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文学高峰的创构——学习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

日期：2023-05-16 08:49

一、文学高峰：理论探讨与表现形态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1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暴露出众多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作家的创作弱化了对现实的敏感度，失去了内在的骨力和张力，淡化了人民性传统与大众化走向，这样的文学，最终失去的是信仰之美与崇高之美，由此导致的一个文学现象，就是“有高原”而“缺高峰”。自习近平有关文艺问题的系列讲话2发表以来（以下称“系列讲话”），文学高峰作为“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就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研究者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出发，围绕“如何缔造文学高峰”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这些意见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文学高峰”精神的认识。

《人民日报》在2017年推出的“高峰之鉴”栏目，从借鉴的视角讨论文学高峰，已发表葛晓音的《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2017年11月10日）、莫砺锋的《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2017年11月17日）、黄天骥的《明清戏曲高峰的启示———从汤显祖“意趣神色”论谈起》（2017年11月24日）、程正民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高峰的启示》（2017年12月12日）、郭宏安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高峰的启示》（2017年12月15日），以及较早的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文学高峰何以可能》（2015年5月19日）、较晚的陈晓明的《文学高峰一定是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2018年9月7日）等。在一些学术期刊也能见到关于文学高峰的探讨，如汪树东的《文学的高峰如何铸造———兼谈当前中国文学超越精神的重建问题》（《文艺评论》2015年第7期）、李建军的《一座真正的文学高峰》（《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1期）、张清民的《时代精神与高峰文学作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张崇琛的《两座文学高峰间的相通———从〈离骚〉到〈聊斋〉》（《蒲松龄研究》2018年第1期）等。当然，在《人民日报》之外的其他报刊（或网站），也出现了探讨文学高峰的文章，如聂茂的《文学中心与文学高峰》（《湖南日报》2015年12月4日）、钱小芊的《塑造时代新人攀登文学高峰》（中国作家网2018年9月21日）等。

从以上成果来看，尽管研究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对“如何缔造文学高峰”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但整体来看却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因为关于这样几个核心问题，研究者并没有作出明确的阐发，即“到底什么样的文学才算是高峰”“文学高峰的表现形态是怎样的”“创造新时代文学高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什么”等。显然，只有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阐发，才能使我们形成文学高峰的总体观念，也才能为新时代文学走向高峰提供理论支持。鉴于此，我们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述，以期对“文学高峰”达成较为系统的理论认知。

有必要首先澄清“到底什么样的文学才算是高峰”，澄清这个问题是我们讨论文学高峰的前提。《现代汉语词典》中，“高峰”有两个解释，一是“高的山峰”，二是“比喻事物发展的最高点”。3“文学高峰”中的“高峰”明显所用的是比喻义，据此我们可以认定，所谓文学高峰，即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这样说却忽视了两个基本的维度，即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没有这两个维度作为参照，“最高成就”便无法存在，因为任何“最高成就”都只能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比较而存在。譬如，我们说欧洲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高峰，从时间范围来说，指14世纪至16世纪，而从空间范围来说，指欧洲（确切地说指西欧），这就可以厘定，欧洲文艺复兴作为文学高峰，是指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取得的最高文学成就。这样，我们便可重新认定文学高峰的内涵：所谓文学高峰，即特定时空范围内所取得的最高文学成就。所有的文学高峰都是由作家作品作为支撑的，进一步说，在每一个文学高峰期都有代表性的作家立于峰巅，仍以欧洲文艺复兴这个文学高峰而论，在意大利出现了“三杰”（即但丁、比特拉克和薄伽丘），在法国出现了拉伯雷、龙沙和杜贝莱，在英国出现了托马斯·莫尔和莎士比亚，在西班牙出现了塞万提斯和维加，他们以及其他作家的创作共同缔造了一个高峰，而立于峰巅的作家是莎士比亚。从欧洲文艺复兴这个文学高峰还可得知，文学高峰不是一个作家就可以形成的，而是由众多有着杰出文学成就的作家共同形成的，他们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其影响超越了特定的时空，成为某种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后世作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基于此，我们可对文学高峰的内涵予以补充了：所谓文学高峰，即特定时空范围内由众多作家共同创造的能够为后世作家提供精神滋养的最高文学成就。这样的界定应该说是合理的，因为是以文学事实为依据而进行的界定。概念的界定只是一个方面，要形成总体观念，还需对其表现形态进行归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古希腊文学做过这样的判断，古希腊神话、史诗和戏剧“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它们显示出永久的艺术魅力，而这种艺术魅力的产生是同“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同“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4。古希腊文学是公认的西方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根据马克思的论断，这个文学高峰时期所出现的作品，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这些作品形成了各自的规范，并且是高不可及的范本；其二，它们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而且是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其三，它们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某个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而这个社会阶段既定的条件不可能重现。该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规范”与“高不可及的范本”？我们知道，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以“体裁”的形式存在的，如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和戏剧就分属于不同的体裁，马克思所说的“规范”，应该是从体裁的意义上而言的，以“神话”这种体裁而言，古希腊神话形成了神话创作的某种规范，而且对后世来说，它们甚至是高不可及的范本。这就是说，对某种文学体裁的美学潜质的极致展现，可视为文学高峰的一个表现形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曾出现过多个文学高峰，唐代文学是分外耀眼的一个。

文学高峰中涌现的作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民族的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来自精神、情感或心理层面的力量，换句话说，高峰作品是超越性的、人类性的、世界性的，故可将“永久的艺术魅力”看作是文学高峰的另一个表现形态。我们以莎士比亚的剧作为例来观察文学高峰这个表现形态。莎士比亚的剧作创作于四百多年前已开始文化之旅，从法国、德国到欧洲各国，进入十九世纪，逐渐走出欧洲，经过二百多年的传播，到今天形成了全球文化现象。“莎士比亚似乎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轻易地穿越数百年的时空，很自然地进入世界当下话题的讨论。”5莎士比亚剧作的魅力，在于读者无论是面对人生困境、社会问题还是精神危机，几乎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因此别林斯基才会这样评价：莎士比亚的剧作“包含着人类的一切现时，人类的一切过去和将来”6。

任何作家都是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中生活和创作的，创造文学高峰的作家也不例外，他们能取得某个阶段最高的文学成就，恰在于他们对置身其中的时代、社会、文化的深刻认识与深度把握，他们的创作因此是现实的、历史的，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的所有创作都是与其所处的“社会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又是思想着的作家，是力图解决社会问题的作家，也是为民众谋未来的作家，由于思想高度与创作高度的与众不同，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全面深刻地反映某个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他们的创作因此成为特定社会阶段的全景式再现，成为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社会阶段的审美存在。这就形成了文学高峰的第三个表现形态，即全面深刻地反映某个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关于这个形态特征，我们可以以巴尔扎克的创作为例加以说明。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高峰中立于峰巅的作家，他的《人间喜剧》全方位地展现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个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全貌，作品着力呈现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弊病，作品中出场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达两千多个，由于展现的历史视野之宏阔、生活场景之丰富、社会本质之深刻，而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人间喜剧》立足于法国社会，而其视野又超越了这个特定的时空，贯穿着对人类历史的哲学思考，因此能够全面深刻地反映这个特定时空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

现在我们可对“什么是文学高峰”与“文学高峰的表现形态”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归纳了。所谓文学高峰，指特定时空范围内由众多作家共同创造的能够为后世作家提供精神滋养的最高文学成就。文学高峰的表现形态有三：在文学体裁方面形成了规范，而且是高不可及的范本；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某个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学高峰的认定，主要的参照标准是时间性与空间性，但这里需要作辩证的理解。一是指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社会阶段取得的最高文学成就，其比较范围相对较小，这时的文学高峰是暂时性的；二是当时过境迁，此前的文学高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阶段，仍能显示出高峰的意义，也就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样的文学高峰就是长久性的了。中外文学史上，都出现过无数短暂的文学高峰，它们却无法走出既定的时空范围，因而成为昨日黄花。相反，那些长久性的文学高峰，具有穿越时间与空间的能力，其作品历久弥新，无论从文学体裁、美学价值还是社会认识方面，都能不断给后世以启示。我们所论述的文学高峰的表现形态，正是从“长久性”的意义上而言的。

二、“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学风范如何形成

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贯穿着创造文学高峰的思想，如果我们结合文学高峰的相关理论重新观察系列讲话，会发现系列讲话不仅对文学高峰的表现形态都有论述，而且根据当下中国的文学现实、社会诉求和时代愿景，作出了更有针对性的阐发。如在2016年提出了这样的指导性意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7在2021年再次强调，“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8

文学的发展，最直观的现象而且最先发生变动的是文学体裁，王国维道出了这其中的规律，如其所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9从文学实际而论，文学体裁的种类是有限的，但每一种文体都有可能被注入新鲜的元素，从而放射出新的活力，这就意味着，创新是文学发展的关键环节。文学史反复证明，“创新是文艺的生命”1。系列讲话在“第二个问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中所阐发的核心观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形成新的文学风范，就是创造出既属于这个时代又超越这个时代的文学。

关于文学风范，系列讲话有系统的阐发。首先阐明的问题是，文学风范是以优秀文学作品为标志的，鉴于此，系列讲话反复告诫作家，“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8事实也是如此，当我们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十日谈》《巨人传》《唐吉诃德》《哈姆雷特》《李尔王》等作品，是这些作品共同缔造了欧洲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系列讲话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创作的作品应该是有高度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8如果在这里将“优秀作品”替换为“高峰作品”（这就意味着一种历史层面的比较）的话，“伟大时代”即呼吁作家要关注当下，抒写这个时代特有的一切，而“无愧于”意指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要走向高峰。其次讨论的问题，即什么是优秀作品（包括高峰作品），系列讲话指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人心、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1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由于其对人生境遇的深刻展现，也总是能够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启迪，这是从作品思想感情层面作出的判断。从接受情况来看，优秀作品必然是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是能够“传得开”“留得下”的，也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即“怎样”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系列讲话提出了两点，一是作家要确立精品意识，二是要形成创新意识。习近平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1所谓思想精深，即作品应有深刻的思想性，能够站在思想的高度揭示社会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趋势，能够烛照现实、洞察人生、呈示未来；所谓艺术精湛，就是能够以文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崭新的动人的文学形象；所谓制作精良，就是对作品的宏观构架与微观细节都有精心的筹划和耐心的打磨。放眼中外文学史，走向高峰的作家都有着明确的精品意识，如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白，正表达了这种意识。文学风范的形成，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基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而近四十年来“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因此作家应该形成创新意识，“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1这几个问题的阐发，就是期待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形成新的文学风范。

不仅如此，系列讲话还对“如何形成风范”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透辟的说明，即作家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三养”：把握文学创新的本质、适时彰显自我存在、引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态。文学作品是作家内在思想感情的外在表现，作家内在的思想感情直接决定着作品的外在表现，因此，提高作家的思想感情水平和将思想感情转化为文字现实的能力，就成为文学创作的关键，系列讲话针对文学创作现象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1李白的文学历程及其成就充分证实了系列讲话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李白曾言“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表达了其对浪漫主义文学理想的坚守，从幼年到晚年，李白都在充实自己的学养、涵养和修养，手不释卷且经常性地游历祖国河山，不仅读万卷书，更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使他接受了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道家“遗世独立”的观念和游侠“以武犯禁”的精神，行万里路更让他打开了视野，观览祖国壮美河山的同时，体验到盛唐社会的气象。而无论是在阅读中还是游历中，李白都不忘以诗逞意，时刻都在训练将思想感情转化为文字现实的能力，而且在创作中不断尝试和创造性地运用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切手段，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诗产生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巨大的艺术魅力，形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新的高度与风范。李白的文学历程及其创作成就，同时证实了系列讲话关于文学创新本质论断的正确性，系列讲话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1系列讲话的这个论述，对于我们把握文学创新的本质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文化是多元并存的，这就决定了文学作品不可能只有一种题材类型、一种主题形态、一种抒情方式、一种叙事模式，优秀作品更不可能是千篇一律、千部一腔的，而是千差万别的，如系列讲话所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1这就是说，作家要适时彰显自我存在，应该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文体，把握自己最熟悉的题材，以最恰当的方式，创造性地完成创作，才可能共同缔造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学高峰。我们仍以唐代文学高峰为例来看系列讲话的这个论断。以诗人的创作风格而论，李白雄奇飘逸，杜甫沉郁顿挫，白居易浅近通俗，王维闲静孤寂，孟浩然韵高淳厚；以诗人所采用的文体而论，王昌龄擅长七绝，王维钟情五绝与五律，李颀耽于七言歌行，李白以七古与七绝夺人心魂，杜甫叙事诗所用的五言与七言古体横绝古今，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千古流传；以诗人所把握的题材而论，因对题材的开掘而形成诗歌流派的，就有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唐代诗人总是能够将体验最深的生活诗歌化，从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到凡人小事、日常生活，都可作为创作题材，题材的丰富性极大地拓展了唐诗可能的边界；以唐诗的创作方法而论，就有以李白、李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李商隐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多种选择；以唐诗的接受情况而论，既有《春江花月夜》《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这一类“顶天立地”的富含哲理与奇绝想象的诗作，也有“三吏”“三别”、《卖炭翁》这一类“铺天盖地”的可为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诗作，接受群体的空前壮大使唐代诗歌走得更远。从创作风格、文体选择、题材把握、创作方法、接受状况等核心方面，唐代诗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彰显了自我存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创构了唐代文学的高峰。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意味着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文学现实。近几十年来，互联网和新媒体迅猛发展，对当前的文学生态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文字的数码化、书籍的图像化和阅读的网络化，网络文学的兴起就是这个现象的标枳。网络文学以传播速度快、接受范围大、社会关注度高为特征，这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改变带来了可能性，换句话说，这为我们时代创造新的文学风范提供了可能性。问题在于，这种文学现实还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文学的网络化和媒体化在带来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比如低水平创作、重复性创作、浅表化创作泛滥，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盛行，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大量存在于网络文学中，这就是说，网络背景下的文学生态是混乱的，需要强有力的引领和示范，才可能形成良性的文学生态，才可能形成新的文学风范。系列讲话指出，“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1这个论断指明了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向，当前的突出任务是要从网络文学中出精品，也就是要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以这些优秀作品为示范，在文化管理部门的引领下，逐步改善文学生态。

三、“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文学如何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

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为艺术审美价值，也就是能够吸引人、感染人、启发人。文学高峰中涌现的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的艺术魅力，其审美价值历久而弥新。那么，艺术魅力从哪里来呢？当然，前文所论述的“形成文学风范”是基本条件，因为文学作为艺术毕竟有其特殊性，不同于非审美化、非形式化、非艺术化的实用文。如果说“形成文学风范”是文学产生艺术魅力的形式要求，则文学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精神问题等人类所永久面临的问题的艺术展现，无疑是文学产生艺术魅力的内容要求，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要求。系列讲话对文学如何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有深入的阐述。

“文学是人学”早已被人们所共识，这里的“人学”并不是指研究人的科学或学问，而是指人生、人性、人情、人伦、人心、人道等与人的生命、生存及生活相关的事情，也是作为“生活着的人”一定要面对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高峰文学作品，必然会深刻展示这一切，并将其作为普遍的体验传达给读者，系列讲话对此从理论高度给予了总结：“文艺深深融入人民，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1这就是说，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高峰文学作品必然显示出其超越性、人类性和世界性。

法国当代作家让-玛利·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的一段表述，可看作系列讲话这个论断的印证，如其所说，“回顾世界文学历史，便会发现文学不是任何痛苦的解药，也从未能为我们抵挡生存的威胁。可每当感到需要的时候，文学却又总能成为有力的杠杆，给人力量，去为正义而斗争；给人希望，去争取更加美好的生活。虽然不乏矛盾，虽然并不完美，文学却恰恰以其表现出的人性让我们坚定信念，为我们指出未来的道路。”10系列讲话还强调，“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7唐代诗歌对普遍性人生问题广泛而深入的呈现，总是使其能够穿越时空，给人以艺术的力量，研究者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等。中国古诗被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11。其实有唐一代的诗人都有着将人所共有的感受概括为人类审美经验的追求，这就使唐诗散发出永久的魅力。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因对人生问题的追问而独标高格，“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是令人悲伤的，而人类的存在却是无限的，则又给人以希望；宋之问的《渡汉江》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再现了久离故土的还乡者的复杂心态，足以引发不同时空的读者的共鸣；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道出了对友情的深沉体验，使无数离别的人们获得了安慰；孟郊的《游子吟》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对母爱的讴歌，超越了时空，读之令人动容。

清代文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讨论过一个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即那些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作品因何流传，他认为是作品传达了作家的“传世之心”，如其所论，“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予以生花之笔，撰为倒峡之词，使人人赞美，百世流芬。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12文学作品都是作家思想感情的传达，而这思想感情有多少是属于个人的，有多少是属于公共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可接受性。李渔所谓“传世之心”，在本文看来即公心，集中体现为对国家、对人民的思想感情。系列讲话指出，“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杜甫的诗作充分印证了系列讲话的这个论断。杜诗中的荡气回肠之作，往往是诗人“传世之心”的真切表达，无论是对祖国壮美山河的讴歌，如“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望岳》）；也无论是对国家时局的忧思，如“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还是对杀敌报国激情的抒发，如“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亦或是对奸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声讨，如“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都是诗人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所形成的“一念之正气”的自然流露，爱国主义的“正气”使杜诗焕发出巨大的艺术感召力。对人民尤其是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关注，形成了杜诗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杜甫关切着人民的生活状况，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不仅以近乎实录的方式再现了人民的痛苦生活（“三吏”“三别”），而且还思考造成人民痛苦生活的根源，如“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杜甫虽然出身名门，但他常常将自己看作是底层人民中的一员，对普通民众也充满了尊重（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他甚至满怀“替底层言说”的冲动（如《又呈吴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此时的他真正是一个人民诗人；对他而言，夙愿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重新看到人民过上好日子，如“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系列讲话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1杜甫的文学人生形象地诠释了系列讲话的论断。

高峰文学作品常常是灵魂的写作、生命的写作，因为深入灵魂，故能触动读者灵魂、感染读者灵魂、提升读者灵魂，在这样的意义上，系列讲话才指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心动，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1生活可能是艰辛的、沉重的，甚至是苦难的，但作为在场的诗人仍不失发现美的眼睛，这样创作的诗作才足以动人，才足以令人感奋，因为那份情感是具有悲剧色彩的，是从灵魂涌现出来的，杜甫的诗作就具有这样的效应。杜诗中表现出来的对国家、对人民的那份感情是厚重的，是悲悯情怀的自然流露，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明末清初的仇兆鳌曾这样评价杜甫基于灵魂的写作，认为是“呼苍生，忧天漏，极悲天悯人之词”13。

四、“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如何书写“这一个”时代

无论是“风范”还是“永久的艺术魅力”，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阶段”的话语基础上的，而这“特定的社会阶段”即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系列讲话对文学创作怎样立足于“特定的社会阶段”进行了多维度的阐发，首先提出如何把握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其次指出如何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问题，最后是呼吁作家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从而形成了一个问题谱系。

系列讲话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复兴”的时代，这是对时代特征的总体概括。复兴意味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但只有这些物质力量的快速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在走向复兴的征程中，各种文化力量都会争夺势力范围，并且相互缠绕，“强大的精神力量”是通过各种斗争才逐渐形成的，不可能是自动生成的，系列讲话对此有准确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1于是，系列讲话提出了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一个话语基础，那就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

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高峰文学作品必然会突出时代特色，反映时代的进步要求，它们不仅能够贴近时代生活，而且能够把握时代本质，因为是对现时态的社会生活的深度映像，故更能取得振聋发聩的效应。时代的进步要求往往同时又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因为全部历史的过程“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14，“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8。这就是说，新时代作家如果要创作出优秀作品，乃至于攀登文学高峰，就应该能深刻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

高峰作家不仅能够洞穿一个历史阶段的本质属性，对现时态社会生活有深入的观察，而且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过人的敏锐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趋势，觉人之未觉、见人之未见、发人之未发，从而成为时代风气的引领者。系列讲话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1，“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1。系列讲话的这个论断，就是对创造新时代文学高峰的一种期待，我们还以唐代文学高峰为例，来认识这个论断的真理性。初唐时期，李唐王朝政权得到巩固，推行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使初唐社会向着盛世迈进，“初唐四杰”等诗人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趋势，而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初唐四杰感受到他们生活在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因此他们的创作首先表达出来的，是渴望建功立业而不甘平庸的生活，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和乐观主义精神；其次是对边塞诗与山水田园诗的拓展，这是因为，边塞诗能够更好地传达其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而山水田园诗亦能表达其对自由人性的追求，而无论是其边塞诗还是山水田园诗，都为其后的盛唐诗人留下无边的启示。经过初唐近百年的发展，进入了盛唐时代，诗人们以高亢嘹亮的歌喉，唱出了空前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唱出了效力国家和民族的雄声壮音；然而，敏锐的诗人却感受到盛世之中隐藏的种种危机，他们既感国运之变化，而能发时代之先声，李白《古风》中的某些诗篇，都写到帝国的繁荣，以及在繁荣表象中增长的腐化与堕落；杜甫《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篇，反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表达了对唐王朝盛极而衰的深沉隐忧。李白与杜甫的忧虑不是多余的，不久爆发的安史之乱，证实了他们作为先觉者的远见。中唐时期，以白居易为旗帜的新乐府运动，立时代之潮头，全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要求。晚唐时期藩镇割据频仍、农民起义不断，诗人面对国力衰微和朝纲不振，一方面直面现实，揭露现实中的丑恶和堕落，一方面借古讽今，以史为鉴，其诗中表达出的总体情思则是挽狂澜于既倒的焦虑与忧愤。从上可以看出，唐代文学高峰的形成，与各个历史时期诗人们对国运、对时代、对人民的把握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既能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又能超越时代而放眼未来，因此他们始终是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倡者，这就使唐诗始终能够引领有唐一代的文学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