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学识·才情——我读陈泽远

日期：2023-06-14 09:10

陈泽远不仅是一位资深的剧作家，还是一位小说家，一位历史学者。他在话剧文学、电影电视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已经载入成都市和四川省的当代文化史册。他在历史研究和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则集中体现在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历史小说《李冰父子》之中。

古人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章句下》)谨遵先贤教诲，且就我认知中的陈泽远其人其文说一点浅见。

陈泽远于上世纪60年代初步入艺坛，至今一个甲子有余。六十多年间，他殚精竭虑，笔耕不辍，涉猎话剧、川剧、电影、电视、小说、文论等诸多领域和体裁，林林总总，华彩灿然。在艺术创作的长征路上，他始终坚持以民生为念，以生活为师，在热切的人生体验和扎实的学问功底的基础上，以情唤情，以心写心。不骄矜，不张扬，不虚浮，不作伪。用作品与观众、读者见面交心，用作品为真实、真相证明证伪。不妨将他的全部创作过程和成果视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系统，这个有机的系统就是陈泽远的世界。

从精神层面上讲，这个世界是三元合一的。所谓元，在这里不仅是指构成其作品的元素，更是指支配其认识和实践的元气。前人早有“文气”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典论·论文》)综观陈著整体，它自然而然地洋溢着一股士子的清气。在我看来，这清气含有心性、学识、才情三种成分，这就是所谓三元。三元合一 ,斯文成焉。下面，先结合他的戏剧作品试作一点分析。

陈泽远所著剧目，数量多多。诸多剧作中，我选择了话剧《蜀都新潮》(又名《娼厂唱场》)和川剧《张献忠与陈皇后》。陈泽远早年毕业于历史系，醉心于历史学，所写剧目，大多选材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上述两部剧作呈现在舞台上时，观众仿佛被卷进了洪波涌起的某个历史河段中。只见剧作家怀着一颗仁者之心、忧患之心从历史的深处走来，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里，传达出一阵阵无法抑制的剧烈心跳。十二场话剧《蜀都新潮》以清朝末年成都地区推行“新政”引起的动荡为背景，将人们在革命与改良的抉择上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内心冲突，画卷般地展示出来。场面波澜迭起、人物栩栩如生。无论是社会底层的演员、中层的军人，还是上层的高官，都在风潮中翻滚沉浮，都为那场“维新变法”投入了热情，付出了代价。整部戏让人如此贴近地感受到剧作家对19世纪后期晚清的“自改革”沉思式的关切。透过剧作，你能看到陈泽远那锐利的目光，你能听到他沉痛的叹息。这是中国真正的读书人对“仁者爱人”精神的承袭和传扬，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忧患意识的推延与光大。剧作家之心性，可见一斑。当这种心性融入陈泽远深钻穷究的大量晚清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成都晚清时期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史料时，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苏醒过来，鲜活起来。他脑中不时有灵光闪现，他笔下常有瑰奇流淌。通观全剧，如此广阔的生活场景被如此精当协调地浓缩到戏剧美的画面中；如此众多的人物被如此准确地典型化为简约的舞台形象，剧作家的才情，于此亦可见一斑。

陈泽远笔底出话剧不少，现川剧更多。踏入川剧界伊始，他便在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并举的思路引导下，推出了《花田错》等成功的“旧戏新探”之作。但最能体现他本人艺术创造力的还是那些原创的新编历史剧，比如《张献忠与陈皇后》。在这个戏里，观众又一次感受到了与话剧《蜀都新潮》中一样的忧患意识。不同的是，陈泽远让这个川剧里的忧患意识更多了一些抨击的力度和批判的色彩。一直对明清史抱有浓厚学术兴趣的陈泽远，决意选择从未被戏剧界关注过的历史人物张献忠作为表现对象。在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是一股重要的反明力量，而张献忠本人，更是一位性格多面、内心复杂、经历独特的圆型人物。《张献忠与陈皇后》以明清时期的朝廷和清军及李自成的义军和张献忠的义军这几股势力之间构成的错综关系为大的背景，集中笔墨着力铺写了登上大西王位之后张献忠的两次册封皇后、两次开科取士。开国之初封蜀中才女陈蜀凤为皇后时，张献忠比较清醒，尚能虚心纳谏、广招贤士、励精图治。然而，登基未久，张皇帝就只能听颂辞，容不得异议，视权如命，日渐昏庸。以至听信奸相之言，杀害直言之士，竟至将据理力谏的陈皇后赐死。二次封后，张献忠选中了美女素馨。他哪里知道此女乃潜入后宫的清廷奸细。两次开科亦复如此：前次实属求贤若渴之举，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后次开科时，张献忠心态已变，选人才变成了设陷阱，因言治罪，滥杀无辜。整部戏以生动的戏剧人物、曲折的戏剧叙事警策世人：权力使人变质，皇权尤其使人腐败。在这个戏里，陈泽远的心性、学识、才情融成一体。前文提到的忧患意识在戏中有了更加扎实厚重的根基——它是建立在剧作家对明末历史的长期研究、反复思考之上的。这个戏也再次展示了陈泽远把握和处理庞杂的历史现象，提炼一个时代的思想和精神，塑造具有戏曲美感的典型人物的创造能力和奔放才情。对于陈泽远来说，创作川剧《张献忠与陈皇后》是一次剧作家的主体与表现对象的客体之间互相观照，尤其是主体对客体的观照：对历史现象的大观照，对历史人物的大观照。同时，写这个戏的过程，又是一次剧作家的主体在舞台艺术实践中得到大检验的过程。事实证明，通过这次大观照和大检验，陈泽远的思想经历了一场相当深刻的省思，其境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历史小说《李冰父子》是陈泽远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系统三元合一之清气在小说作品中的体现，是陈泽远一生心血的结晶。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多少回春风拂面，雪花飘飞，都伴着陈泽远思绪的绵延和笔尖的移动，将他对李冰父子的评价，对古蜀历史乃至中国古史的深思，融进了这行云流水般起伏跌宕的六十余万字中。此时此刻，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正在以它恢弘的背景、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识见、精心编织的情节和鲜明突出的人物，走进读者的心中。

我特别看重这部小说透出的又沉稳又灵动的学人风度。窃以为《李冰父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对特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时期的反思。他的这种反思，是建立在以现代史学观为指导的识见前提之下的，同时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以及古蜀国史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全书所表现的政治、经济、民俗、风物、人文地理等生活诸方面的具体历史状况都表明，要写这样的小说，如果没有对《尚书》《周礼》《诗经》《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以及先秦诸子等经史子集(包括地方志如《华阳国志》)的广泛涉猎和相当程度的了解，是无法下笔的。温习经典，熟读史书，精研覃思，不仅是陈泽远征服李冰父子史迹这一历史题材的利器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小说成功的保证。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感受到了《李冰父子》的人文风采。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陈泽远以他长期浸染于戏剧艺术氛围所获得的审美眼光和艺术表现力，将自己对历史的反思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陈泽远在《李冰父子》中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家李冰的认知，二是对战国时代政制的认知。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李冰的评介文字，都是将他界定为水利工程专家。从某个角度看，这种界定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历史上的李冰并不只是一位水利工程专家，而且首先不是水利工程专家。据史书记载，李冰在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由于他在任上治水的成就巨大，影响深远，也或许有其他原因，他任太守时治蜀理政的种种举措和功效，尤其是他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气质、才能等等，往往不同程度地被人们忽略了。这部历史小说，正是陈泽远为纠正这一认知偏差并重新界定和思考李冰这个历史人物的全貌和价值而创作的。

作为文学形象的李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重民”情怀。这是一位深知“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道理的封疆大吏，蜀郡普通民众的生老病死、忧患安乐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为了这个质朴切实的蜀郡梦，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长期存在的江河横溢、水旱频发的关键问题上。他不仅看望灾民，为其解决困难，更亲自进山考察、制定方案、参与治水工程的各个环节。他十分清楚自己面临的治水反治水的矛盾、疏导与堵塞两种治水方案的冲突，乃是深层次的政治斗争的反映。不从政治上抢险排难，浩大的治水工程将面临更大的阻力。自己制定的“明法令、兴学令、强军令”等治蜀新篇将无从谈起，更遑论实现把蜀郡建成天府之国、让它成为秦国大粮仓和统一六国之基础的远景。为此，成竹在胸的李冰从平息笋里街风波入手，坚决为以王缀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平反，坚决抵制公孙若的错误治水方案，坚决打击公孙若及其同党对治蜀新政和治水工程的蓄意破坏。由此而展开的反复曲折的斗争，成为了整部小说的情节主线。

作者对李冰在治蜀理政过程中曲折经历的细致描写之所以显得准确生动，与他对李冰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有着自己独到的深刻理解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传统中国的两种政制类型——“周制”和“秦制”处于转换状态的重要阶段。所谓“周制”,指的是古代早期“封土建国”的“封建”制即宗法封建政治制度，它大约兴起于商代，成熟于西周。所谓“秦制”,指的是“周制”在东周解体之后兴起的高度集权的君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代表就是在公元前221年灭亡六国而建立起来的秦帝国。秦王立国之后，在行政隶属权上彻底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厉行专制一统。制度之别源于思想之别，“周制”的精神接近主张仁政、王道的儒家，“秦制”所奉靠拢厉行苛政、霸道的法家。对比两制，其最重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相对重民，后者绝对尊君。当陈泽远面对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典籍、史料以及有关古蜀历史的文献乃至传说时，他同时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由“周制”向“秦制”过渡的时代。上述关于这个时代政治制度的历史状况的认知，正是包括陈泽远在内的一部分历史学者和历史剧、历史小说作家经过长期研究与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通读《李冰父子》全书，你会在主角李冰和其他一些人物的身上，在整个背景烘染与情节铺排中明显感受到作者对这个“周制”式微而“秦制”方兴时代的鲜明特征的把握。作者对当时尚未完全成型的“秦制”及孕育“秦制”的法家思想的清醒的批判性认知，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且不说他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对商鞅变法和《商君书》的透彻而尖锐的评说，仅在对李冰形象的刻画中，就强烈传达出了一种与“秦制”及法家思想完全对立的色彩和倾向。比如李冰一出场便以敢揭龙鳞、敢拔虎须的胆魄，以小小县令的身份对肆意污染水源的王太子进行处罚，昭示了他绝不盲目尊君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为全书的深层题旨和李冰形象的内涵定下了民本主义的基调。又比如，全书所设置的主要矛盾，即前文提到的李冰与代郡守公孙若及其党羽蹇侯、僰侯等权贵势力的矛盾，有着深邃的社会政治内涵。小说中的矛盾双方此争彼斗，反复纠葛，贯串始终。究其实，公孙若一党均与书中先后出现的两个太后血脉相关。说到底，李冰与他的伙伴们是在与后党作斗争。这场斗争是由伴随“秦制”产生的后妃干政、外戚专权现象决定的。“秦制”或者说“皇权政治”与上古的宗法制相关。由早期氏族家长演变而来的君王，是将君权与父权合而为一的，家国同构，看重血缘。于是后妃和后妃的亲戚也登上了政治舞台，后者就是“外戚”,上述李冰的反对派恰恰就是这类外戚。小说的这种布局或安排，显然含有揭露和贬斥“秦制”弊端之意。

处在小说创作亢奋状态中的陈泽远始终是冷静而清醒的。全书在对“秦制”及法家持基本的、总体的批判态度的前提下，同时也表达了对“秦制”及法家有助于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某些举措的局部肯定。从全书总体背景的铺排和主要情节的推进可以看出，秦王朝的统一政纲是符合大一统的历史总趋势的。从李冰性格和他的政治主张及实践来看，他对依法治蜀的坚持，实际上是对法家思想的部分接受和肯定。陈泽远笔下的秦昭王并不像后来的始皇帝那么刚愎专断，疏远臣民，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还能够听取和采纳臣子的意见。这也是李冰在与后党的斗争中采取“尊王拒后”的总体策略的原因。凡此种种，都说明小说作者没有掉进形而上学的思维陷阱，其笔法恰恰更能准确表现那个过渡时代开明官吏的特点，即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前提下，既讲仁义，又行威权，儒法兼收，刚柔相济。

归结起来，长篇历史小说《李冰父子》绝不仅仅是水利工程专家李冰的文学传记，也绝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份生动形象的古蜀断代史和蜀地治水记。陈泽远立足现代回望历史深处的李冰父子，从政治和政制的高度对李冰和他生活的时代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以文学的样式和风韵将审视之后的感悟传达了出来。这才是全书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陈泽远三元合一之清气在小说创作领域的耀眼闪光。

从精神层面浅探了陈泽远世界的三元合一之后，还应当从操作层面对他的世界作一点描述。如果考察一下陈泽远作品系统的创作过程，就可以发现在其戏剧影视创作与小说创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可称为点面互动。在陈泽远的世界中，小说创作即《李冰父子》的生产是一个点，戏剧影视创作则是一个面。这里的点面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事物或现象那样大多由点逐步向面上扩散。乍一看，他的这两种创作过程仿佛各自独立，这两个创作领域似乎互不搭界。而且，他的小说写作与他的戏剧影视创作几乎是并行推进的。实际上，在陈泽远那里，这点和面不仅在选材、立意上有许多相近和共通的地方，而且彼此间在思维方式和文本呈现方面更存在相互触发和推动的契机。历史题材始终是陈泽远最为关注的，也是他经常驾驭的。对历史的思考和发现使他在点和面之间频繁的碰撞中获得契机——灵感火花迸溅、创作激情喷发的契机。他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自始至终将思维聚焦于一个点——《李冰父子》的写作。他是在打一口深“井”,而这口“井”的最深处直通到“海”——他的戏剧影视创作。几十年下来，陈泽远不断通过小说创作积累对历史的深度进行了解和思考；与此同时，他又坚持着一部接一部地推出戏剧和影视作品，并将这种创作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反馈到小说写作中。点面互动，系统的生命存焉。

互动的艺术创造充满活力。

自成系统的精神财富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