界的主观映像[8]。

同时，马原着意在小说创作中将部分叙事元素施以重复性的利用，如《冈底斯的诱惑》以主人公身份出现的姚亮和陆高常常如影随形地出现在马原的多部小说中，在不同的文本中变幻不同身份，与不同的人物缔结不同的关联，进入不同的语境充当各式各样的角色。他们时而是《西海无帆船》中乘坐卡车前往未知的神秘土地探险的好奇青年，以“外来者”的身份实现对异质空间的探秘；时而是《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中深陷爱恨纠葛却最终生死两隔的特殊朋友，以生命轨迹的不断转折诠释人性的复杂与多变；时而又以另种身份出现在《海边也是一个世界》中，去经历各种不同的事件。这种叙事元素的重复性成为解读马原“元小说”叙事特征的一扇“幽窗”。不难看出，马原显然是有意地将相同的人物安排在全然不同叙事环境，并承担不同叙事角色，这里的人物不再是血肉丰盈、真实可感的个体意义层面的“人”，而仅仅是空洞的叙事符号，可以容纳各种不确定的意义[9]。这种对于传统小说基本叙事元素的变形赋予马原小说独特性，使其成为当代文学形式主义的先锋。

四、结语

马原文学创作经典性的建构源自于其揭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其以复杂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结构丰富了小说形式，同时以不确定性的意义建构揭示了小说的虚构本质，令中国当代小说的文学本体观发生了转型，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创作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