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文学传播看和谐社会构建

日期：2019-11-07 11:27

延安时期, 中国社会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成功地进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社会变革。在这场社会变革中, 文学生产和传播活动对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新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接促成了延安和谐社会的形成。通过对这一具体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生产、传播以及与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有利于认识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从而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

一、延安文学生产和传播是时代的需要

(一) 延安文学的产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到达陕北, 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的延安时期, 跨越了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之一, 严酷的战争环境, 艰苦的物质条件, 使红色政权处于“背水一战”的困境之中。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经千险到达陕北, 一方面要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要发展经济, 解决根据地的物资紧缺问题, 同时还要处理党和人民内部存在的思想上、理论上的矛盾。

日寇及国民党军队经常性的包围和进攻, 物质生活艰苦, 群众文化基础较薄弱, 在这一艰难的现实环境下, 既要生存, 又要坚持抗战, 如何发展文化以维护社会安定有序, 营造和谐社会氛围以团结人民消灭敌人, 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尤其强调了文学的实用性和教育作用。“……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 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

延安文学在这一时期担当起特殊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 以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延安时期产生的文学称为延安文学, “从整体上来说, 就是在延安思想指导下, 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 (即延安时期——作者注) 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2], 李明德 (1959- ) , 男, 陕西乾县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郑 娟 (1985- ) , 女, 湖南邵阳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劳丽华 (1983- ) , 女, 浙江桐乡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两个重要历史时期内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内的所有作家作品。在党的支持鼓励和正确指引下, 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活动蓬勃发展起来, 各种文学刊物、文学社团、文学艺术事业得以广泛开展, 延安文学创作和传播在统一思想、弘扬延安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 传播者的积极参与和倾向性主体意识促成了延安文学的形成

传播者的活动在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是文学艺术生产和传播活动的主体, 文学生产和传播活动实际就是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传播过程, 由此在广泛的范围内对受众的思想、生活方式产生一定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并最终对社会文化和整个社会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延安的文化政策是当时全国最民主、最宽松的。延安政府给予延安知识分子较高的物质生活待遇和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待遇, 因此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据统计, 仅1938年5月至8月间, 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 288人, 至1938年底, 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万之多。这些人中有周扬、徐懋庸、萧军、吴伯箫、艾青、何其芳、贺敬之、冼星海、贺绿汀、艾思奇、范文澜、陆定一等一批文化名人[3]。

各地知识分子齐聚延安, 促进了当时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取向上与现实需要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 文学创作与现实实际之间有着一定的矛盾, 甚至出现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 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 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和纠正。《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基本立场和服务对象,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 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向得到统一, 文学艺术活动空前高涨并迅速发展, 并逐渐形成了该时期的文学主体意识倾向。

1942年以后, 文学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深入到现实生活中, 其创作题材、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转变, 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 被树立为“方向性”作家的赵树理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赵树理在这一社会文化转型中, 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从而成为当时最成功的作家。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孙犁曾说:“这一作家 (赵树理) 的陡然兴起, 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 时势造英雄。”[4]

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赵树理既有的文艺观念和实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符合了当时构建社会文化秩序的需要, 从而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和鼓励, 居于当时文学界的核心地位。这就激励了文学创作者们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新文化秩序的建构活动中, 并形成一定的意识倾向, 最终促成了当时文学的主流话语及核心思想的形成, 这一主流意识即延安文学内在精神所在, 也是延安文学的突出特征。

(三) 延安时期社会传播机制的组织倾向促进了延安文学的大发展

文学的社会功能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才能实现。从传播发展史上看, 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印刷传播和电信传播等大众传播形式, 并以印刷类的报刊为主。文学作品开始面向更广大的受众群体。到了现代, 印刷传播和电信传播进一步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 大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大众传播时期。在这一客观环境下, 文学批评与大众传播关系更为密切, 彼此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推动、共同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事业迅速发展起来。“1937-1939年间, 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了近700种报刊。”[5]延安出版的报刊主要有《新中华报》 (1941年扩大为《解放日报》) 、《群众报》、《解放周刊》、《今日新闻》、《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文艺突击》 (后更名为《大众文艺》) 等,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还出版了大量的书籍, 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和文学等方面的作品。这些重要传播媒介基本上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机关报刊和文艺机构报刊, 受到党的领导和监督, 报刊的创办、改造乃至停刊都是在党的指示下进行的, 文学传播媒介也不例外。

因此, 延安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活动都有一个经由同时期的主流话语辨识、评判并进而做出结构性定位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贯穿文学的创作、发行以及评价各个阶段。延安时期的文学发行渠道以及评价体系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活动有意识地引导, 对延安文学及其社会功能的形成和影响扩展奠定了基础。

仍以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和传播为例。赵树理的作品以及有关评论在这一时期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传载。1946年, 在《解放日报》 (延安) 、《人民日报》 (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办) 上, 发表了10余篇关于赵树理的评论文章。媒介的积极传播和文学评论的聚焦, 既是赵树理在文艺界的核心地位的一种体现, 同时也是对其创作的一种鼓励和促进。其后, 赵树理文学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延安文学传播在构建延安和谐社会中的历史意义

(一) 延安和谐社会与文化建设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 也是党局部执政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尤其是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艰难困苦的客观环境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克服重重困难, 在武装斗争、执政治国、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建立起一个和谐繁荣、军政严明、民主平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民主主义新社会, 有学者称之为“延安和谐社会”[6]。

延安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使延安成为当时黑暗社会中的光明所在, 成为民族的希望、仁人志士的追求所在。无数先进人士、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冲破封锁与阻挠, 奔赴延安。聂志超在《延安参观后的我见》中谈到:这里不存在“贪污腐化, 狂嫖乱赌, 日趋没落的现象”, 人们“都是欢天喜地, 刻苦朴素, 为着和平民主, 为着建设边区, 为着解放全国的人民, 为着将来人类的幸福, 有组织、有计划, 实事求是的紧张的工作着;同时延市及边区更见不到盗匪、乞丐, 这一种安定丰衣足食的社会, 刻苦蓬勃欣欣向荣的现象, 正是中华民国走向新的道路新的社会的一种新生气象”[7]。毛泽东把这个全新的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十个“没有”, 即“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 二没有土豪劣绅, 三没有赌博, 四没有娼妓, 五没有小老婆, 六没有叫花子, 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 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 九没有人吃磨擦饭, 十没有人发国难财”[8], 形成了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思想文化和谐、党群关系和谐以及军民关系和谐的全新社会[9]。著名侨领陈嘉庚在1940年对重庆和延安两地进行实地考察之后, 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延安和谐社会是我党建设和谐社会的典范, 对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和关键。文化从根本上规范和指导人的思想和行为, 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龙迪克特认为:“有意义的社会学单位不是制度, 而是文化。”文化具有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的独特作用,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难以替代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提出:“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 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 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要使各根据地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 ……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0]在党的文化政策的指引下, 文学艺术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得到了充分而快速的发展, 并在构建延安和谐社会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 延安文学的生产和主要传播媒介

在党的正确文化方针政策引导下, 陕甘宁边区文学创作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 充分发挥了文艺抗战的功能, 为大众服务, 为抗日服务, 在团结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延安文学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 既反映战争环境下的真实生活, 又让广大民众看到希望, 给他们勇往直前、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力量。延安时期, 文学作品形式多种多样, 涵盖了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等各种体裁, 如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新秧歌剧《兄妹开荒》, 歌曲《黄河大合唱》、《南泥湾》, 新歌剧《白毛女》等。

这一时期, 迅速发展起来的近代大众传播媒介, 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传播形态, 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和主体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和渠道。延安文学的主要传播载体有四种:[11]

第一, 报纸副刊是延安文学的重要载体之一。

近代报刊在其产生与发展初期, 主要以文学为传载内容, 即副刊文学。这类文学具有以往传统文学所没有的大众传媒的特征。由于报纸出版周期短, 发行量大, 受众面广, 一些带有新闻性的短小精悍的文学作品, 以及大众化的通俗文学作品更易于被报纸所接受。

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 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事业蓬勃发展, “1937-1939年间, 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了近700种报刊”, “1939年到1940年间, 在原有的《新中华报》、《解放》、《团结》等报刊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批重要报刊”[5]。其中《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是其主要代表。此外, 中共晋察冀省委机关报《抗敌报》 (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 先后办了20多种副刊, 其他如《大众园地》、《战地文艺》、《大生产》、《海燕》和《老百姓》等。

第二, 文学刊物是文学传播的正式渠道。

与报纸相比, 文学期刊更具单一性和稳定性。当时的文学刊物主要是各文艺社团所创办的文学刊物,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文抗”) 成立后创办的会刊《文艺战线》;1940年, 丁玲、萧军等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 创办《文艺月报》。1946年3月12日, 由成仿吾、丁玲等人主编的综合性半月刊《北方文化》;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的机关刊物《长城》, 此外还有《苏区文艺》、《边区文艺》、《晋察冀文艺》、《西北文艺》、《太岳文艺》、《大众文艺》等。

第三, 书店、书局等出版机构是文学作品结集形式传播的重要渠道。

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认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12]。梁启超将“书局日多”列为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大因素之一, 可见书店、书局在传播文化、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四, 其他传播形式。

延安文学的总体特征呈现出通俗化和群众化, 这是符合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受众群体的特点的。一些短小通俗的作品如街头诗、墙报、木刻版画、枪杆诗、独幕剧、街头剧等文学形式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三) 延安时期文学传播在构建延安和谐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延安时期, 战争、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根据地建设的三大任务, 文化建设作为党的三大中心任务之一, 是延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极大地推动了延安新社会创建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同志说:“至于文化, 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 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 又指导军事”, “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 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13]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化建设是整个延安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在文化建设中,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延安时期, 文学与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结合, 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协调作用。一方面, 大众传媒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传播形态, 对文学的传播范围、传播时效、传播效果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大众传媒的复制技术, 使文学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 传播媒介对文学作品的创造、传播和接受产生一定的限制和引导作用, 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预期的功能和效果, 这一效果随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形成有效的传播机制和信息循环。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下, 延安文学在延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有着突出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促进思想统一, 构建政治和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 在民族处于亡种灭族的危难关头, 国民党反动派仍视国内阶级斗争为“心脏病”, 疯狂摧残共产党政权和进步势力。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之时, 内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还未彻底清算。面临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 如何统一思想, 团结一致, 共同抗敌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成为建设延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条件。在这一历史情形下,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毛泽东的文化和文艺思想, 同样在这一时期进入到理论和实践的成熟阶段。“任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 都离不开一定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和影响。”[14]正是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 形成了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精神。

社会最基本的和谐, 是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和谐。这种和谐突出地表现为全体人民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 进而把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延安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活动以“全世界无产阶级最革命、最正确、最科学的思想”为指导, 在最广大范围内弘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延安革命精神, 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党的理论进行了生动阐释, 促进了广大群众和党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在革命战争以及延安和谐政治的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 延安文学积极为革命呐喊助威, 奏响抗战救亡、赢得解放的时代主题, 弘扬爱国主义和民主统一的时代精神, 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革命洪流。延安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最基本的特点即战争。在战争环境下, 团结作战、巩固政权是重中之重, 延安文学积极配合这一最大的现实实际, 引导人民群众团结一致, 消灭敌人。这一时期, 无论是报纸、期刊、图书, 还是电影、歌曲、戏剧、口头文学等, 都充分发挥了媒介自身的优势, 将延安文学的精神内涵进行有效传播, 为延安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各文学团体、文学刊物传载的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短篇小说以及街头诗、朗诵诗等, 或传递战争信息;或抒发感情、激励士气;或反映解放区人民的抗战斗争, 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形象化的社会舆论影响, 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战斗热情, 产生了积极的宣传鼓动效果。另一方面, 延安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强大的教育功能。传播媒介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纽带, 通过这一渠道, 不仅反映出当时人民内部思想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病, 同时有利于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使双方在思想上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交流, 进而从思想上武装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 使全党和党的组织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 真正做到步调一致, 协调有序, 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 促进经济建设, 构建经济和谐。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保障。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加上1941年后华北大旱, 国民党政权对边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 妄图从根本上消灭红色政权。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 党政军学习生产自救, 广泛开展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延安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活动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包括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动员人民参军支前等运动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延安文学创作活动与边区的经济建设、生产运动密切结合, 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 在传播媒介的作用下, 指导了边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弘扬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主观能动性, 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推动了延安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如创作于1942年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刊于1943年5月《解放日报》的《赵占魁运动歌》, 1943年创作的歌曲《南泥湾》等。这些文艺作品吸取了陕北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 融抒情和舞蹈于一体, 因此在陕北地区得以广泛传唱。歌曲歌颂了人民劳动模范, 激起了广大群众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热情, 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第三, 促进军民关系、党群关系的和谐。

延安时期广泛开展了“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运动。“双拥”运动解决了许多突出问题, 成为构建解放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这一时期, 党和人民的领袖以身作则, 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领导群体的带领下, 广大党员及干部廉洁奉公, 执政为民, 获得人民的拥护, 形成了鱼水般的干群关系, 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和谐统一的军民关系和融洽的党群关系是延安文学创作与传播的重要内容。首先, 延安时期形成的文化建设“军民共建”的优良传统, 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传播中得到突出体现。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与工农兵群众的业余创作相辅相成, 二者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涌现出大量歌颂军民鱼水情的优秀抗战文学,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根据地得以广泛流传, 营造了军民一家亲的社会氛围。第二, 提倡和鼓励健康、和谐的党群关系, 在正确解决党群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延安文学成为“五四”以来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是历史的必然。从宏观上来看, 延安时期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 也是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历史环境下, 延安文学创作活动积极与大众传播媒介相结合, 借助大众传播的特性——广泛性、互动性、跨时空性等, 在更广泛的空间内获得更快速的传播效果, 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学的传播载体, 其自身也是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形成和构建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之间, 既是内容和载体的关系, 同时也是互为表里, 唇齿相依的结合。文学作品的内涵和精神在大众传媒的参与下获得广泛而生动地展现, 而大众传媒本身也包含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信息和文化内涵, 即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 “媒介即文化”理论的体现。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有着一定的共性, 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影响, 共同发展。

这一时期,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 延安文学创作和传播活动与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结合, 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 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 有力地推进了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的和谐, 在凝聚力量, 统一思想, 提高人民文化知识水平, 营建良好社会风气, 建设延安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文学在当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应担当的责任

延安时期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同样也是中国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和历史性转折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中, 中国共产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 积累了丰富经验, 因而, 对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开展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延安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民智慧, 对今天信息化时代下, 如何解决文学所面临的社会责任感缺失, 如何把握文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以人为本, 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为己任, 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邓小平同志在晋冀鲁豫地区文化人座谈会上强调, 文艺工作者“要为广大群众服务, 了解群众, 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要接近群众, 才能提高群众”。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延安文学深人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 反映边区人民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生活。

现时期, 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 新旧体制逐渐转换,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同时, 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受到极大的影响, 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各个方面出现的迷失和偏差。在这种情形下, 文学理应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职责,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上, 在营造精神文明、社会思想的和谐氛围上有所成就, 而不应单纯是作家一个人的自说自话, 在自我精神世界里表演和独白。

然而, 作家在现实文学创作中往往忽略了文学的这一基本功能。正如有些作者所说:“两年来, 现实生活的多元形态, 让我对以往的诉求和表达疑虑重重, 也忧心忡忡。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出了问题, 还是文学走偏了方向。在信息化裹挟之下的世界急剧分化和扩张的时候, 作家生活的天地却越来越小, 这也许是我们共同的悲哀。”[15]文学与群众生活紧密相连, 只有群众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活的文化。延安文学之所以成为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是因为它坚持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路线, 为群众服务, 为社会服务。今天的社会环境下, 文学更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功能的发挥更为显著, 在建设和弘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 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更多的担当。

(二) 与时俱进, 唱响时代主旋律, 发挥文学的精神纽带作用

任何文学创作都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 文学作品从诞生之时, 就深深地打上了它那个时代的烙印。文学与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连, 一方面, 文学反映了该时期政治、经济状况, 反映了时代主题和时代风貌;另一方面, 文学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精神纽带, 是社会进步、政治和谐、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 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全面进步的社会, 而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信息传递功能, 为维护社会各方面的协调一致, 稳定发展,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延安文学以抗战救亡为主题, 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现时期, 文学的创作活动应保持与社会发展的协同一致, 反映时代主题, 紧扣时代脉搏, 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现时期的主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如何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 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和揭示这一时代主题是当今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

(三) 营建良好的社会风气, 引导社会风尚, 推进文明社会发展进步

延安时期文学的广泛传播对边区的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边区出现了健康、团结、文明的社会新气象, 民众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延安社会呈现出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当今社会, 一些不良风气和丑陋恶习依然存在, 严重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为人们内心世界和精神思想的诉求方式, 应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 鼓励社会美德, 培育文明道德风尚,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在建设社会精神和谐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 文学传媒应与文学一道担当起人民精神世界引领者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大众文化迅速兴起, 打破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二分天下的局面, 文学传媒趁势制造了一系列文坛奇异现象。这些既不反映社会变迁带给人们的心灵触动, 也不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不能给人以力量, 以鼓舞。媒体在导向上的偏差, 使自己在一个时期赢得眼球、获取利益的同时, 却把自己推向了远离大众、远离社会现实、遭致垢病的尴尬境地。

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使文学超越了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语状态, 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 形成面向时代、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新传统。从目前来看, 文学传媒为适应这种变革, 自觉调整经营策略, 转变经营思路, 开始按照市场的基本价值规律来经营发展, 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但必须澄清一个事实, 文学传媒的市场化其实是指文学传媒涉及流通领域和管理方面的经营体制和管理方式必须按照市场化的规律来运作, 在经营方面适应市场的生存法则, 但作为其内核的生产体制, 不能盲目地跟着市场化, 传媒所承载的主体——文学是必须坚持的, 更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16]。文学是保持文学传媒品格的内核, 也是文学传媒发展的依据。文学传媒必须回归文学自身, 始终以文学的发展和走向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既然文学传媒的存在是以文学这个主体为依托的, 它就自然有守护“文学自主性”的责任, 像延安时期那样, 让文学真正成为时代的声音, 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 成为民族魂的塑造者和发扬者, 成为人民精神世界的引领者, 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因此, 不管当下文学市场如何变化, 文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要求文学传媒万变不能离其“宗”。文学兴, 文学传媒兴;文学衰, 文学传媒衰。文学的尊严要求文学传媒在功能发挥的过程中必须坚守自己的尊严, 不能随波逐流, 以此, 才能保持自己在推动文学传播、使文学担当应有的社会责任的过程中的独立和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