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拓展、新生——论饶芃子教授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日期：2023-07-14 07:22

作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饶芃子教授在该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勿需多言。回顾饶芃子教授的学术历程，她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并不是机缘巧合，而是经历多次的学术跨界，最终将她的学术生命定位于斯，并倾其所有垦拓这片新兴的学术园地，以专注、坚守、开放、兼容的态度将后半生的精力付诸于此，使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与文艺学、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诸学科相互关联而又脱颖而出的奇花异卉。正是在她及学界前辈们的持续垦荒，几代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之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四十多年的时间内取得迅猛发展，成绩斐然，成为中国文学学科发展中的一匹黑马，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引领者、推动者，饶芃子教授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她以跨文化视野和世界格局重新定位海外华文文学，以文学研究结合文化研究的方式挖掘其独特内涵；其次，积极引进比较文学的学科方法，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第三，努力构建学科体系，倡导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

一、不断跨界拓展的学术历程

饶芃子出生在广东潮州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学影响，她从小就热爱文学，后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立下文学之志。大学时期专注古典文学尤其是词曲研究，毕业后留校任教。1958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师从文艺理论家肖殷先生从事文艺批评，开始学术道路上的第一次跨界。“在专业上，这个弯转得很大，一是从‘史’到‘论’，一是从实证和文本解读到思辨的逻辑演绎。更主要的是在我内心深处很难割舍自幼喜爱的古典文学，思想一度很不平静”[1]。然而，这次跨界却让饶芃子获益匪浅，她的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开始直面当时的文艺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在批评实践中逐步形成诗性批评风格，成为广东文学界知名的青年文艺批评家。

1978年，饶芃子重回暨大文艺学教研室，80年代初在外国文学专家黄轶球先生的启蒙和指导下，开始接触比较文学，并深为这一学科开阔的视野、无限的挖掘潜力所吸引。在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之后，她采纳了黄先生的建议，“暨大在‘文革’期间停办多年，现在刚刚复办，要在传统学科发展上创优势，难度很大，应开拓新学科，可考虑引入比较文学”[2]，在系里积极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成立文艺理论研究室，把中西文学比较作为主攻研究方向。同时饶芃子在中文系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指导硕士研究生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积极参与并召开全国比较文学会议。1984年11月在暨大举办的第二次全国性比较文学研讨会取得了非常好的学术效应，点燃了广东的比较文学之“火”，并使得暨南大学成为广东比较文学的中心之一。

这是饶芃子教授的第二次学术跨界，进入比较文学领域使其视野更为开阔，并且具有了新的文化视角和方法论的积累。“比较文学在国内复兴，我有幸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学术进程，感到特别比较文学和文艺学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有若干交叉、重叠的地方，于是，我在自己的科研和研究生教学中，开启对其交叉领域的探究，寻找比较文学与文艺学的结合点，将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引入文艺理论研究”[1]。1993年，饶芃子带领暨南大学文艺学团队成功申报文艺学博士点，创点方向为“比较文艺学”，这是长江以南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也是国内唯一的“比较文艺学”方向的博士点。

几乎在同时期，饶芃子教授也介入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首先因为暨大是华侨大学，有曾敏之、潘亚暾等较早从事台港文学研究的传统，其次因职务需求，她经常出访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地区，当地的文学创作引起了她的关注。她写了大量作家作品的评论性文章，如对香港作家白洛、秦岭雪等的评论，对泰华作家司马攻、梦莉等作品的评论及推介，这些文章均被收入《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艺术的心镜》《心影》等书中。正是在与这些作家和当地文坛的互动往来中，饶芃子教授独具慧眼地关注到这一领域的独特生命力和文化内涵，她要做的不仅仅是品味式的推介，而是要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基础上去分析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我逐渐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表现出中外文化复合的跨文化特色，与比较文学有一种不寻常的天然的学术联系，从而在学界提出和倡导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1]。《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1991）《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1995）是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探讨了中泰文学和文化关系，跳脱出简单的作品解读模式，注重从文化影响与混融的角度理解泰华文学的个性特征。

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饶芃子教授很擅长从文学文本中发现问题，并进行理论提升，她先见性地开始对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与辨析。《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海外华文文学理论建设与方法论问题》《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等一系列论文为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大幅拓宽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空间。饶芃子教授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开展海外华人文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诗学问题研究，不仅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通向世界的文论领域，也是一个比较文学视野下应该去拓展的文化诗学研究领域。

饶芃子教授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积极推动在比较文学界得到了极大支持，乐黛云会长在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的总结报告中就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此后，在各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均设有“海外华人文学与离散文学的研究”或“异质文化中的海外华人文学”圆桌，而且成为与会海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2003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7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该议题还被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20年来的学术开拓和创获之一提出来。2007年出版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3]中，“多元文化中的海外华人文学”，已作为中外文学互动的一个方面，进入这一高等学校教材。2015年饶芃子教授获得“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这是学界对她数十年来在比较文艺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对比较文学学科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

无论是从文艺学到中西比较文艺学，还是从比较文学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诗学研究，在学术理念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从理论上研究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现象、文艺问题，关注中外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诠释。诚如她自己所言：“五十几年来，我执教的学科是文艺学，但我的学术研究，却跨越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三个领域，表面看，这个‘跨度’很大，事实上，在我的学术‘世界’里，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文艺学是我的‘出身’学科，也是我学术之‘根’，而我的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成果是后来在这一‘基点’上拓展开来的。”[4]在文艺学基础上，饶芃子教授将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融会贯通，既拓展了文艺学的发展方向，也丰富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内涵，更提升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格局。

二、跨文化视野与世界格局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西方文化处于激烈碰撞的大环境中，饶芃子教授在不止一个场合提到东方和中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所处的不利地位对学科发展造成的不平衡。她指出这种偏向概括起来就是“两多两少”：研究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多，研究中国文学的外传少；研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影响多，研究中国和非西方地区之间的影响少，而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正有利于揭示中国文化传播的广度、深度及其与其他地区（包括西方和其他非西方地区）人类文化融汇相生的生命力[5]。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她特别关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中华文化因子，乐于寻求他们如何在非母语的文化环境中有意识或无意识被呈现出来的轨迹。在当时比较文学界热衷探讨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语境中，饶芃子教授独辟蹊径，探究中国文学或文化在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和接受。这样的研究起始于她对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地的华文文学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推介，如《初识泰华文坛》《茉莉花串》《足迹和心影———〈泰国华文小说选集〉评介》《“女儿国”里的文化精神———菲华女作家作品管窥》等文都属于她的诗性解读，贴近作品又能脱身而出，情感细腻、理性缜密。

之后的系列文章则可见饶芃子教授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轨迹，《异国的奇葩》《中泰华文文学比较》《中泰文学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等文则是从文化影响与接受的角度分析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殊性。与众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同的是，她始终以跨文化的视野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而不是以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态度简单视之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在《中泰文学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等文中，她一方面肯定中国文学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地华文文学的影响，但更关注中国文学在当地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播与接受时产生的诸种变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独特性之所在。她在文中指出，“研究其（中国文学）外传的原因、过程、方式、终点以及在接受国的影响和‘内化’，这就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同接受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观念、思维方法密切相关……”[6]这显然是她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下产生的独特思维方式，正是在这样一种跨文化视野的指引下，饶芃子教授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然超越了中国文学的范畴，具有了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意义，使该研究领域能够与更宏大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相贯通，也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者更清晰地明了他们所面对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质，“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世界性和民族性交汇的特殊汉语文学空间，也可以说，是一种用汉语写作的‘混血’文学”[7]。因而，研究者在面对它时，就不能仅仅从传统“中华文化”的角度去认知它，把他们作品中的外族文化因素看成是完全被动受影响的，而应将其放在世界多元文化视野中分析，展现其中外“混溶”独特的文化形态和艺术思考。而此时，海外华文文学已不只是单纯的艺术审美对象，更是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融合而成的衍变体，从这一层面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引发的是更为开阔、深层、复杂的系列文化论题，从而脱离简单狭隘的乡愁式阅读或民族文化认同的范畴。

“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虽然都出自同一源体，具有炎黄文化的基因，彼此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已经分别与各个国家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各自成为所在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用文化眼光对世界各国华文文学进行考察，探索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文化意蕴，对于了解华文文学的传播及其融入主流社会之后所产生的变化，认识和把握世界华文文学的总体状貌，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借鉴、转化、认同的规律，都会有所促进”[8]。在《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一文中，饶芃子教授再次重申海外华文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这一立足点与其在比较文艺学方向上的拓展是一致的。在她看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证研究的切入点，它是一个把文化和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充满“杂质”因而可以挑战单一化理论的具体题材，它还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通向世界文学领域的特殊路径。这样一种高远立意和宏阔视野是之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们所缺乏的，有学者感佩，“先生把海外华文文学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高度，这不仅改变了学界原有的台、港、澳文学研究的格局，同时也极大地开拓了华文文学的研究疆域”[11]。

饶芃子教授在其研究中所具有的跨文化视野和世界格局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这是她这一代研究者共有的文化情怀：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如何与世界文学对话。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饶芃子教授就急切地在各种“纵线继承和横向借鉴”的维度，“寻找新的理论突破口”，以便“有助于人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促进我们的文学更快地走向世界”[12]。90年代初，饶芃子教授提出要从“世界文学的格局去看华文文学”，并进而呼吁海内外共同建设“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将世界华文文学当作有机整体向前推进，消弭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等地区之间的割裂状态，真正将华文文学作为世界语种文学之一推向世界前沿。这并不意味着抹去差异走向同一，而是寻求跨地域、跨国别、跨文化的汉语文学之间的共同规律，“用国际的眼光来考察各国的华文文学，包括中国本土的文学，寻找世界华文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及其共同的规律。这样做，并不是要把每个国家华文文学的独特性消除，世界华文文学花园里应该百花齐放，多彩多姿”[13]。虽然看起来带有太多的乌托邦色彩，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见这一倡导对促进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交融汇通以及本土与本土之外汉语文学之间的互动是何等重要。随着网络及通信的发展，华文文学地球村已然形成，地域上的内外之别将成为历史，研究者面对的将是多元共存、兼容并包的汉语文学世界。由此再来重温饶芃子等前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倡议，可见他们的学术远见，事实上，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也逐步在消弭，从整体上去探究世界汉语文学的共同规律及其差异已是十分重要的学术命题了。

三、比较文学作为方法

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饶芃子最大的贡献是将比较文学的方法引进该领域，并进而生发出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方法论，为该学科的学理定位、理论建设发挥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作用。应该说，方法论的改进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20世纪90年代，饶芃子教授就积极主张将比较的方法引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跨文化视野和国际格局的影响下，饶芃子教授注意到了各地区、国别的华文文学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呈现出多样性，她认为这恰是世界华文文学丰富性的展现，如何来面对此种差异性恰恰是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并大有作为的。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进行跨国别的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把比较的方法引进华文文学研究领域”[14]，她具体指出了可行的比较研究路径：“将中国本土文学同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其影响、传播和被各个不同国家接受的情况，探索世界华文文学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借鉴、转化、认同的规律；“也可以将中国本土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其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模式、风格、文学语言等的衍变史、探讨他们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美学环境中产生这种蜕变；“还可以将同一国家不同语种的华人文学进行比较”后扩展为“将一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性别或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华人作家群体进行比较”[15]，探索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华人群体，对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做出怎样的文学反映和选择，探究其异同。这几个层面虽不足以代表海外华文文学比较研究的所有可能性，但的确展现了其复杂而多样的“阐释空间”，“积极的比较和对多方面材料的异同参照，比之把‘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孤立的对象作学科名目上的界定，并过分急切地为之制定研究规范，肯定能提供更远大的前景”[5]。

饶芃子教授亲身实践，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切入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一方面关注中国文学传统在外的传播和影响，另一方面则更注重他们如何在当地文化环境中被保存或变形的原因探究。《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就是十分典型的影响研究范例，文章细致梳理《三国演义》在中泰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输出状态，然后从入传轨迹得出其特殊的“宫廷模式”，进而指出文学文本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的形态和功用是与当地社会历史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对接受方的文化接受进行细致考量和分析，才能洞见为何某一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各个不一的表现形态。基于此，饶芃子教授指出，“一个优秀的文字作品，由于它内容的丰富性，在传播中，可以向许多纬度展开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开放型的文本；面对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们在重新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文学和文学的作用问题时，恐怕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一的‘审美’，而应当承认文学在历史和现实中有更为广大的天地”[17]。这是她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文学文本的重新认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而强调重视其文化的特性和功能，这也是为何她十分重视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原因。同时因为学科的特殊性，她也强调研究者在面对海外华文文学时需更注重审美意识、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交融，“因为这个领域涉及到文化、历史、美学的诸多层面，包含着许多跨学科的课题。以为华文文学研究是一条学术捷径，确是很大的误解”[18]。从对《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过程中认识到文化接受的复杂性，并且清晰地看到文学文本文化研究的必要性，进而提炼出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引，这是饶芃子教授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具体操作步骤。她的理论操演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文本考察的基础上，注重其历史演变和文化影响，十分扎实厚重。其后，更有黄万华教授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对东南亚新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方面做出了精辟的论断，近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

在国别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饶芃子教授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她与学生合作的论文《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则可以看作是对海外华文女作家群体的总体考察，但其中仍然贯穿比较的方法，展现不同区域华文女作家的差异性，这种研究方式影响了该领域的诸多研究者。在饶芃子教授的指导下，她的博士们相继从事国别华文文学的研究，如王列耀教授对马华文学研究、印尼华文文学及泰国华文文学等方面，之后更将视域拓展到北美、欧洲乃至日韩等国别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19]。钱超英教授则在澳洲华文文学研究中也独树一帜，打通中英文语言界限，对澳洲新华人文学的创作进行群体性考察，因其亲身经历澳华文学现场并结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语境将这一群体的文学特质阐释得十分深刻到位[20]。陈涵平、李亚萍则注重对北美及美国华文文学的国别考察，陈涵平的研究主要侧重对新时期北美华文文学共通规律的探求，而李亚萍的研究则注重美国华文文学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21]。

饶芃子教授也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提倡和推广形象学研究的学者。形象学研究在国内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北京大学孟华教授的译介和推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至今，目前已成为比较文学中的一个学科分支，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运用较广。早在1995年，饶芃子教授就撰文论及菲华女作家对异族形象的塑造，文章结尾处提出了新的学术命题：“为了探索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底蕴，还应该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对于作家在作品里塑造的他种文化形象也应有所关注，这些形象是经过另一种文化的过滤和折光……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不同民族的艺术‘对话’”[22]。在《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一文中，饶芃子教授又对形象学研究进行了补充论述，她以具体文本为例概括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三种异族“他者”形象的塑造及其背后的文化态度，进一步指出运用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研究将“为这个学术领域提供一个文化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视点，从而挑战旧的理论模式”23。孟华教授也十分认同这样的观点，她指出海外华人文学中有大量的“自塑形象”（即海外华人作家塑造的中国人形象），这些“自塑形象”具有超越国界、文化的意义，应该被纳入到形象学研究中。“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兴未艾，而在华文文学中，存在着大量此类‘自塑形象’。若将两者结合起来，定能造就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供学者们去驰骋；而它们之间的互补、互证也一定会使学者们在两个方向上都能将研究向纵深推进”[24]。

形象学的引入给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带来的是另一种意识上的转变，比较的方法展现的是整体上的异同，而形象学更关注某一个地区或国别之内，华文文学文本如何呈现“他者”的历史衍变，更强调一种历史意识和文化转变的过程，它可以更深入地反映华族作为文化他者在与当地文化相遇、碰撞或融合过程中的复杂性样态。因而，它确实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点，挑战了旧有理论模式，如果说比较的方法开启的是一种宽广的视阈，而形象学以及之后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则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向纵深的发展。在饶芃子教授的指导下，有好几篇博士论文都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如李若岚《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想象》（2003）便是以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的塑造作为研究对象，卫景宜、蒲若茜、詹乔等人的博士论文中也都运用到形象学理论对美国华裔文学进行分析阐释，这些学术成果既是对其学术思想的继承也有进一步的拓展，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内涵。

饶芃子教授也鼓励大家运用主题学方法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在她所提出的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文学比较及对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作家群体的比较中，实际上就包含着对主题学方法的运用。在她指导的博士论文中运用主题学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也不在少数，如钱超英的《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99）、卫景宜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中的中国文化书写》（2001）、李亚萍《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比较研究》（2004）、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2005）、侯金萍《华裔美国小说成长主题研究》（2010）、徐璐《杂糅与混血———世纪之交（1990-2010）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家庭书写范式》（2015）等。这些论文不仅运用了主题学的方法还兼及其他多种方法，但都是相对集中对某一历史阶段或国别的华人文学在主题演变上的历史呈现和文化影响。

上述成果足以说明饶芃子教授在海外华人文学领域引入比较文学方法后的极大改观和突出性贡献，比较文学作为方法论对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推动意义非同一般。在饶芃子教授的学术生涯中，比较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方舟，引领她进入别样的学术空间，获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比较文学是其学术生命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本体论的存在，或许我们在面对海外华文文学时也应当这样认识比较文学的意义，他们是互为本体的关系。正如饶芃子教授自己所言，“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阈、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还为比较文学的国别、地域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有助于比较文学去发现、拓展新的诗学命题和学科‘边界’，有可能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国际比较文学界获得一种新的突破”[2]。

四、积极推动学科建设

海外华文文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需要怎样的基础才能得以实现？这样的问题一开始就困扰着学界的研究者，作为该领域的第二代学者，饶芃子教授也不断在追问并努力去建构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科体系。建构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必须做好学科“底部”的理论奠基工作，那就是对它作进一步的学理式探究，要回答“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何以能成为一个学科”。饶芃子教授认为在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后，国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几代学者的跨世纪研究队伍；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包括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和地区、国别的华文文学史；建立了这一领域的初步学术规划；完成了学术研究基础性的资料准备”[26]。随着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成立，她认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进入新的阶段，“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把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由此她倡导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这是一种直接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其研究对象既是海外华文文学自身，也应包括对这一领域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研究。“这种诗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反思之学，反思的目的，是探索这一领域自身的理论问题，尤其是那些有特色、带根本性的问题”[27]。

在这之前，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与费勇教授合作的《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意义》《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认同》《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意识》《文化·历史·审美》等系列论文及对谈，分别从命名界定、研究对象的特殊文化内涵及方法等方面进行厘清阐释。在《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与方法论问题》《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等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方法论对该领域的重要性，总结归纳了适合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种具体方法，除比较研究、形象学研究外，她还着重提出了身份批评理论与该领域的契合。这是在世界移民文学热潮中被引进该领域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海外华文作家乃至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理解和阐释也成为之后研究的热点。

在这些前期的思考和实践基础上，《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理论建设和方法论对该学科建构的重要作用，还切实地提到了如何拓展的具体操作路径。“要建立海外华文诗学体系，寻找这一领域可以建构体系的‘网结’和‘基本词汇’，由它们构成体系，因为它们是存在于海外华文文学深入的‘理论真实’”[27]。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当务之急就是要着手撰写“海外华文文学概论”或“海外华文文学理论要略”一类的教材，跟进高校的教学之需。这种概论或理论要略应该有学科基本概念的表述、独特内涵的阐释、相应的理论性话语的建构、合适而有特色的方法论的提出，以及属于这一文学空间的文学形态的展示，是“学科道理与发展规律的提炼升华和科学表达”。同时她认为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总结和反思学科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唯有这样才能反映该领域的动态发展，在她这一思路的影响下，姚晓楠博士即以《学术史视野中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以历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典型与个案为对象》（2009）为题，开展此领域的学术史研究。学界也确实进入了理论反思的阶段，尤为突出的事件是2002年有刘登翰、彭志峰等诸多学者参与的对海外华文文学命名问题的讨论，以及至今仍有热议、尚在持续的世界华文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的命名争议等。这些争论的出现说明该领域研究者的逐步成熟，他们已开始反思前辈或自己所做过的工作，对已有的结论或方法论等进行理性的审视，思考和论争必然会引导这一学科走上更为科学、系统之路。

编写理论性教材的提议得到学界同仁的积极响应，2003年学会在徐州师范学院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教学研讨会”，会上饶芃子教授再次重申教材编写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海外华文文学教材编写有其特殊性，需要边做边探索，同时也要注意教材的多个面向，“教材编写应有体系的建立，但也不能过分追求体系，要考虑到几个‘面对’：首先是要面对学生，故要有启发性；其次是要面对任课教师，应给他们预留‘空间’，故要有隐蔽性；再次是要面对学术界，也就是说文本的选择和资料的引用要准确，不能随意，要少而精，避免大的疑义”[29]。此次会议后基本确定了教材编撰者各自分工，由饶芃子领衔带领全国各大高校该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一起进行编撰工作。历经六年奋战，终于《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及配套阅读作品选本在2009年7月出版，这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被学界视为学科成熟的标志。“这是一本具有学术含量的教材，与同类学术著作和教材相比，有其鲜明的特色：顺应了‘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需求，具有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可以说，《教程》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成熟的标志”[30]。

该教程“以诗学的理论透视为核心，以作家作品的评述为中心，以区域特质的考量为重心，做到四个‘结合’———‘论’与‘史’的结合，‘点’与‘面’的结合，‘讲’与‘评’的结合，‘述’与‘考’的结合”[31]为其学术诉求，在重视史料搜集、重视作家作品审美分析的同时，将文化研究、主题研究和身份批评的理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教程》并不单纯以知识性的介绍为目的，而是有意识地强调夯实学科底部的理论基石，强调跨学科视野、开放多元的理论方法、文学史的在场感以及研究者个人学术优势。因为编撰者均为该领域的教学科研参与者，教学与科研间的互动优势明显，也更能够体现出该教程所具有的实践性。教程被推广到各大高校使用，在研究生群体中颇受欢迎，2015年教程重新修订再版，并相继获得2011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12年被入选教育部“十二五”规划。这些事实都说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逐步进入国家教育体制中。

2011年，饶芃子教授领衔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是该学科获批的第一个重大项目，意义非同一般。在项目的论证中，饶芃子教授表达了更宏大的学术理念：项目意在对百年海外华文文学进行综合研究，“全面整体展示其历史轮廓、发展轨迹和整体风貌”，总结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加深对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的认识，“确立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坐标”，扩大丰富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之一的汉语文学的范围和内涵[32]。这是在教程基础上更做进一步的学术梳理和总结，而且是在一个世纪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总体研究。根据文学领域的发展线索、文化和文学内涵，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史、发展史和学术史，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特色、海外华文文学经典作品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跨学科发展、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理论研究等五个方面，进入整体性研究、规律性探寻，力图展现海外华文文学百年发展的全貌和文化、文学上的独特性，并将其提升到学理性的层面进行阐释，做进一步的学理式探究，为海外华文文学定位，为其成为一个成熟学科奠基，并促进其未来的发展。项目下设五个子课题展开，集结了全国高校三十余位中青年研究者，历时十年之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将出版六分卷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著作。80高龄的饶芃子教授不仅承担项目的管理者，以首席专家召集各个子项目负责人开会统筹，还具体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如她对海外华文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及理论探索又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完善贡献了才智。

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中，饶芃子教授强烈意识到一个学科的稳定发展除了对其基本理论进行梳理外，还需要对其突出的经典性作品进行阐释，以此凸显该学科的魅力之所在。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既需要从历史角度进行纵向梳理，更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中具有坐标性意义的经典作品进行有效解读，从而总结出符合其独特文化内涵的经典规律。“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33]。这次，饶芃子教授再次呼吁研究者从热闹纷繁的理论探究中回归到经典作品解读，切实建立起以作品研究为出发点的海外华文文学理论体系，这也是她一贯以来秉持和亲身实践的道路。

五、结语

回顾饶芃子教授的研究历程，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深入耕耘者，她以文艺学的背景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又结合比较文学学科给该领域带来了独特的方法论，从而改变了它的研究格局，走向更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因着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开放性，该学科也呈现出蓬勃生机，极具潜力。饶芃子教授不仅以其聪明才智、勤勉努力为该学术空间贡献了重要的理论话语，更以其包容、亲和的力量影响了众多的研究者进入该领域，并不遗余力地为此学科培养了许多后备人才，撑起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我们更应在她和其他前辈所开辟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添砖加瓦、贡献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