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热尔图小说创作的“寻根”之路

日期：2023-06-16 09:03

“寻根”文学思潮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有目标、有理论、有组织的文学现象，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对我国文学发展有着跨时代的影响，具有反复深入研究的价值。寻根作家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受到了寻根思潮的影响，形成大同小异的“寻根”理论主张，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找文学立足的“根”,同时，这些作品又带有“寻根”特征，从而推动寻根文学发展。乌热尔图就是寻根思潮的代表性作家，通过梳理乌热尔图的文学创作与寻根思潮的历史关系，深入分析其小说创作的民族书写价值，从而可以清晰地看到乌热尔图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走上“寻根”之路的线索。

一、寻根文学思潮与乌热尔图小说概况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冲撞和双向选择的国际大背景下，以‘寻根’为口号、以现代性为标尺、重塑和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为目的的一场文学运动。”[1]随着80年代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新的解放。这一时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及思想涌入中国，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我国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想推动下，我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开始觉醒并试图深入思考文学的创作。这些作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时代的重新思考与探索，从而走上了“寻根”的道路。寻根文学思潮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衰退四个阶段，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以韩少功、阿城、莫言等为代表的寻根作家，他们创作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寻根文学”小说。这些寻根作家的文学创作带有同中存异的特征。寻根小说的共同特征是带有鲜明的地域性；艺术手法实现了中西结合，带有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特征；作家注重关注民间的生活状态，思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在探寻中华民族的“根”,从而重铸民族精神。寻根小说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有些赞美传统文化，寻求文化认同感；有些表示否定与批判，但大部分作家则注重再反思，较理性与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如汪曾祺的《受戒》,以简单的故事情节、散文化的语言而闻名。长篇幅的风俗景观与小人物生活的描写使小说带有浓郁的风土人情和风俗画特色；阿城的《棋王》对传统文化心理予以了肯定，以小人物王一生的“吃”与“棋”来探寻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精神；韩少功的《爸爸爸》通过描写鸡头寨与时代发展脱节的真实状态来表达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贾平凹开创的“商州”系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对民族文化与精神进行了好与坏的分辨与表达。

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民族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从1976年开始写作，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乌热尔图观照底层民间生活，十年猎民生活为其小说提供丰富题材，以鄂温克人为主体，鹿、熊为补充进行底层人物书写。1980年，他获得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深造的机会，巧妙地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进行个人化的运用，从而提高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他凭借《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在1981至1983这三年间连续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韩少功曾提到“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2]。乌热尔图“寻根”文学作家身份被正式确认，他的小说也成为寻根文学中独特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一直带有“文学寻根”的主题，他的小说记录着鄂温克族的民族史，塑造了森林勇猛的猎人形象，“寻根”的意图贯穿在鄂温克民族的生活与精神之中。

二、寻根文学思潮对乌热尔图小说的影响

(一)寻找鄂温克民族之“根”

寻根文学一直提倡在民族文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根”。乌热尔图从大兴安岭森林狩猎文化中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根”——“鄂温克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具体包含了勇敢、坚忍、善良、团结、敬畏神灵、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等。乌热尔图常选用猎人、鹿、熊等民族主体将鄂温克族的独特文化展现给大众。果戈理曾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衣衫，而在于表现民族精神本身。”[3]乌热尔图描写鄂温克民族的生活，其最终目的是表现鄂温克族人。乌热尔图的小说体现着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最根本的是要画出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乌热尔图以亲身经历的体验，深入表现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形态、鄂温克人特殊的情感、性格与精神，始终追寻着民族长久生存下去的根。

生活在敖鲁古雅乡的鄂温克族不仅要面对自然环境带来的苦难，还要承受社会环境带来的苦难。大兴安岭的艰苦条件给鄂温克人带来伤痛，也让他们学会了过硬的打猎本领。周边邻近的外族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与掠夺，没有让鄂温克人屈服，而是奋力反抗，捍卫自由与尊严，同时他们依然保存着人的善良品质。正如有学者认为，“乌热尔图小说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写活了鄂温克人，写出了鄂温克猎人的心，凸显了鄂温克民族的魂。”[4]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有很多勇敢、坚忍、善良的人物让我们记忆深刻。例如，敢于冒着积雪的寒冷，在外面忍受几天的僵冻也要赶鹿回家的猎手舒日克；意外丢了儿子却无私养大捡来的山外婴儿的伟大敦杜；还有那个不求任何回报帮助山外人引路脱离危险、却错失重病妻子治疗时机的猎人尼库。尤其是猎人古杰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展现了英勇的鄂温克猎人也有柔情的一面。《一个猎人的恳求》中的猎人古杰耶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变成了阶下囚。他坚强地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不敢将自己的遭遇告知家人，不顾自己的安危逃回家中只为看一看自己的家园与亲人。

鄂温克族人的生活离不开森林，离不开大自然给予的资源。鄂温克族就是依靠原始森林的动植物繁衍生息。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人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森林、小河、蓝天、山峰都是他们家的主体，驯鹿、黑熊、马等都是他们心爱的对象。这美好的画面表达着他们热爱并崇尚大自然的真挚情感。乌热尔图也曾将“时刻在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作为自己思考“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5]。因此，乌热尔图创作这些小说不是简单地描写鄂温克人与大自然的生活，而是扎根在本民族的文化中，呼吁更多人给予自然更多的人文关怀。在《丛林幽幽》中，一个猎人家的营地在一条小溪旁，山、水、鹿和谐地生活在同一片森林，优美的环境描写勾勒出了一幅美图。又如《琥珀色的篝火》中，猎人尼库从森林里的桦树身上取下桦树皮，做成桦皮桶和桦皮锅，为又饿又累的山外人煮肉。这是人的智慧与自然进行融合的体现，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的供给。《老人与鹿》中，双目失明的老人把森林看作是养育他的故乡，临死之前仍然牵挂心爱的森林、河流、野鹿……可以说正是鄂温克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生活为乌热尔图小说创作提高了独特的创作题材。乌热尔图抓住了鄂温克人骨子里的这股热爱与崇尚之情，在真正意义上书写了鄂温克族完整的民族性。

(二)民间立场选择下的底层人物书写

乌热尔图是从大兴安岭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始终扎根于养育他的那片森林，他关注的是鄂温克人的生活与发展，选择从民间立场去书写底层人物的命运。创作初期，乌热尔图紧跟时代变化与政治变革，创作过带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小说，如《森林里的歌声》《一个猎人的恳求》等，但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生活在底层、饱受苦难的鄂温克猎人。随着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的推动，乌热尔图的小说摆脱了政治视角的局限，更加注重真实地再现底层人民的苦难，赞扬鄂温克人身上坚强不屈、善良质朴、热爱自然等精神，去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底层人物一直都是乌热尔图小说书写的主体对象。鄂温克族主要靠打猎为生，乌热尔图也有过多年的狩猎生活经历，他通过猎人这一群体形象来表现鄂温克族的民族心理。《七岔犄角的公鹿》主人公是一个十三岁的鄂温克少年，四次猎鹿的经历使他懂得了鹿对一个鄂温克猎人来说的重要意义。《一个猎人的恳求》中，因文革影响，许多猎人的猎枪被收缴，猎人古杰耶拿一把猎刀与巨大凶狠的母熊搏斗，替族里人除去祸害，避免驯鹿再遭黑熊的捕食。激烈的搏斗场面展现了猎人古杰耶的英勇与无畏，一个老练的鄂温克族猎人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雪天里的桦树林》中的主人公雅日楞更让读者对猎人形象产生新的认识。雅日楞有过一段被日本人监押的灰暗岁月，有一个日本人川岛把雅日楞贬称为“雅马托”。后来他本有机会一枪打死逃跑的川岛，雅日楞却没有那么做，他选择用摔跤的方式洗去当年的耻辱。苦练两年的雅日楞，最终打败了摔跤老手川岛。雅日楞真正要的不是川岛的死，而是要找回不容侵犯的民族尊严。他没有因为仇恨蒙蔽自己的双眼，而是保存着人性的善良与勇敢，肩负起真正男子汉的担当。在这些猎人的身上展现了鄂温克人宝贵的生命韧度，他们身上闪烁着鄂温克民族独有的生命之光。

(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借用

魔幻现实主义是从拉丁美洲流传过来的一种文学思潮，并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法。魔幻现实主义善于借助一些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间传闻来讲述一个个神奇、隐秘、离奇的故事，故事的背后反映着现实生活，常常达到情节“陌生化”和时空的“非逻辑性”的艺术效果。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开创的通过具体地域的描写来表达文学主题的写作方式深刻影响着寻根作家的创作。如贾平凹“商州”系列中的陕西，韩少功笔下的湘西，莫言小说中的山东高密等，寻根作家都偏爱于描写自己熟悉或者生活过的地域。乌热尔图也积极吸取马尔克斯创作中的长处，以鄂温克族人的身份，书写自己的家乡。乌热尔图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特点，进行个人化处理，让鄂温克民族的生活与文化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鄂温克人对于萨满教的信仰是十分真挚的，萨满教离不开神的存在。“鄂温克人供奉的神多着呢，有山神、雷神、风神、火神、太阳神、月亮神、还有吉雅奇神、玛鲁神、舍沃克神。”[6]104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描写过各种类型的神，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典型的萨满形象。《你让我顺水漂流》中的达老非萨满是自信的化身。他身穿萨满神袍，戴着嵌着铁制的三岔鹿犄角的神帽，用一把密集的缨穗遮盖着脸。给读者带来无尽的神秘感与震撼感。尤其是在萨满举行仪式上，小说中对萨满能预测未来的仪式进行了逼真的动态描写，“好像突然间获得了神力”“手臂和腰身不停地上下弯曲，重复单一的动作”“模拟狂奔的雄鹿、发情的棕熊、迅猛的猞猁、流动的大鱼……”[6]187萨满的夸张、灵动、神秘的神态十分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烘托出萨满能够通灵的威严。《丛林幽幽》是乌热尔图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代表作，作者将一个鄂温克部落的兴衰史与熊图腾崇拜相联系，熊作为鄂温克族的图腾符号寄托着民族的文化与思想。整部小说情节曲折而又带有魔幻性，讲述了奇勒查部族猎人阿那金的妻子乌妮拉生下一个浑身黑毛的“熊娃”额腾柯，熊娃因外貌而被族人与父亲抛弃，他与母亲大胆离家出走。族里的萨满认为额腾柯是鄂温克族的祖先，额腾柯与母亲又重返部落并拯救了自己的民族和族人。作者借助熊图腾来唤起鄂温克人“熊是自己的祖先”的记忆，从而继承熊图腾的信仰。小说中还巧妙地穿插着对梦境的描写，母亲乌妮拉的三次梦境带有一定的预示性，将现实与梦境结合起来，从而增加了小说的神秘色彩。

三、乌热尔图小说的反思与超越

作为一位热爱自己民族并关注森林狩猎生活的本土作家，乌热尔图对大兴安岭森林中的人与物有一种深沉的爱。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袭来，这片原始森林不免遭受人类破坏，古老的鄂温克民族文化难以避免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鄂温克人原有的生活终将被打破。乌热尔图关注到了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紧张对立，他选择用文学创作来揭露生态剧变与社会变迁带来的现实问题。乌热尔图在小说中热衷于“森林”书写，这种书写存在着情感的变化，从最初对自然风景、猎民生活的描写逐步深入到思考生存环境的变化给鄂温克族带来的困扰。在《老人与鹿》中，一位老人与一只七岔犄角的老鹿有一个每年九月在森林里的河边相见的约定。然而在最后一次相见中，老鹿始终没有出现，老人倒在地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想着“它爱上那个山，是不会甩掉的，除非它死了……这再也没有野鹿了一头也没有了”[6]25。在鄂温克文化中，老人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老人的离去与部落的生存是相联系的，小说通过老人的死亡来表达了作者对于森林锐减、民族生存困境的担忧。在《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树木被成片砍伐变得稀疏而凌乱，原始森林被贪婪的人类不断地索取，引发作者思考该如何去保护自己的生活摇篮。自然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伴随着社会变迁，在乌热尔图小说中“猎人”是社会变化与发展的牺牲者，他们所熟悉的狩猎生活无法继续，原始的生存空间被外来人占领与破坏。乌热尔图着重书写猎人内心的迷茫、焦虑、痛苦等情绪，表现了鄂温克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在《丛林幽幽》中，奇勒查部落失去了以往的生存环境，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营地，猎人也无法获取基本的食物。植被遭受破坏，驯鹿被毒死，森林被砍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不复存在。在猎人的观念中，人与动物是森林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彼此相互依存。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鄂温克猎人失去了他们依赖的生存家园与伙伴。现代文明没有将这些原始猎民带入到新的生存环境，而是让他们成为了精神上的失落者。乌热尔图的小说带有一股深深的忧虑之情，他真实地再现鄂温克人刚刚面对现代生活时的困惑与苦恼。乌热尔图通过对现实的反思来获得鄂温克民族作为边缘人的自我认同，在传统民族文化中重新寻找未来一代鄂温克族人的民族身份。乌热尔图在反思民族生存的同时也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观照到了全人类，在作品中突显“人类生存”的总命题。乌热尔图表达着最响亮、最真挚的民族之声。

结语

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具有独特价值，小说契合了“寻根”文学的主题追求，同时又很好地将民族书写融入到“寻根”潮流中。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乌热尔图始终站在民间立场去思考鄂温克民族底层人的生活苦难，善于学习与吸收优秀文化的长处，从而形成在文学创作上的独特性。“寻根”对于乌热尔图而言有着影响一生的意义，他以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坚定寻找鄂温克民族生存的“根”,同时超越民族的限制去追寻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乌热尔图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根文学思潮中开辟出自己的创作道路，为寻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