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巴金的伦理观与小说创作——以《憩园》为中心

日期：2023-06-15 09:19

1917年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革命的先声，而他所提出的“文章八事”中，第一条为“须言之有物”。这“物”指的是“情感”与“思想”，“情感”是文学的“灵魂”，而“思想”是文学的“脑筋”。他所说的“思想”涵盖“见地”“识力”“理想”，“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1。“情感”与“思想”无疑是中国新文学作家写作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也是评估作品的核心标准。

研究巴金和他的作品，不可忽略他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巴金长期坚持无政府主义运动，也常在文章中表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念，他开始创作文学作品也多多少少与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早期作品中，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较为明显。譬如，《灭亡》所叙述的是革命者杜大心反抗军阀的斗争及其悲惨命运，而杜大心所信仰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即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不过，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的创作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一般认为，“激流三部曲”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很鲜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大。有研究者指出，巴金脱离了从前的要说明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创作意图，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基础创作了《激流三部曲》，换言之，《激流三部曲》意味着巴金的创作重心从理念转换为生活。2

进入20世纪40年代，巴金的小说创作再次发生变化，在艺术风格上也获得了更多赞誉。有研究者指出，此时巴金小说在整体语言风格上渐趋深沉蕴藉，行文变得舒缓，叙述语调也趋向平和沉静，并且叙述语的心理化特征开始凸显。3《憩园》《第四病室》《寒夜》这三部小说是显示巴金创作变化的代表作，它们也被称为“人间三部曲”。司马长风评价说：“从这三部作品看出来，他的小说技巧，已臻炉火纯青，对文艺有了庄严和虔诚，同时政治尾巴也乜得干干净净，成为一点不含糊的独立作家了。从文学史来看，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了。”4然而，对巴金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却较少，尤其是对《憩园》。坂井洋史就曾指出，尽管《憩园》一直被评为巴金40年代的杰作之一，然而有分量、有水平的评论与研究意外地少。5坂井发表这一言论之后，20余年又过去了，对《憩园》的研究仍不充分，而且已有研究更注重文学性，对其中埋藏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视不够。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理解40年代巴金的文学思想与实践，特别是《憩园》，能给我们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考。

巴金在《谈〈憩园〉》中解释过小说的创作动机与人物原型。1941年1月，巴金结束18年的外地生活回到家乡成都，有两件事情使他印象深刻：第一，他听到五叔去世的消息，并且从堂兄弟的叩头当中发现旧礼节与老规矩仍旧原封不动的现实；第二，有一天巴金走过他童年生活过的老家门口，那座大公馆已经换了几次主人。正是这两件事为《憩园》中核心故事的最初设计奠定了基本框架：“我开始写《憩园》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杨老三的故事，和‘我’回到久别的家乡、在街上遇见旧友、接受邀请住到他家花园里去的一些细节。”6杨老三的原型就是现实中巴金的五叔，他生前曾被写成《家》中的高克定，死后则被写成《憩园》中的杨老三（杨梦痴）。五叔的问题本质上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与文化的弊端，这也是“激流三部曲”所批判的重心，巴金最早构想小说《憩园》时，在“较长的时期”仍将五叔的故事视为“激流三部曲”的续篇。7但巴金最后写出来的杨梦痴的故事与原先的构想截然不同，小说题目也从《冬》变成《憩园》，这可能意味着巴金有意识地摆脱了“激流三部曲”的框架，从五叔的故事中生发出新的问题意识，尝试描绘新的思想主题。

一

《憩园》中杨梦痴的人生经历大体与巴金的五叔相吻合，可以说，五叔确实是杨梦痴的原型。可是在《憩园》中，杨梦痴偶尔显露的人情味，决定了他与五叔个性的不同，显示出小说的隐含作者对杨梦痴的判断与巴金对五叔的看法之间存在差别。不仅如此，“杨梦痴的故事”在整个情节当中占有的地位，以及小说中所设定的杨梦痴周边的环境，都显示了《憩园》在结构上已经摆脱了“激流三部曲”。

首先，“家”与“园”之间的落差蕴含着《憩园》与“激流三部曲”不同的特点。邵宁宁指出，《憩园》的中心意象由“家”变成了“园”。8自五四以来，启蒙知识分子注重“家”的社会学层面，将“家”视为旧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与等级制伦理的表征，与此不同，整个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对“园”却抱着一种充满诗意的感伤与留恋。9在《家》中，叙事者以高家三兄弟为中心展开情节，从他们与家人的矛盾中揭露出中国封建家庭伦理的弊端。高家血亲的人际关系是所有事件的核心背景，高公馆则是补足高家故事的空间背景，它显示了高老太爷的权威与封建家庭制度的威力。而在《憩园》中，整个小说情节的核心背景是由“憩园”这个大公馆构成的，“憩园”是将杨家的故事、姚家的故事与小说叙事者“我”（黎先生）的借住生活勾连起来的媒介，小说的核心主题恰恰在这些不同人物故事的交汇相通之处呈现出来。

如果说，大公馆“憩园”是将“杨梦痴的故事”与“小虎的故事”相连接的物理媒介，那么“长宜子孙”是从作家的问题意识层面贯穿两个中心故事的核心观念媒介。巴金回到成都老家大公馆时发现“长宜子孙”四个字仍旧原样地嵌在照壁上，而这四个字表征着依然如故地左右社会的封建思维。巴金是恨不得消去“长宜子孙”这四个字的，但他从中提出的问题重点并不在于“长宜子孙”的想法本身，而在于怎样达成“长宜子孙”的方法论。巴金认为，在这个新时代，“长宜子孙”的目标不能通过以往的封建方式（即留给子孙庞大的家产）来达成，如果真正希冀“长宜子孙”的话，应当传授给子孙“生活技能”。“不劳而获的财富”摧毁年轻心灵的成长，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10换言之，对巴金来说，封建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则指他的无政府主义信念。在《憩园》中，杨家与姚家之所以无法“长宜子孙”的悖论故事背后，就隐藏着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伦理观。

众所周知，巴金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以明确的阶级意识为基础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立场，并愿意在现实社会中实践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不过现实并没有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展开行动的空间。黄锐杰指出，巴金等五四时期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重心已经不在家庭伦理问题上，而在社会运动层面的政治问题上。可是工联的“不问政治，只问经济”的经济主义路线导致了内部分裂，由此无政府主义运动失去了现实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下，巴金只能以抽象的、观念化的“信仰”形式来保持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巴金在这一时期写就的《家》意味着他的重心由“政治”退回“伦理”，换言之，《家》既是巴金之信仰危机的表征，又是他对信仰的重新确证。11

巴金目睹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及其后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衰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埋头撰写理论著作，进行翻译与文学创作。在写作《家》之前，他于1928—1929年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在《克氏底〈人生哲学〉之解说》的第二节“执笔之动机”中，巴金指出：“然而最大的动机还是：克氏带着垂死的老躯和热烈的希望回到俄国，去参加俄国革命的建设事业，而结果只见着革命之幻灭。”12克鲁泡特金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上台加强国家权力，无政府主义者被社会主义者视为革命之敌，他们遭到指责与反对，失去了实践空间。巴金在译者序中表示：“克鲁泡特金说，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不能创造出一种基础于自由与正义底原理上面的新社会制度，大概是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所致。中国革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在我看来，也是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13在他看来，“革命之幻灭”来自“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这不仅是俄国革命的败因，也是中国大革命的败因。与这种判断相关，此时期巴金的小说创作与翻译工作的重心确实具有由“政治”退回“伦理”的倾向。但对巴金来说，“伦理”可能不只是单纯地从政治“退回”到个人层次的信仰，而更是寻找介入现实的新路径的某种探索。他在同文中提道：“人生哲学底本来的目的应该是去鼓舞人类中的实际的活动。而且人群解放运动中确实需要着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14，“一方面又在极力寻求一个能将他底理想表现于实际行动的人”15。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战中，巴金对《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的译文进行了修改，1941年将它改名为《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重新出版。巴金在《前记》中表示：“这样的《伦理学》，在各时代中，特别在现在，都是必要的。……对于那般想用他们的力量来做一点有利于他们的同胞的事业而又找不到道路的人，我愿意把这部《伦理学》介绍给他们。”16并且，在根据《克氏底〈人生哲学〉之解说》修改而成的1941年版《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的第二节“执笔之动机”中，巴金对克氏带着希望回到俄国参加革命事业结果却只得到了“革命之幻灭”作了更加具体的描写，他将抽象的“革命之幻灭”改写为克鲁泡特金在行动实践中遭遇挫折的具体情形：当克鲁泡特金和一些经济学的专家组织团体试图帮助俄国的改造工作而对俄国经济力量进行调查时，受到了革命政府的干涉，团体被解散，材料被没收，家里也受到两次搜查，他只好迁居乡村从事《伦理学》的写作。17不仅如此，巴金还在修改版本中添加了两节18，其中“伦理学的目的和基础”一节中，他试图纠正人们对伦理学的误解，尝试解释伦理道德与法律不同的性质，主张“伦理学正是去鼓舞人为着真理与正义奋斗，创造理想社会的”19。以上材料证明，巴金正是把“伦理”视作有效介入“政治”的新路径。

由此可见，巴金在抗战时期对过去翻译的伦理学著作进行修改，其目的在于鼓励具体政治实践，是针对当时社会问题展开的现实活动。从1943年12月至1944年2月，巴金与赖诒恩神甫进行的关于“道德与生活标准”的论争就是其行动实践的一个具体例子。由于巴金受到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且他在抗战期间漂泊于大后方各地，目睹了战时百姓的惨状，他不能同意赖神甫所主张的“道德堕落的现象”。巴金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道德标准并没有降低，是生活标准降得太低了，迫切地需要提高。20这样的观点在其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中也明显地呈现出来。尽管巴金在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的《后记》里说，“所谓‘小人小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说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一些渺小的事而已”21，但其实这一集子内收录的小说都反映了巴金的伦理观以及他与赖神甫之论争的核心主题。譬如，在小说《猪与鸡》中，主人公冯太太是三十几岁的寡妇，她的粗鄙话语及其养猪养鸡对邻居造成的困扰并不是由于道德堕落，而是一个弱者面对生活重压时的挣扎。同样，巴金在《第四病室》与《寒夜》里也凸显了贫穷与伦理的关系。在《憩园》里，巴金则试图触及富人的伦理问题。《憩园》中处理的伦理问题与他同时期的作品稍有不同，我们由此可从《憩园》中发现巴金无政府主义伦理观的另一面向。

二

巴金在《憩园》“后记”的开头说：“我开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贵阳一家报纸上正在宣传我已经弃文从商。我本来应该遵从那位先生的指示，但是我没有做，这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爱钱。钱并不会给我增添什么。使我能够活得更好的还是一点理想。”22他接着引用小说中的理想人物万昭华的话：“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23，借此表明他的理想。最后说：“人不是嚼着钞票活下去的，除了找钱以外，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24显然，金钱与理想的对照是这篇小说的核心主题。

杨梦痴以前是富人家的少爷，没有生活压力，由于杨老太爷的溺爱，再加上被朋友带坏，他热衷于嫖赌，不顾妻儿，家产败光，颠沛流离，最后悲惨地死去。小虎也是富人家的少爷，像杨梦痴一样备受父亲与外婆的宠爱。小虎形成了以“金钱”为尺度的价值观，对继母与仆人态度傲慢，最后在河里溺死。在某种意义上，小虎的言行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杨梦痴的下场则展示出资产阶级的没落。而据巴金对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解释：

在人类中间有着两种倾向。一方面人要求着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发意性；另一方面人又倾向着共同的善与万人的福祉。这两个倾向都是不可忽视的。种族忽视了此等个人的要求，则此种族衰灭；个人忽视了共同的善，则此个人衰灭。25

因此可以说，巴金通过杨梦痴与小虎这两个人物的遭遇，试图倾述“个人忽视了共同的善，则此个人衰灭”的观点。然而，在“杨梦痴的故事”当中，可以找到更复杂的跟金钱有关的伦理问题。

“杨梦痴的故事”在小说叙事者的叙述过程中以“解谜”的方式逐渐呈现出整体面貌。通过叙事者黎先生与不同人物的对话，“杨梦痴的故事”在不同角度不断被重复叙述，逐渐完成拼图。辜也平指出：“从总体上看，《憩园》属于固定的内聚焦叙述，但从杨梦痴的故事不断地被姚国栋、李老汉、寒儿重复叙述看，《憩园》又带有多重内聚焦的性质。姚国栋、李老汉、寒儿分别以新主人、仆人、儿子这些截然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口吻讲述着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故事，表达对同一故事的不同的看法。”26换言之，读者可以通过综合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和叙事者“我”（黎先生）目睹的情况来建立自己对事实的看法。

当读者综合各种版本的“杨梦痴的故事”进行判断时可以发现，杨梦痴确实是无可救药的败家子，然而在寒儿与李老汉心目中，杨梦痴却是可怜的“好人”。隐含作者通过他们的话语表露出杨梦痴有人情味的一面，尤其是黎先生无意间偷听到杨梦痴对寒儿与李老汉表达悔恨，更增强了这种人情味，也印证了他内心的良知。而读者从客观事实与寒儿讲述的落差中，会发现比起金钱和世俗价值，巴金所更重视的某种价值判断和道德尺度。

在他人的眼里，杨家人除了杨梦痴以外都是诚实的正经人。据姚国栋的解释，杨老二与杨老四是“做生意相当赚钱”27的好人；而在李老汉的陈述中，杨梦痴的大儿子是在邮政局上班的老实人。相比之下，杨梦痴却因沉迷嫖赌，败光了家产，甚至连妻子的陪奁也被他花光了。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杨梦痴的大哥过世之后，要将大公馆卖给姚国栋的却不是杨梦痴，而是老实的杨老二和杨老四等人。根据寒儿的回忆，杨梦痴本来是要遵照父亲的遗言保留大公馆的，其他兄弟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将大公馆卖出去分钱，暴露的正是杨家人“老实”的外表之下所隐藏的“利己的本能”。尽管他们是血缘兄弟，可实质上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金钱利益考量而不顾亲情，因此杨梦痴的弟弟坐人力车撞到已沦为乞丐的杨梦痴时却假装没看到他，杨梦痴被自己的大儿子怨恨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挥霍光了继承的家产。陈思和曾在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中找出巴金的阶级观念：“他根据无政府主义原理，把社会分为三个阶级：一是资产阶级（一小群银行家、大工业家、大地主等）；二是有产阶级（小康之家、生意人及其经理人、工程师、律师、医生等）；三是无产阶级。”28他提到巴金认为资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具有相同的目的，所以属于一个阶级。29即杨老二、杨老四与杨梦痴的大儿子这些“正经人”从其人生指向来看与资产阶级没有区别，他们都是被金钱万能主义洗礼的。与他们不同，杨梦痴虽然是败家子，但他与寒儿之间却有着与其他家人不同的情感沟通，寒儿给黎先生与万昭华讲述往事的时候，提到杨梦痴曾经跟他说过的一段话：

我小时候爱在这个缸子里喂金鱼，每天放了学，就跑到这儿来，不到他们来喊我吃饭，我就不肯走。那个时候缸里水真干净，连缸底的泥沙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弄到了两尾“朝天眼”，你爷爷也喜欢它们。他常常到这儿来。有好几回他跟我一起站在缸子前头，就跟我们今天一样。那几回是我跟我父亲，今天是我跟我儿子。现在想起来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30

这段话隐含着杨梦痴与寒儿之间关系的真实本质，他们的对话并不基于任何利益，贯穿其间的是从爷爷通过爸爸流传到儿子身上的某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因此对寒儿来说，堕落了的杨梦痴仍然是自己的父亲，仍然是爱他的父亲，也是他爱的父亲。巴金在《谈〈憩园〉》中表示他喜欢这个小孩的“死心眼”，但不喜欢他对父亲那样宽容，他愿意寒儿的父亲得到自己应得的惩罚，所以他在小说中并没有严厉地谴责寒儿的哥哥赶走父亲的行为。31如果隐含作者问题意识的重心是在批判杨梦痴的堕落的话，索性让叙事者听到杨梦痴大儿子的意见更有效果，但是叙事者黎先生从头到尾始终听不到大儿子的声音，听到的反而是对杨梦痴具有同情心的寒儿与李老汉的声音，这些声音则从侧面表现出杨梦痴的人情味。就这样，叙事者不仅刻画了杨梦痴的某种“非典型”样态，同时显示着观察杨梦痴的视角背后的价值判断尺度。也许巴金真正的创作重点不在杨梦痴与小虎的堕落，而在寒儿与黎先生等人对杨梦痴与小虎的评价及其背后的伦理意识。

按照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人类除了“利己的本能”以外还有“社会的本能”，而“此种社会的本能乃是亲子间感情，乃至兄弟或姊妹的关系或友伴的感情之扩大”32。因此可以说，寒儿对父亲表现出来的同情与仁慈正是社会本能的基础，而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本能的逐渐发展将带来各种道德规则的创造，由此形成“正义与公平”的概念，这就是道德伦理的第二阶段。33

在《憩园》中，姚家的仆人老文对小虎的行为以及姚国栋教育孩子的方式有着批判性的见解。作为一个没有学问的底层人，老文反而对道德伦理有着更清楚的认识，他认为正是姚国栋的教育方式—金钱万能主义的思路导致了小虎的不良行径，他向黎先生控诉小虎时说：“黎先生，我们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底下人，我们也晓得好歹，明白是非，我们心里头也很难过，我们也是人啊。”34这些话语呈现出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正义与公平”阶段的特征，由此也可知，伦理是与知识程度毫无关系的一种“本能”性质。

三

不仅是老文，叙事者黎先生也意识到小虎的品行问题其实是与姚国栋的教育方式有关的。一开始，黎先生犹豫是否应当介入姚家的家教，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管别人的事情，可是从老文那里听到了小虎的行为以及万昭华因此而受苦的情形之后，他还是给了小虎的父亲姚国栋以忠告，尽管并没有效果。他的劝导的失效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知识者对启蒙、救助的渴望与事实上的无法实现之间所形成的矛盾”35。而这样的矛盾正是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一直感受到的身份焦虑的核心。1936年，巴金在与徐懋庸的论争中表示，他尽管信奉“安那其主义”并曾经投身于此运动，但目前已脱离实际运动而成为作家，因此已经没有资格自称“安那其主义者”。山口守指出，这样近于忏悔似的告白，是解读巴金文学与思想的关键词之一，“贯穿着西班牙与中国、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与巴金这两种对比的、巴金的忏悔意识和连带意识，恰恰就是直面中国现实时作为一个表现者而不断苦恼的巴金本人的思想而非其他”36。由此，黎先生的苦恼正是巴金自身的苦恼的投射，他听寒儿讲述杨梦痴的不幸之后心里产生了矛盾：

我忽然想躲开他，不再看他那憔悴的面容，我忽然想拉着他的手疯狂地跑出去到处寻找他父亲，我忽然又想让他坐在我房里，我用话语来逼他详细地叙说他的家庭的故事。37

黎先生挣扎在救助他人的渴望、恐惧失败的逃避心理，以及作为小说家想倾听“杨梦痴的故事”的欲望的三重矛盾之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感觉自己“似乎在等待什么”，这时万昭华温柔地安慰寒儿，并引导他继续讲“杨梦痴的故事”，继而也安慰了黎先生：“我记得有位小说家说过你们是医治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38而当她向黎先生透露她过去的孤独以及通过小说打开眼界的经验，并把“牺牲”看成是“最大的幸福”的时候，万昭华就在一定意义上抵达了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第三阶段，即“自己牺牲”。对她来说，“自己牺牲”不是“忘了自己”，而是“扩大自己”，因此她所读到的黎先生的话“为着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39在她心里就等同于“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40。由此可见，在万昭华身上寄托着小说的隐含作者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伦理理想，而叙事者黎先生对她的钦慕之心也隐含着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伦理理想的渴望。

而万昭华与黎先生的彼此慰藉则隐喻着巴金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互相治愈的过程。叙事者黎先生写的小说是关于“小人物的小故事”，并且是“悲剧”。他之所以不断写作是为了去掉“莫名的重压”，而与万昭华的交流让他从“莫名的重压”里释放出来。万昭华希望“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41，这一充满同情与怜悯的请求使黎先生反思自己以往的创作活动，让他觉悟到自己过去被关在个人的小世界里，给人间增加了苦恼，而没有给纯洁的人带来一点欢笑。万昭华的“牺牲”精神翻腾在黎先生的心里，给黎先生带来了思想与创作上的变化。尽管他仍旧继续写“小人物的小故事”，可是他不再写“悲剧”，而开始写“希望”。黎先生写下的小说“《憩园》”的结尾也因此有了变动：

最后那个给人打伤腿不能再拉车的老车夫犯了偷盗行为被捉到衙门里去了，瞎眼女人由一个邻居小孩陪伴着去看他，答应等着他从牢里出来团聚。42

在这个新的结尾中，由于瞎眼女人的允诺，老车夫在艰苦的现实中得以保留着希望。黎先生并没有修改故事里的现实环境，他只是改变了主人公的心态，但是小说的含义完全变了。尽管作者巴金无法改变客观现实，但他改变了小说中叙事者黎先生的心态，以此传递自己的真实意愿，小说的意义图景也因此得以改变。

叙事者黎先生渴望拯救的杨梦痴与他希望教育的小虎最后都死去了，然而小说作者并没有让他目睹死亡，死亡叙述反而具有了征候性，死亡由此成为战乱时代的某种表征，杨梦痴与小虎的死亡也因此从个人层次置换成集体层次，从具体事例变成抽象概念。也许巴金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杨梦痴与小虎的思想和行为是必然要灭绝的，因此他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救助与启蒙的失败，因为知识分子真正希望救助的对象是像寒儿与万昭华一样有着高贵的心灵但在现实中受苦的人。《憩园》的真正意义也体现于寒儿、万昭华与黎先生这些小人物的思想与行动之中。

结语

从国外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到国内的刘师复、李石曾等，相当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巴金也在20世纪20年代投身于无政府主义运动，尽管他参与的政治实践并不成功，而由此开始的小说创作与翻译工作则被视为他从政治退回个人信仰的表征。到了30年代，巴金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装在小说里，并在《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中提出通过经济斗争达成政治斗争的工团主义发展蓝图。可是，作为文学家的成功与作为革命家的失败始终使巴金陷于心理矛盾之中。而到了40年代，巴金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逐渐淡褪，他在《火》第二部的“后记”里谈到了无政府主义信仰之后便不再提及无政府主义。也因此，以往对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研究侧重于30年代以前的巴金，而巴金4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则一直不太被重视。

然而，通过他在抗战时期的对以往翻译作品进行修改的工作，可以发现20世纪40年代的巴金依然持有无政府主义观点，并仍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视为指引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有效理论，尽管此时的巴金可能对于以往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生出无力之感。对40年代的巴金来说，伦理学似乎是唯一能够达成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有效途径，而无政府主义伦理观也被巴金融进同时期写就的小说里。本文所分析的《憩园》即在处理“道德与生活标准”问题，巴金不仅批判了金钱万能主义，而且进一步暴露了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判断尺度里隐藏着的金钱思想，进而通过黎先生、寒儿、万昭华、李老汉与老文等人物透露他所追求的伦理理想。

另一方面，巴金在黎先生这一角色中再现了他在现实中一直深刻感受到的行动上的无力感，并将他被压抑的理想寄托在万昭华这个角色中。小说中，黎先生在经过与万昭华的对话后逐渐克服了以往的悲观主义创作倾向，并最终为小说写出了充满希望的结尾，他与万昭华的互相倾听、互相激励也隐示着巴金克服现实行动困境的自我治愈过程。这也意味着巴金的思想转变—从行动失效的内疚感转换为对文学家而言“创作就是行动”的自我肯定。因此可以说，尽管《憩园》没有在叙事层面直接显示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其中仍旧蕴含着40年代的巴金以伦理学方式显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巴金4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实践而言，《憩园》是一部不可忽略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