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学研究史略（1983-2020）

日期：2023-07-13 09:38

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澳门文学是以一个“迟到者”的身份加入的。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白先勇等人的作品“登陆”大陆①，中国大陆以外的以汉语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这极大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但回顾华文文学研究史可知，澳门文学要迟至1991年第五届华文文学研讨会才正式被接纳。对于此次会议，澳门作家陶里回忆道：“港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开了好几回，都没有澳门的份儿，直到在翠亨村（广东中山）召开的那一次，来了几个澳门作家，讲了话，大会才临时在横额上加上一个‘澳’字。此后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舞台上，澳门文学才以跑龙套的角色登场。”②

陶里的话道出了澳门文学不受关注且自“亮相”就位处边缘的境况，这或许是澳门本土萌生出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动因。1983年，有感于“在文化艺术方面长期寂寂无闻”，澳门创办了第一个纯文艺副刊《澳门日报·镜海》，澳门东亚大学教授云惟利在发刊词中提出“澳门应该修建自己的文坛”③；次年，在“港澳作家座谈会”上，港澳双栖作家韩牧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④。两篇宣言表达了澳门文艺界对于澳门文学长期无名的自省态度以及坚信“来者可追”的乐观精神。更重要的是，“澳门文学”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被提出（以区别“澳门的文学”或“在澳门的中国文学”等表述），这在澳门文学史上意义非凡。因此，真正具有理论自觉与学术含量的“澳门文学”研究起点，可从1983年算起。⑤

广义的澳门文学包括任何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新旧文学两种形态，但无论从“澳门文学”这一概念提出的潜在对话者来看，还是从澳门地区多年来为构建澳门文学形象所进行的学术努力、收获的学术成果来看，“汉语新文学”⑥应是澳门文学中的主流，因此本文所聚焦的是澳门汉语新文学（下文通称“澳门文学”）的研究历史。在对两岸四地以澳门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会议进行全面考察后，笔者将1983年以来的澳门文学研究分成四个时期，即预备期（1983-1988年）、奠基期（1989-2000年）、拓展期（2001-2010年）和夯实期（2011年至今）。

一、预备期（1983-1988年）：个人经验式的回顾

预备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1988年出版的《澳门文学论集》⑦，其作者身份以港澳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包括作家、报人和编辑）为主。他们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界定“澳门文学”；它和香港文学、中国文学的关系；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之路。

对“澳门文学”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代表观点。其一是郑炜明提出的“五项标准”：1、土生土长，长期居澳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土长，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3、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长，曾寄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5、作品主题与澳门有关⑧。其二是张志和的“三大因素”：1、作者；2、作品的写作与发表情况；3、作品的内容⑨。仔细分析，二人的界定均围绕“作家身份”和“作品内容”两个维度展开⑩；不同的是，张氏将真诚投入澳门文学活动的外地人也算在澳门作家的范围内，郑氏认为所有书写澳门的作品都属于澳门文学。郑、张提出的两种理解“澳门文学”的路径，导致了日后澳门文学界自我叙述的分化。

在阐发澳门文学与香港文学、中国文学的关系时，李成俊认为：“从历史上说，澳门文学比香港文学源远流长，但从现状来说，澳门文学比香港落后，且不单受中国文学还受香港文学的影响。”[11]何紫在肯定了“澳门文学或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后，提出了港澳文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三点意义：为中国文学增添“新株”；地方性的独特价值；铲除殖民地色彩。[12]两篇文章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了澳门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具有某种定调意义。

由于“从一九五○年算起，直至刚过去的一九八五年止，三十六年来澳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也很少出版文学创作单行本或丛书”[13]，澳门文学的资料积累十分贫瘠，因此回答澳门是否存在“自己的”文学发展史这一问题的“策略”，是请当时活跃于澳门文坛的作家“现身说法”，以证明“澳门文学”是“有迹可循”的。金中子和鲁茂回顾了澳门散文的发展历程；胡培周、林中英、周桐介绍了澳门小说的情况，后二者侧重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韩牧和芦荻主谈澳门新诗；邓耀荣、周树利、李宇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对澳门的戏剧/剧场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另外，李鹏翥从文学活动、文学园地、文学团体等方面整体回顾了1950年到1985年这36年来自己所知所闻、亲身参与的文学实践，并提出了九项具体的建议以促进澳门文学的发展。

可以看出，这种“回忆录”或“经验谈”性质的文章，代表了预备阶段澳门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并非严谨、专业的学术研究，但这些不成熟的、“经验主义”的文字却是澳门文学研究史的宝贵收获。澳门文艺界有感于“澳门文学”的落后与寂寞，一腔热血，筚路蓝缕，希图在沙漠中种玫瑰的使命感，让人动容。

二、奠基期（1989-2000年）：建史的尝试与专题研究的起步

20世纪90年代的澳门文学研究收获颇丰，个中缘由除了预备期的工作得到延续和深化外，还与彼时国内形势有关。中葡谈判后，回归日近，澳门的文化身份从游离到清晰，借助回归热潮，内地学界也开始参与其中，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具活力、广度和深度。全面考察这些学术成果，可归纳出两个特点：其一，澳门视角和内地视角的研究双线并行、互为补充；其二，由暨南大学教授饶芃子及其学生开创的澳门文学专题研究进入起步阶段。

（一）澳门视角与内地视角并行互补

1. 澳门：各体文学发展历程研究

这一时期的澳门本土研究多聚焦于各体文学的发展脉络，这是澳门学者的优势和责任。黄晓峰、陶里、懿灵、郑炜明等人都关注新诗发展，其中以郑炜明《澳门中文新诗史略》[14]的论述最为完整。他将澳门中文新诗的发展历程分为20年代、30年代、40-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90年代六个时期，一一点评了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人和诗作，还从创作手法的角度将澳门诗人分为新诗派、现代派、后现代派三类，以及90年代初兴起的“青年诗人”[15]群体。该文搭建了澳门新诗发展史的框架，成为日后相关论题的必备参考。散文方面，以廖子馨撰写的《澳门散文四十年历程———从五十年代末走到今天》[16]最具学理性，她将澳门散文发展脉络和创作特色概括为“五六十年代散文充满社会批判和爱国激情”、“七十年代散文由激进向平实过渡”和“八九十年代散文走向繁荣”。由陶里执笔的《澳门小说发展概略》[17]，在肯定“澳门的小说……根在中国，所以是中国小说的一部分”的基础上，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澳门小说称作“雏形阶段”；50年代到70年代，“进入它的新时期”；述评了80年代以后活跃在澳门文坛的作家，其中鲁茂和周桐的笔墨最重。戏剧发展研究的代表成果是由田本相、郑炜明等人合著的《澳门戏剧史稿》[18]，该书认为澳门与戏剧结缘，可从《牡丹亭》谈起；勾勒了澳门戏剧在抗日战争时期、40-50年代、60-70年代、80-90年代的发展脉络；重点介绍了80-90年代的戏剧活动。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澳门文学批评发展历程的研究，但李观鼎的《试谈澳门文学批评的特色》[19]首次列举了涉足文学批评的澳门学者名单，归纳了澳门文学批评具有本土性、温和性、体验性和业余性四大特色，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此外，云惟利、缘源、刘月莲等人分别以综论的形式呈现澳门文学的发展轨迹，相较而言，更有整体意识。郑炜明的《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初探》是第一篇以澳门文学为题的博士论文，该文对澳门文学的各个体裁都进行了钻研，初步具备了“澳门文学史”的雏形。[20]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澳门地区的研究队伍多集中于探讨澳门各体文学的发展历程，呈现出较为明确的建史意识，这为后来者充分研究澳门文学提供了基础条件。

2. 内地：澳门文学特色研究

和澳门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内地学者更关注澳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位置及补充价值。例如部分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提到引入文化视角来考察澳门文学。刘登翰首倡“鸡尾酒”概念，概括澳门文化的多元性，认为这种多元性可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体范式和审美规范带来新变[21]。饶芃子指出澳门文化的独特性在于“跨文化场”、“边缘性”和“多元共生”，并探讨了使用形象学、身份批评等理论来研究澳门文学的可能性[22]。王剑丛关注澳门文化“相容并存”的成因及其对应的文学形态，并委婉指出平和文化-温情文学的局限所在[23]。此外，饶芃子和费勇较早提出“澳门性”这一学术概念，试图以此剖析澳门文学的特殊品格[24]。另有学者如陈辽[25]、王宗法[26]、王剑丛[27]、周文彬[28]以及江少川[29]等以不同的角度阐释澳门文学的独特性。相形之下，内地研究者多以整体观出发，格局较为宏阔，是“身在其中”的澳门学者难以企及的。

（二）专题研究的起步

1987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率先在港澳台招收兼读制研究生[30]，在此背景下，饶芃子指导的三位澳门学生廖子馨、汪春、庄文永选择了不同的专题进行研究，为澳门文学研究的相关领域填补了空白。

廖子馨的《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31]既从纵向的角度梳理了澳门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又以20世纪80年代作为横截面，细致比较和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澳门女性作家作品与内地、港台的不同，并指出了澳门女作家的局限在于过分耽溺于自我世界和“本土性”不足。汪春的《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32]在中文世界开创了土生文学的研究，她肯定了澳门土生文学的文化价值，指出了澳门土生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亲和性，分析了土生作品具有中西文化互渗的艺术风貌。经由汪春的译介和研究，土生文学的独特意义受到多方关注，成为日后澳门文学研究的热点。庄文永的《八十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30]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横向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澳门新诗崛起的文化背景、创作的文化主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征，应当说，反映出当时澳门新诗研究的学术水准。专题批评的出现，是澳门文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较之于漫泛的个案赏析或整体概述，现象的论题化更具有问题意识，也更有利于论述的精进。

综上可知，奠基期的澳门学者是研究的主要力量，内地学者则起到了敲边鼓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使得“澳门文学”的轮廓逐渐浮现。1998年，由内地学者刘登翰与多位澳门学者合著的《澳门文学概观》可视为两地合作的典范。不过，本时期囿于资料、地域等阻力，内地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多根据澳门已有的研究进行整合，较少己见，因此带有原创性不足等局限。

三、拓展期（2001-2010年）：专题研究成为主流

回归热潮过后，澳门文学研究恢复到常态当中。此时期的研究方阵继续扩大，台湾研究力量的加入使得澳门文学研究的域外视角更多一维[34]。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多是地基式的工作，那么在这一阶段，可以看到各地学者凭借已掌握的基础史料，对澳门文学的独特现象进行了角度各异、层次丰富的论述，换言之，专题研究———包括新专题的开拓和旧专题的深化———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思路。

（一）新专题的开拓

李观鼎的澳门文学批评研究。在《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35]一书中，李观鼎系统论述了澳门文学批评的样式、特色、成就和不足。他认为澳门文学批评话语有三大样式：李鹏翥式的杂语、陶里式的独语和黄文辉式的重语，这三类话语合成了澳门文学批评的现状；评析了澳门各类文体、专题研究者的学术贡献，并犀利地指出他们在理论、视野等方面的局限。这种直截了当的、条分缕析的批评方式是对澳门文学原有批评方式的超越，具有范式意义。

莫嘉丽和汤梅笑的小说叙事研究[36]。澳门的小说研究落后于诗歌和散文的研究，两位研究者对“澳门小说”这一文类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澳门各体文学研究失衡的状态。莫嘉丽关注小说中的叙事，如边缘（移民）叙事、性别体验叙事、教化关注等，以此透析澳门社会的种种境况，具有现实关怀；汤梅笑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均有分析，对澳门小说中包孕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阐释，则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文学感知力。

郑妙冰用文化研究理论解读澳门文学与文化。在《澳门：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37]一书中，郑氏运用了后殖民、族裔、身份认同等多种理论对广义的澳门文学（包括汉语、葡语、英语）作品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并将研究视角从“文学”扩展到“建筑”（大三巴牌坊、妈阁庙和观音堂）、“雕像”（中葡纪念物）等其他艺术文本，试图探讨殖民地澳门的非典型性，拓宽了澳门文学研究的版图。

朱寿桐等人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专题研究。《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38]首次将“澳门新移民”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他们的来源结构、文学/文化实践以及介入之功；首倡“文化气根”概念，阐述新移民文人对于移居地文化的表现；对澳门文化生态进行概括，凸显出澳门文学/文化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因而彰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旧专题的深化

也有部分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精研。其一是汪春以“文化身份”的角度继续深化由她开创的土生文学研究[39]。她发现，土生作品中频频出现的“疍家女”形象，既可看作东西海洋文化相遇的产物，又能作为追溯其母系身份的线索；“澳门语”则是土生族群身份的标志。论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兼具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知识，显露出作者丰厚的学养和宽广的视野。另外，郭济修对土生作家飞历奇作品的别致解读[40]也让人有所启发。

其二是陈少华接续早前学者提出的探寻澳门文学的“澳门性”命题，从散文、诗歌和土生文学三组对象探讨澳门文学的本土性/本土意识。他认为澳门散文的本土意识包括本土体验、文化身份和家园意识[41]；诗歌的“本土”经验可概括为记忆、概念与生活世界的共同构成[42]；土生文学作品传递的“跨文化境遇”是对澳门“本土”的提醒，因而具有“镜像”意义[43]。

其三是卢杰桦、余少君等年轻学者对澳门新诗的接力关注。澳门青年诗人卢杰桦系统论述澳门“新生代”这个众说纷纭、颇受争议的诗人群体[44]；赴台求学的余少君则专研澳门后现代诗歌形式与精神的双重意义[45]。可见，这一时期的澳门新诗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化。

总体而言，专题化与多元化是本时期澳门文学研究的主要特色，这或许得益于两个方面的作用力：研究者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娴熟使用；越来越多澳门以外的研究者加入研究行列。尽管如此，目前专题研究的成果似乎仅聚焦于澳门本土的文学状况，而忽略或者说搁置了内地及港台地区在与澳门文学的互动和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使得对澳门文坛生态的呈现较为封闭与静态。新的专题研究比如澳门汉语文学与葡语文学的关系、澳门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粤港澳台文学交流等或许有深入探讨的价值。

四、夯实期（2011年至今）：史料学转向与批评观念的调整

近十年来，与澳门文学研究界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事业或许是澳门文学馆的筹建和“澳门文学馆丛书”的出版，该项计划“旨在透过整理文学史料和作品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原始文本材料，进而期待书写出更具广度与深度的澳门文学史著作。”[46]政府层面的重视和支持，使得澳门文学研究的组织性和系统性得以加强，研究的成果也更为强调一手材料、论从史出。与此同时，试图调整澳门文学的区域观念，重构澳门文学的评价体系，也成为部分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两方合力共同影响了澳门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一）注重基础史料，强调实证研究

吕志鹏、邓骏捷的澳门新诗史研究。吕志鹏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一方面借着对一手史料、报章刊物的‘挖掘’和‘梳理’从纵向上加强澳门文学史料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在横向上亦透过与内地及港台等地的比对突显澳门中文新诗在华文文学区域性上的特殊意义，力图在纵横结合下全面厘清1938-2008年新诗发展的基本情况”[44]。吕氏将澳门中文新诗的起点暂定在1938年，这一观点被邓骏捷所发现的新史料推翻[48]。邓氏近年潜心研究澳门“雪堂”诗社，挖掘出了目前所知的澳门第一首新诗（1920年）、第一本新诗集（1928年）以及第一个新诗作者群“雪社”。诚如他所言，“这些发现有助于了解澳门新文学的起源和早期面貌，并可藉以探讨新文学运动对澳门文学发展的影响。”[49]澳门新诗的起点前挪至1920年，这一发现对重写澳门新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王国强、龙扬志的澳门文学出版/期刊目录整理。王氏历经多年整理和查证，出版《澳门文学书目初编（1600-2014)》[50]。该著详列了作品的语种、体裁、出版单位的属性、出版地等分析表，系统重现了澳门文学作品的出版历程。龙扬志的《澳门文学期刊述要与目录汇编》[51]对百年澳门文学期刊进行搜集和统计，整理出18种期刊的详尽目录，并通过词条或关键词的形式就每一种期刊的运营情况作了基本描述。二人所著为相关学者提供了必要的资料索引，是迄今同类工具书中最完整的著作[52]。

宋子江、傅玉兰等人的华铃研究。在打捞澳门新文学史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当年被茅盾称为“时代的号角”的澳门诗人华铃，仍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宋子江关注到了华铃40年代诗歌中的现代派特征以及他的文学翻译实践，认为华铃并不仅仅属于“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框架，进而重新思考澳门诗人华铃的文学史价值[53]。傅玉兰则透过诗人的手稿、诗集、照片、信函等资料，全面还原华铃其人、其诗及其时代[54]。华铃的重新“被发现”，勾连起澳门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关联，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学术增长点。

王列耀、龙扬志合作的澳门副刊文学研究。世纪之初，廖子馨、蔡江珍、黄文辉等人或深或浅地提到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的关系，如廖子馨认为“澳门新文学是在报纸副刊的摇篮里成长的”[55]，但这一论述还缺乏大量具体可感的材料支撑，王、龙二人合著的《文学及其场域：澳门文学与中文报纸副刊（1999-2009)》[56]以丰富的一手材料充实了这一论题。该书以《澳门日报》1999-2009十年间所登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为对象，分类考察了各类体裁的创作实绩和不足，借以探讨报纸这一文学场域对澳门文学的影响，被认为是“求真求新的澳门文学研究”[57]。

张堂锜从史论结合的角度重释澳门文学。张氏是台湾地区最早关注、用力最勤的澳门文学研究者，也是“澳门文学奖”的常驻评委，对澳门文学的发展进程有实际的建构作用。近年来，他兼顾史料和批评，为澳门文学研究贡献了独特的价值。《边缘的丰饶：澳门现代文学的历史嬗变与审美建构》[58]一书既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细读澳门文学的成果，又收录了他辛勤整理的三份原创史料，包括《澳门现代文学编年大事记（1958-2017）》《台港地区澳门现代文学评论资料初编（1985-2017）》以及《台湾文学对澳门作家的影响：澳门作家自述举隅》，学术参考价值颇高。

朱寿桐主持的“澳门文学编年史”编纂工程。《澳门文学编年史》[59]以集体修史的方式，将澳门文学事件逐年、逐月、逐日整理，上至1920年代，下至1980年代前期，目前已出版五卷。据称，“以后的计划是每五年编修一卷，从而建立起较有系统的澳门文学历史资料。”[60]这一成果为学界系统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澳门文学提供了极大便利，负责相应年份的研究者也通过他们掌握的史料，与目前的澳门文学史述展开对话，比如古远清肯定了20世纪50-60年代澳门文学的“起点”意义，认为该时期的作品不仅使澳门文学初步定型，而且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61]。郭海军、傅天虹通过统计20世纪70年代在《澳门日报》和《华侨报》上发表的小说，批驳了对该时期澳门文坛没有文学发表园地、偏向现实主义、小说滞后的叙述[62]。可见，新史料的发现可纠正过去文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自觉的史料意识与重视实证研究为澳门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历史视野，也留下了不少有待深入的空间，比如从报刊或社团的角度梳理近代以来澳门新文学的发展轨迹；整理澳门各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文学教育的资料；搜罗澳门代表作家的全集并为其汇编详实的研究资料等等。

（二）澳门文学评价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除了建设基础史料，试图建构澳门文学评价体系的学术努力也值得记述，这方面的成果以朱寿桐及其带领的澳门大学师生为代表。朱寿桐的《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63]一书，将澳门文学纳入到汉语新文学、澳门学的双重评价体系中，提出“汉语新文学应从澳门讲起”这一命题，藉以讨论它独特的学术贡献，具有宏阔的文学史视野和坚实的理论储备。在加强澳门作家批评方面，澳门大学文艺批评队伍联合《澳门日报》文学副刊《镜海》推出“澳门文艺评论组合”栏目，鼓励对澳门本土作家作品进行学院化的研析，这一举措有利于推动澳门文学/作家的“经典化”进程。不过，综观这批研究成果，可发现鼓励性质的笔墨似乎还是过多，且多集中于对李鹏翥、穆凡中、冬春轩、李观鼎、廖子馨、寂然、江道莲等“资深作家”的评论，而忽视了新生代乃至新世代的作家群体的文学贡献，因此跟踪式的批评或可同步进行。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史料学转向”，史料的价值愈来愈受到重视。在澳门官方力量的介入下，大型修史工程的持续开展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这表明澳门文学的研究并非自外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需要指出的是，本时期对澳门文学基础史料的重视，并不是此前奠基期建史工作的简单延续，而是希图借助谱系学的方法对各种原始材料加以编码，以此进入文学现场，探源澳门社会的历史问题，因而研究的成果也就有了某种重绘澳门文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意味。无疑，以史料建设为主，评价体系建设为辅的研究态势，共同推进了澳门文学研究往更精深、更扎实的道路迈进。

五、结语

迄今为止，“澳门文学”研究已走过37年的历史。两岸四地有众多学者曾经或一直投身于此，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一堂的格局，如澳门的韩牧、云惟利、李鹏翥、李成俊、陶里、郑炜明、廖子馨、穆凡中、穆欣欣、黄晓峰、庄文永、汪春、邓骏捷、李观鼎、李淑仪、黄文辉、汤梅笑、吕志鹏、莫兆忠、王国强、李展鹏等，内地的饶芃子、刘登翰、古远清、王剑丛、陈少华、莫嘉丽、朱寿桐、王列耀、龙扬志、张建华、王韬、荒林等，台湾的张堂锜、余少君等以及香港的郑妙冰、宋子江等。也产生了多部质量上乘的论著：《澳门文学论集》（1988）、《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1994）、《澳门文学研讨集》（1998）、《澳门文学评论选》（1998）、《澳门文学概观》（1998）、《澳门戏剧史稿》（1999）、《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2002）、《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2002）、《澳门：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2003）、《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2008）、《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2010）、《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2011）、《澳门文学史》（2012）、《重现与归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澳门汉语文学研究》（2013）、《文学及其场域：澳门文学与中文报纸副刊（1999-2009)》(2014）、《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2018）、《边缘的丰饶：澳门现代文学的历史嬗变与审美建构》（2018）、《台港地区澳门文学评论选》（2019）、《澳门文学编年史》（2019）以及《澳门文学期刊述要与目录汇编》（2020）等等。

从1983年起，澳门文学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个人经验式的回顾，到建史的尝试、专题研究的起步，到专题化研究成为主流，再到史料学转向与批评观念的调整同步开展。在这个过程中，澳门文学研究的收获固然可喜，但一些阶段性的不足也不能忽视，亟需在日后加以改进。笔者认为，未来澳门文学的研究进路或许可朝两个方面发展，其一是借鉴比较文学学科相关思路，加强澳门文学与其他区域文学的关联研究，进而从学理的角度真正将澳门文学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世界华文文学史的版图中；其二是遵循目录学的治学理路，按照年代系统搜集、梳理各类原始材料，建立一手资料库，夯实学科基础，从而提炼出真正属于澳门文学场域的问题。

澳门文学及其研究以“迟到者”的身份出现，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时候都甘于落后。在两岸四地多方力量的通力合作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澳门文学研究会向历史纵深处漫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