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活”研究的意义、价值和局限

日期：2023-05-29 08:21

从温儒敏先生2009年提出“文学生活”研究的设想，到2012年产生反响，至今已逾10年，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响应，显示了这种研究的有效性、积极意义和学术价值。但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的一面，对此，我们并没有及时反思和深入思考。本文试图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对“文学生活”研究给予辩证评价。

一、“文学生活”研究的提出、成果及现实意义

“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09年9月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学术会上，温儒敏就提出过研究“文学生活”问题，主张文学研究要走进“田间地头”，进行“田野调查”，了解普通读者的文学诉求与文学活动。1但并没有引起注意，提出者也没在这方面下功夫。到了2012年，温儒敏带领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团队和北大中文系的部分教师正式启动“文学生活”研究，他们申报并获批了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2016年结项，出版了近60万字的结项成果《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2。在此期间，山东大学成立了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召开了有关文学生活和文学生活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20多篇；在智库成果和社会服务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温儒敏关于“文学生活”研究的倡导和有关“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报告，这两方面是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从2012年到2016年，温儒敏先后在国内报刊发表多篇文章，倡导“文学生活”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2014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年会就以“‘文学生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下价值”为总题展开研讨。温儒敏提交了《为何要有“文学生活”研究？》的论文并作大会主题发言。他对“文学生活”的概念、提出的背景、研究的意义、方法上的调整、新课题的开发等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在此前后，贺仲明、刘方政、丛新强、张巧玲等学者分别对“文学生活”研究的内涵、路径、意义、方法、启示等做了进一步的阐发。3

关于“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报告，是“文学生活”研究的主体性成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重点推出“当代文学生活状况调查”栏目，集中刊发了山东大学团队的一组调查报告，成为“文学生活”研究成果的初步显现。这组调查报告涉及内容比较广泛：从农民工、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到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和网络文学生态调查；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接受状况调查，到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以及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等，都是重要的接受问题，完全靠“事实”说话，通过调查数据和案例分析，得出结论，因而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到专著《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则是“文学生活”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全书分为五个子课题，共六辑，通过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分析，有诸多的“事实”发现，呈现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通读者“文学生活”的基本样态。这是一种实证研究，与以往的评论家、学者对文本的阐释是完全不同的，突破了这种“内循环”式的研究，将大众的文学接受与文学生产、传播、媒介融合等有机结合起来。

应该说，“文学生活”研究的提出，一方面源于对现有的研究状况的不满足。正如温儒敏所说“现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4。的确如此，回顾近些年来的文学研究，理论匮乏、思想匮乏、资料零碎、方法单一，从而表现出整体上的创新乏力。突出表现为“一是选题的高度类同化甚至重复现象较为严重”，“二是复制、拼贴甚至抄袭性研究成风”，“三是欧化、西化以及形式主义的研究令人头疼”。5近些年来，随着文学的思想、文化研究从文学领域的淡出，随着西方理论、思潮、方法的强制阐释和征用已成强弩之末，留给文学研究的出路似乎只有向史料的回归。

反思我们的文学研究，还有一种现象也比较明显，那就是文学研究在现实社会、学术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边缘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诚然，文学研究既不能兴邦，也不能致富，更难以在整个社会产生“轰动效应”。但不忘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化中的生成价值、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应有的意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也正是以往学界所反复强调的文学研究的历史感和当代性是不可偏废的。由于研究意义和价值判断的缺失，也必然加速文学研究的远离现实人生。事实上，我们的文学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越来越被边缘化，近几年每年评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十大热点问题”，没有一个是文学问题就是一个明证，说明它疏离核心价值引领，淡出现实人生，在参与时代思考和价值重建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样的研究既不能经世致用，也较难“接地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儒敏教授敏锐地感知到文学研究的种种弊端，尤其是陈陈相因、创新乏力、疏离当下文化建设、不接地气的现状，提出“文学生活”研究的设想，这种设想体现了文学研究的“接地气”和关注民生，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文学生活”研究的提出，也源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拥挤”，仿佛“人多地少”。“每年那么多的文学研究生、博士生毕业要找论文题目，按照旧有思路会感到题目几乎做尽了，很难找。如果目光挪移一下，看看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那就会有许多新的题目。”4的确如此，早在若干年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有人提出学科“拥挤”的问题，不到百年的文学历史，有数千人在这里耕耘，资源渐趋枯竭，已不再是开发的“富矿”，选题艰难，研究类同，大有题目已被做尽之感。而“文学生活”研究的提出，在学科内部，虽不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但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它带给我们许多新的思考，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之一，有效地缓解了学科“拥挤”的问题。

由此可见，“文学生活”研究的提出和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文学生活”命题的理论价值

“文学生活”研究的命题，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具有理论价值。

第一，它解决了接受美学研究的“半截子”问题，使文学接受研究更完整、更全面。“文学生活”研究的提出，有效地借鉴和依据文学活动“四要素”原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特别是针对“文学接受”研究的“半截子”现状而提出来的。“接受美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德国产生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之后，读者反应批评也在美国、法国兴起，成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之一。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从1983年开始传入我国，从观点介绍到原文翻译，从理解、阐释到消化、应用，很快走完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国学者普遍具有了自觉的接受意识，将“接受研究”引入各自学科和领域，展开经典作家、文本的接受研究以及局部和整体的接受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各种接受史层出不穷。但却良莠不齐，角度、模式雷同现象严重，所以，反思也多来自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认为热闹表象背后存在危机。比如，王兆鹏认为：“时至今日，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似乎走到了瓶颈地带，进入了一片盲区，研究理路模式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成果同质化。长此以往，不免会让人怀疑文学传播接受研究还有没有出路、有没有意义。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亟待突破和超越。”6同时，也存在泛化现象，比如，将传播史、影响史、研究史、文学思想史都搅和在一起，甚至用研究史代替接受史，已背离了接受美学的“初心”。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接受史研究成果较少，且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接受史著作。虽然，马以鑫在1998年就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7，但正如专家所评：“他写的不是文学接受史，而仍然是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该书虽是第一部现代文学接受史，却是一部似是而非的接受史。”8陈思广的《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9是一本具有接受史性质的专著，但这里的“接受者”多是评论者，而不是普通读者的“接受”，所以，它更像“研究史论”。钱理群的系列论文《独自远行——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1949)》10和《鲁迅：远行以后（1949—2001)》11是更为宽泛的接受史研究，它包括从1936年鲁迅逝世到2001年中国各界人士对鲁迅的追悼、纪念、评价以及鲁迅作品的出版、传播和接受事件等。关注的重心也不在普通读者。

以上描述的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的接受研究、接受史研究，印证了温儒敏所说的“其所考察的‘接受主体’，还是离不开批评家与学者，所谓‘接受现象’也就是一些评论和争议之类，很少能顾及到普通读者的反应，以及相关的社会接受情况。”所以，温儒敏认为：“这样的‘接受’研究，只是‘半截子’的。”有鉴于此，温儒敏提出“文学生活”研究的倡议，在他看来，“不只是关注批评家和学者的‘接受’，更应包括普通读者‘接受’”，这样，才是“更完整的‘文学接受’研究”4。应该说，温儒敏提出的“文学生活”研究，其重心是要关注普通读者的文学生活，最能反映作家作品实际接受效应的就是这普通读者，这也正是以往研究的“短板”。当然，除了普通读者的文学生活，也包括作者的文学生活。读者的文学生活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极为密切，它往往决定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第二，它实现了多种研究视域的交叉与融合。从文学生产到文学传播再到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文学影响，还牵扯到文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与价值。“文学生活”研究不仅把普通读者的接受反应纳入研究的范围，而且它还向前延伸到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研究，同时，也向后拓展到文学消费、文学影响研究。这样，从文学生产到文学影响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活链，而且彼此绝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以往，有人专门研究文学的生产，关注作家怎样创作，作品是怎样出炉的，包括网络文学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期间文学制度、文学政策、文学网站又是怎样影响文学生产的，这种研究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显得单一。也有人专注于文学传播研究，运用传播学的原理，从传播者、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展开研究。这种研究同样是单一的。至于向后拓展的文学消费研究、文学影响研究则是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比如，当今每年出版的几千部甚至近万部的长篇小说，到底是怎样“消费”的？究竟是哪些人在买小说、读小说？海量的网络文学又是哪些人在“消费”？畅销小说、网红小说是怎样形成的？它给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文学生活”研究的课题。只有把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消费、文学接受、文学影响贯通起来，融合起来，展开综合研究，才能看清各自的真面目，而且，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和消费是辩证的关系。首先，生产与消费具有同一性。其次，生产创造和决定消费。再次，消费对生产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最后，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是以合理分配与交换为中介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完全可以运用到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中，它是通过传播这个中介来影响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的，同时，又反作用于文学生产。不仅如此，从文学的生产、传播到消费、接受、影响这一完整的“文学生活链”的发生，都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而必然是在现实社会和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等特定的氛围中完成的，时代风尚、社会制度、文化氛围、接受环境等无不影响着“文学生活”。因此，“文学生活”研究又必然涉及文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文学政治学、文学制度学等等诸多领域，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和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融通的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一书中，既有“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查”（分为众多群体），并注重文学接受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也有“当前社会文学生产的实证研究”，从传统纸质刊物的生产与传播到新媒体文学的生产与传播；还有“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以及“非主流文学生态研究”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生活”研究的内涵。

第三，它丰富了文学史写作，具有文学史价值。传统的文学史往往是作家作品史，对作家生平的描述、对作品的分析、阐发和评价自然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他们当然也是读者之一，但毕竟是少数人，这样的文学史，只能是专家的文学史，而不是大众读者的文学史。大众读者的阅读、感受、理解在这里是缺席的，他们又是庞大的接受群体和接受力量，他们的认可与否、喜欢与否直接影响到作品的畅销与否与价值生成。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兴起以后，引发了人们对读者批评、读者研究的兴趣，也打破了作家——作品的二维格局，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纳入其中，形成三维时空，这无疑扩宽了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但迄今为止，普通读者的文学史还不尽如人意。

在这种情况下，温儒敏提出的“文学生活”研究又进一步引申到“文学生活史”的研究，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的研究构想。他指出“文学生活史的研究将会细化和丰富文学史的对象世界，催生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12。刘方政提出“文学史坐标”和“阅读坐标”这两个概念，指出“作家的创作及对作品的言说、品评和文学发展史的梳理总结，属于‘文学史坐标’，是传统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而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应置于‘阅读坐标’，即‘文学生活史’研究。”之所以提出这两个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分专业的文学从业者（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的文学实践。前者的文学实践是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的重点：作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对作品优缺点的分析与评价，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生活的关系，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人的启示，也即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而后者关注的是普通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为什么是这一部而不是另一部）、评价和所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的表现形态。这后者就是‘文学生活史’研究的重点”。这种“文学生活史”研究，“既能够为文学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拓展新的学术生长点，又是关注民生的现实需要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对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创作、文学传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意义”。而且“‘阅读坐标’对‘文学史坐标’具有印证、补充和纠偏作用。”13丛新强提出“文学生活史”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又至少包含三个既独立又融合的层面：一是以普通读者为中心的主体性选择，二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价值性判断，三是以社会反应为参照的动态性描述，从而达成‘对话性’文学史的写作，进而重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意义。”14这样一来，文学史才更丰满起来、丰富起来。

三、“文学生活”研究的局限及深层原因

然而，“文学生活”研究的提出虽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局限性以及困境的一面，对此，我们并没有及时反思和深入思考。“文学生活”既然关注的是“事实”，是“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就必须靠数据说话，而数据只能通过调查、访谈、问卷、统计才能得来，没有了这个前提，“文学生活”研究将无从谈起。这就暴露出了问题：调查研究只能面对“当下”，而无法面对“过往”，这就决定了“文学生活”研究只在研究“当前社会”的文学生活方面是有效的，比如，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中没有调查过的领域和其他读者群体；还可以像温儒敏所说的使“文学生活”调查常态化，每隔一两年有一个“蓝皮书”之类的调查汇总，向社会公布，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但是，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生活”就无法通过调研解决问题了，只能通过挖掘“文学生活”的史料、文献、资料提供证据。而古往今来，普通读者的阅读生活、接受反应都没有留下文字资料。这就使文学生活史研究面临极大的难题甚至困境。正如古典文学研究者所言：“效果史研究主要考察普通读者对文本的接纳反应，但由于中国封建时代以官僚士大夫文化为主流，历史记载中很难看到普通百姓的活动，流传下来的史籍资料中的读者仍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因此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也是这一阶层读者的活动，文本所产生的效果必然多也局限在这个范围。”15所以，迄今为止的所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研究、接受史研究，没有一部是以普通读者的“文学生活”、接受状况为研究对象的，而总是局限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普通百姓的文学阅读研究是缺席的。这里，仅举两例：一是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该书在第一编“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中明确指出：“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可朝三个方面展开：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16可是，通读全书，发现有阐释史、影响史、诗学沉思史，就是没有普通读者的效果史。二是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宏观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该书在“绪论”中谈到“研究古典文学接受主体的构成情况和历史变化”时尽管也说到“古典文学接受者不外王公贵族、文人和大众这三大群体”17，但全书也并不是以大众读者为观照对象的。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接受史研究也是如此。迄今也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史”，更没有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新近出版的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18，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是一部有分量、有翔实资料的力作、大作。但是，该书也不是以普通读者对新诗的阅读、反应作为研究重心的，书中的多数章节都是通过“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考察读者阅读接受的依据的，而不论是“选本”的选编者，还是“文学史著”的作者都不可能是普通读者，而必然是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以，这里的接受史还是在批评家、研究者这个圈子里打转。何以如此？因为在“文学生活”研究所关注的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影响这个系统中，生产、传播的研究是相对容易的，因为有案可查，容易捕捉，比如，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作品的发行数量、版次、选本等。而阅读、消费、影响的研究则相对较难，因为读者阅读了什么、消费了什么、接受了哪些作品、接受后给自己造成了哪些影响一般是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特别是亿万普通读者的阅读更不可能留下记录。而这又恰恰是“文学生活”研究、“文学生活史”研究的重点，于是就陷入了困境，即没有资料存留，或有资料却无从查找，研究就进行不下去。

普通读者的接受反应是浩如烟海的，也是千差万别的，因为他们是普通人、平凡人，当然也不可能把自己接受的情形记录下来、保存下来，而是过而不留，仿佛过眼烟云，消散而去。所以，我们在史料、文献的挖掘中想要找到这方面的记载是徒劳的。特别是时过境迁的阅读、接受、消费状况，只能通过诸如作品出版的版次、印数、销售情况、选本情况、图书馆的借阅情况以及典型个案等，大致地、笼统地、概括地描述当年的接受状况，这种描述可能是挂一漏万的，也可能是极不准确的。比如，用作品的出版、发行来衡量读者的阅读和接受状况有正确的一面，也可能出现误差，因为有些人虽然购买了作品，但不一定阅读，可能用于收藏（当然，收藏也可视为接受方式），例如，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后，许多出版社推出莫言作品集或单行本，销售大增。但作品的销售数不等于阅读人数，有相当的单位和个人购买它仅仅用于收藏，而不一定阅读。在《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中就显示：在阅读文学作品比例普遍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中，“仍有55.9%的学生一篇也没有读过”2莫言的作品。而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后，对他的研究论著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且绝大多数持赞扬、肯定甚至给予极高的评价。研究的盛况与读者的阅读存在一定反差。

留下文字记载的往往不是普通百姓读者，而是名人、作家、评论家、研究者。比如，各路名人在他们的自传、回忆录、日记中可能会留下自己当年阅读什么文学作品，以及给自己以怎样的影响的记录（普通百姓是不写自传、回忆录和日记的）。例如，作为政治家的陶铸曾谈到是读了《少年漂泊者》才去上黄埔军校的；胡耀邦曾谈到是受了《少年漂泊者》的影响才去参加革命的。作家也有机会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以及在接受访谈中留下自己接受文学影响的记录（普通百姓也没有接受访谈的机会）。比如，刘心武曾在文中谈及影响他最大的十个中外作家及其作品19。至于评论家、研究者的文学阅读、接受、评价因为就是他们的专业和工作，是“饭碗”，当然有机会在自己的论文中、著作中留下“文学生活”的文字记录。只有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没这个机会，他们的“文学生活”是没人记载的，自然也是无从查找的。

温儒敏在文中反复列举自己中学时代阅读《青春之歌》等作品的特殊情形，即同学们每天挤着在布告栏里阅读活页的《青春之歌》。这种特殊时代的“文学生活”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来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学阅读。但温儒敏既属于名人，也是专业研究者，所以他才有机会、有条件说出当年的接受状况，而其他大量的普通读者的阅读状况、接受情形就没有说出的机会，也就无从查找了。即使是亲历者也不一定能够全面掌握所经历的时代的“文学生活”。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是亲历过当年《班主任》《伤痕》《于无声处》的阅读、接受盛况的，但现在让我们把这种“接受现场”描述出来、呈现出来也是困难的，因为中国之大，自己所经历的、所了解的阅读和接受情况是很有限的。据现有文献可以了解到话剧《于无声处》在1978年冬季，全国就有2700多个剧团上演了这部剧，遍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各个地方，涉及专业和业余的各种团队。据说，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演出，排队买票的市民最长的排了26个小时。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排演这个剧，其具体的数量统计、演出盛况、观众和社会的反响程度也是很难说确切的。

不仅中国如此，整个世界也是如此。20世纪60至70年代，姚斯的“读者中心论”一提出，就遭到了东德和西德两大阵营学者的猛烈批评，认为这种接受史范式缺乏可操作性，因为文献和证据很少，资料搜集难度甚大，有限读者的接受资料和阅读期待不一定能代表全社会的期待视野。20所以，我们看到，姚斯当年提出“接受美学”，要解决“文学史悖论”，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国外，迄今也没有一部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效果史（接受史）问世。

事实上，自“文学生活”研究提出以来，并没有在学界产生持续的连锁反应，在2014年年会的论文中，提交“文学生活”研究的论文仅占很小的比例，所以，秦林芳在《年会综述》中说“在年会上提交讨论的成果可能还显得不够丰富，不够系统”21。在学界，迄今为止从事“文学生活”“文学生活史”研究的，只有以温儒敏为代表的山东大学科研团队，而且，温儒敏发表的多篇文章，从观点到内容到资料使用多有重复，这也反映这种研究的有限性。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资料匮乏。正如高玉所说：“由于读者及阅读在文学史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的原始资料缺乏有意识的保存”“文学接受史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史料不充分。”“读者以及阅读的历史资料有限，这极大限制了文学接受史的书写。”22

总之，“文学生活”研究的局限不是研究者的局限，而是研究资料的局限，其深层原因在于普通读者的接受史料的匮乏。将“文学生活”的研究运用在“当下”的“调查研究”上是有效的、也是有价值的，同时，对于“过往”的一些具有接受史料的个案的研究也是可行的。但若要全面铺开，写成“中国古典文学生活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则是不太现实的，即使写出来，也可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历史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完整的“文学生活”史料。也就是说，文学生活史的研究只能在局部有所建树、有所突破，而较难在整体上突破。高玉在文中期待“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非常具有前瞻性”，“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22我们认为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笔者对真正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接受史”，特别是以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为研究重点的“文学生活史”的建构持怀疑态度。事实上，自《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2017年）出版以来，文学生活研究渐趋冷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