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学理、范例和批评

日期：2019-11-07 11:26

一、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

比较文学作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文化窗口之一, 任何一个1980年代的学人, 无不为它所携带的异域信息及新颖的研究视野所感染, 并因此而增长了跨文化的知识。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 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乐黛云先生就主张“开放的比较文学”, 对百废俱兴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出乎意料的是, 它同时也给“无边的比较文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此, 乐先生特别提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范例;曹顺庆近年也主张比较文学要从历时研究改为共时研究, 暗含了比较文学要从纵向的史学视野转向横向的批评视野的主张。这意味着, 比较文学其实是国别文学在文艺学或文学批评的共时批评眼光下, 以某原典国别文学为研究对象, 以其他国别文学或文化现象为参照, 对该原典国别文学对象的共时性批评, 从而与原典国别文学的文学史研究相区别, 力求以比较文学实现对国别文学作为文化或文明差异性存在的观照, 以此为世界文学和美学的普遍性理论提供例证和参照。这样, 比较文学实际上是在国别文学的平台上出现的文艺学观照, 内置了文艺学的普遍观念。因而, 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一样, 都是文学研究的基础阶段, 国别文学是在历时的线索上对国别文学的文化内部观照, 比较文学是在共时线索上对国别文学的跨文化观照。

比较文学是文学批评, 还暗含了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看作文学理论即文艺学的说法。惯常以为比较文学内含着总体文学的指向, 实际上如果剔除了其中西方中心论的同一性研究取向后, 就可清晰地看出它把跨文化的文学置于文学批评学领域之内的理论胸襟。事实上比较文学在当代美国的发展已经可以用criticism (批评) 来表示, 比较文学作为文艺学或文学批评学的内涵学科和邻近学科, 以差异性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 与以同一性研究为基本理念和方法论的文艺学区别开来, 二者以跨文化特别是跨文明的文学相似性为基础、差异性为旨归。以世界文学作为总体去看待文学的一般性。文艺学的内在普遍性或哲学品性, 要求它必须以追求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解释有效性为旨归。比较文学的出现为这种普遍的文学哲学或哲学文艺学的元话语体系提供了基本题域和话语参照, 因而必然以比较诗学为指导并走向比较诗学, 才有学理和学科的存在意义。世界文学这个概念, 本来是各个国别文学的集合名词, 但恰恰不能陷入一种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文学的实存观念, 因为它只是各个国别文学共时的展现, 而不是一种有普遍性文化基础的文学、审美集合体, 比较文学恰恰就是要在全球化和差异性之间保持一种必须的差异性和适度的普遍性。所以说当代比较文学就是处理国别文学的文化特殊性和跨文化普遍性的关系, 这一说法也符合比较文学的内在学理和历史使命。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 是以共时眼光将处于任何历史境遇内的文学文化现象当成现在发生的当代史, 并指出其当代意义。那么作为一种文学学术史说法的比较文学史, 又是以怎样的质态存在的呢?作为一种文学学术史存在的是国别文学史、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研究史。国别文学史当然是传统文学史, 文学关系史即法国学派的以国别文学之间的实际影响关系为对象, 是传统文学史在跨文化领域对文学影响关系的实录。比较文学史应该以更为具体准确的说法出现——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研究史或比较文学批评史。文学关系史的代表范例是曹顺庆主编的《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 1以横向的文学交流和影响关系的论述, 补足了文学史写作中仅有的纵向的文学发展史写法。在近年的出版物中, 有以平行研究方式进行的大部头的亚非欧、东西方文学史, 多为A加B式的鸿篇巨制, 除去若干同异归类, 基本是对原国别文学原典研究的改写、复制, 如果它未能对各个民族文学差异的丰富性有任何揭示或提升, 那么它应该不是比较文学史, 而是文学百科辞典。比较文学研究史是学术史上以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或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学科史。以史指称, 预示着该史将以客观化的形式现身, 而比较文学恰恰是一种方法论先行的特殊学科, 研究者的主位意识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化要求始终使比较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先天的解释学。由于方法论的根本不同, 比较文学的最终成果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完全不同。比如李白与浪漫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 若以同一性研究为指导, 李白面对自然的豪情万丈, 确与欧洲浪漫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而以差异性研究为指导, 则发现李白与欧洲浪漫主义面对自然的表象指向着完全不同的审美关系。对欧洲浪漫主义来说, 感情的现身是对以理性秩序代言的自然的抗争, 乃至进一步用不可能的人的情感伟力完成对不可逾越的自然秩序的征服和逾越, 二者是一种对抗和征服的对立关系;而对李白而言, 感情只是自然的境界延伸, 其豪情万丈与自然秉性缘于二者本来的鱼水关系, 所以感情借力自然, 自然借力感情, 成就了天人合一的大道至境, 二者本无原则上的区别, 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和谐的审美关系。李白与欧洲浪漫主义这一话题的并置研究, 反而见证了二者文化差异性的必然性。比较文学实践上的种种似是而非, 要求比较文学研究在进行文学实践的同时, 还要对最终成果进行批评, 当然这种批评是在比较文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即以理论批评带出学术批评, 正如不同的比较文学理论造就了不同的比较文学实践一样, 不同的比较文学理论必然指向非此即彼的比较文学实践批评。

相对于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等分支学科, 其学科理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有了相对固定的学科规范、基本知识基础和研究样式, 任何投机取巧或者知识的露怯都会轻易地展示于公众面前而背上学术伪劣的名声;但比较文学暨比较诗学, 却因其边缘学科的特质和较短的发展史, 在学科规范、知识基础和研究样式等方面缺乏科学化的尺度或标准。许多原在某国别文学领域屡试不爽的、采取最为简单的两国文学并列同异的方法, 或者在单独的国别文学范围内加入一些比较方法, 就俨然成为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学范例, 反而在比较文学界俨然咸鱼翻身;其学界有基本文史哲修养的人, 都可以轻易地判断出这些是不是比较文学, 是不是比较文学范例或者比较文学反例。因此, 比较文学研究首要的是建立一种反思的即保持自我批判精神的良性风气, 严肃地追究自己的学科理论及其在文学学科以及人文学科的适当的存在理由, 然后就要在严格遵守严肃的学科规范、知识基础和研究样式的前提下, 树立自己学科的批评范例, 指出并剔除掺杂在自己学科的批评反例。这样, 比较文学因其同时性研究的内质而成为形式上的文学批评, 并且又因其边缘学科和开放学科的内质而成为表象上的自我批评, 从而形成理论批评、实践批评、范例批评和反例批评四种文学批评形态并进的局面, 而且这四种批评, 对于当前被人诟病的比较文学来说, 都同等重要。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说法, 有助于理解一些谬误观念及荒唐做法, 比如比较文学是采用了比较方法的文艺学或总体文学 (文艺学一旦用了比较方法就同时变成比较文学) , 比较文学是采取了同异比较的国别文学 (外国文学或中国文学一旦用了异同比较就同时变成比较文学) , 比较文学史是采取了异同比较方式的多国文学史 (多国文学史一旦放在一部书里展示其异同就是比较文学史) 。这种比较文学使得比较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大, 因而也使比较文学成了无法定义的文学研究。

二、比较文学反例批评

现在原因简单明了:一是比较文学理论在特别宽泛的范围内允许了“法国学派加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概论的极度泛滥, 丧失了本来具备的理论批评本性, 比如某“比较文学读本”——“中国中学生比较文学教本”, 实际上只是文学基础知识的初级对比而已, 却被教育行政部门认为是纯粹的比较文学, 盖上了定性推广的大红印, 成为学术世俗化、庸俗化的实例。

二是杂志社和出版社的文学编辑, 本身曾浸润于无边比较文学课程的大学教育, 加上大学期间可能一个人同时修几个相关二级学科的课程, 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理体系, 因此宽容了不少非比较文学的论著以比较文学的名义刊发。更有甚者, 有的作者三四年内接连以“著作”的名义出版了三四部关键词相同的比较文学概论类书籍, 分别叫做“原理”、“读本”等。本来是同一本专著, 竟然几年内数度推倒重来, 除非本来就是粗制滥造的垃圾, 如果是精心推敲的专著, 可能出修订本, 绝不可能连年翻新。以著名比较文学家叶维廉为例, 尽管他在模子寻根—差异性问题上有着许多真知灼见, 但还未曾写过一部专门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原理之类的专著。也许这本来就是西方人文学界的学术习惯, 未必非得像中国当代学人一样热衷于写概论、原理类书籍, 而且每校每专业都编一本自己的教程。书店里这类教材汗牛充栋, 翻开来则大同小异。难道中国大学文科高等教育竟然分化得如此利害, 非得都自立一体、自行一套吗?如果真是自立一体倒可能说明其独立思想, 然而若是里面除了体例略有改观, 根本观念却难觅不同呢?所以叶维廉至少是学术诚实的表率, 而某些人不过是在以数量置换质量、以商品替代独创, 成为急功近利的文科整体评价体制中的可怜牺牲品而已。王铭铭只不过部分地将个人翻译拷贝为个人原创, 他本人还是引进西方人类学思想并致力于中国本土人类学原创的学术先驱, 但某些人则以学术垃圾的样式, 在自身小环境里复制了比较文学的学术泡沫, 在学科大环境里骗取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幻影, 在更大的跨文化环境里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学术质量和名誉。

三是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容许了无边际的文学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登堂入室。国别文学研究者频频以诸如“比较视野中的A与B文学”或如“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这类根本违背了比较文学定义的文种, 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沽名钓誉。事实上, 同文化圈文学比较不是比较文学。无论是文章还是书籍, 只要是采取了并非寻根究底的差异性研究方式, 而是采取了同异并列的同一性研究方式, 只可视为并行罗列知识的辞典或教案, 并非学术论文和专著。而独创性研究, 如乐黛云所著《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2将与劳伦斯大致同时代的尼采的悲剧主义、英雄主义、破旧立新精神, 放在与郁达夫大致同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考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代中国打破禁锢、改革开放的思想意义, 成为特殊历史时代的比较文学和思想革命的双料典范性文献。

正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刘东教授中所言:“我倾向于认为, 我们根本就缺乏一种可靠的手段, 来检验经由比较而产生的简化结果……而如果应用得法, 它也照样能使我们丰富和复杂起来, 与日俱增地环顾到事物的多个侧面。”3比较研究必须采取能够使我们丰富和复杂起来的话语方式才能避免知识的简单化、贴牌化, 以使自己从事的专业逃离足以自嘲的庸俗的窘境。当我们为比较研究着魔地追求永无尽头的相似物而担心, 以为A=A’只会带来简化的结果, 并不能使我们的认识能力有任何发展的时候, 差异性研究把寻根溯流所寻找的相似性, 重置于差异性及其永无止境的生命进化中, 使我们自身不能逃离的文化圈日益丰富和人性化起来。

四是现有的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竟然允许了外语不过关, 就可从容信步于该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曾经有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外国文学名著的经典译著的重译浪潮, 在此重译浪潮中, 发生了许多起抄袭公案, 可惜的是中国当时的知识产权法不完善, 未能及时形成定论, 只是在知识界形成某种共识。那时, 上海的《上海译报》和《文汇读书周报》多次刊发了雪莱抒情诗集的公认经典译著者江枫对当时重译的《雪莱抒情诗全集》的质疑, 除了对一字不差的译法的列举外, 更为重要的是, 对再译与原译所犯的一样的翻译错误给予了一一揭示。当时被质疑者沉默无语, 十几年后被质疑之译竟成为被大张旗鼓叫卖的“经典”之译。还要提及的是, 这种对重译与原译共同的翻译错误的列举方法, 是翻译界公认的翻译打假实证法。西方的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从业者, 必须具备两门或三门专业对象外语作为基本专业语言, 但如果说连一门专业对象外语都不具备, 我们该如何将其称为比较文学学人呢?正如外国和港台地区学人所质疑的一样, 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不能熟练运用对象语言的寄生虫式的比较文学学人和外国文学学人罢了。

没有一个人文学科内的分支学科, 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这样面临着被质疑的惶惶危机, 比较文学界因此有必要树立其学术体制和学术风气上的范例。

三、比较文学范例批评

1.以理论的个性、独创性、严谨性、系统性为标准看待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理论著作

有三种出现于1990年代末的著作可以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一是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4以西方哲学解释学为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基础;二是曹顺庆、徐新建、吴兴明、张荣翼等著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5以语言论和生存论运思的跨文明异质性为核心建构比较文学;三是饶芃子、蒋述卓、余虹、钱超英等著的《中西比较文艺学》, 6以批判的比较文学理论, 即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可比性悖论为背景反思中西比较诗学的话语空间。

2.面向现代民族文艺批评的比较文学实践

20世纪初期, 中国比较文学还没有学科建制甚或自觉的学科意识, 还仅仅以文艺学或美学的形式出现的时候, 就将比较研究的指向落实在中国自己的文学和美学思想建构上。这种落实以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为内在背景, 以现代知识学的范畴逻辑构架为外在形式, 给中国几千年的个人诗话式的感悟式批评样式以学院式的改造。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继承了这种比较文学回归民族文学批评的学科倾向, 将自己的学科身份有限度地化约到文艺学、美学、当代文化思想批判与建设之中。

中国20世纪最后的20年, 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口号叫得最响、行动也相当显著的时期, 但思想解放和复古思潮的斗争也未曾间断。面对风起云涌的“文化热”、“方法热”、“国学热”, 面对西方中心论语境中形形色色的文化霸权, 面对古今中外这两对20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比较对子, 乐黛云重新解读了国学热中的吴宓、陈寅恪、汤用彤关于中外文化交汇的思考, 认为比较文学及文学理论尤其要适应转型时期的新要求, 讲出自己的话语, 总结各民族长期积累的经验, 从不同角度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共同面临的问题, 这就正面促成了她发掘中国思想中的有益合理因素以响应世界共同的文化浪潮所激发的文化危机和科学原罪问题的挑战, 这就是改造儒家兼及道家及杂家的“和而不同”思想, 作为响应这一挑战的思想武器——新人文主义。

曹顺庆面对同样的文化问题, 采用了与乐黛云不同的路径。“文化热”和“方法热”中过度泛滥的西方话语如果完全缺乏中国的呼声和中国的问题, 将使文化热和方法热流于真正的西方主义, 那将是中国当下这一代学人甚至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学人的悲哀, 因此, 将现代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中有益的话语和现代中国问题适度结合, 就成为必然。这就是失语症所指示的汉语诗学——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重建问题。

与曹顺庆通过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两个方向上的反思构建汉语诗学的路数不同, 饶芃子提醒学界注意久被忽视的离散于世界各个文化、文明圈的海外华人华文文学、诗学。跨文化与跨文明不再是纯粹的地域概念, 而是在地域混合体即跨文化场内的文化混杂现象, 现代汉语文学、诗学应该面向世界跨文明圈构建现代汉语文学、诗学。饶芃子的海外华人汉语写作研究和钱超英的海外华人英语和汉语写作研究, 与王宁的英语写作中的跨文化改写研究, 这两个表面看似并无特别有意关联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 在深层的学理层面和广泛的现实层面, 都呼应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对二战后广泛存在的关于战争、政治、经济移民的Diaspora, 即离散文学研究, 也在更为宏观的文化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意义上, 为民族政策、国家政策及其不可回避的全球化战略, 提供了真实的、多侧面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显然把注意力放在了政治动向和文化动向皆飘忽不定的海外华人创作身上, 但是毕竟其创作本身还存在着写作水平和阅读对象双方面的参差不齐状况, 绝大部分作品也未必能够进入当地阅读主流, 而是非主流写作, 与大陆汉语文学以及当地主流英语或其他语种文学形成绝对的差异性相对生存态势, 特别是其中不可避免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 也使得对其还原、解释、评价的过程充满了跨文化的味道, 在当前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下, 又因此而背负起不得不背负的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责任。任何阳春白雪、清高出世、不谙世事的文人做派或偏激的政治立场, 既不可能服从于国家的国际大环境要求, 也不可能起到其起码的差异性原态还原的学术目的, 更何谈比较文学的批评功能呢?特别应当注意的是, 暨南大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在学科设置上被放在了一起, 这种学科制度上的合一, 不仅暗合了欧美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暨总体文学的合一, 也促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始终要以理论的先行性要求自己的理论实践和批评实践保持一以贯之的反思精神和科学精神, 以避免任何没有理论统罩而实践随处放羊的伪学术的发生。

近年来, 一向以现代文学如鲁迅研究享誉文坛的艾晓明的比较文学实践特别令人关注, 许多人说她现在搞的既不是比较文学亦不是现代文学, 而是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一时间, 北有李银河南有艾晓明之说甚嚣尘上。殊不知, 北美华人比较文学的优秀教授刘禾女士, 却以为与艾晓明交流的学术活动体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真谛, 而美国比较文学也早已将文学批评, 当然包含性别批评话语, 纳入自己的地盘, 这当然和性别话语与文学话语、政治话语、文化话语、权力话语的天然暗喻关系有关。艾晓明正是以性别话语和性别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实践,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疆域, 促成比较文学乃至文学批评走出阳春白雪的象牙之塔, 进入广大的现代文化史、现代生活史、现代思想史领域, 行使其当然的批评功效、批判权力和批评使命。

3.文学翻译学和翻译文学史

谢天振把传统媒介学所关注的实证层面扩大到文学翻译的文化背景层面, 应和了国际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 开创了翻译学的比较文学维度, 实现了媒介学的译介学转向, 这就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开山之作《译介学》。7谢天振对差异性传递的一般机制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学的多维角度进行了深层思考, 应和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翻译研究的异军突起, 且宣称有超越比较文学乃至取消比较文学的势头, 对比较文学理论和操作系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近年来, 他又以译介学理论为基础, 对文学翻译的历时形态进行文学翻译史的重写, 在文艺学和文学批评的意义上, 使文学翻译史构成了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的合理补充。

比较文学根本不是一只附庸风雅的香袋, 亦不仅是一只养家糊口的饭碗, 而是可以给人类文明带来反思的明镜, 给人类文明割痈修甲的利器。特别是东方本土批评, 其苦修百年的西学观念, 譬如要发芽要结果的种子, 还是要回到本土的土壤, 才能发芽、结果。中国从古至今多少冰山之上的在场与冰山之下的不在场, 都急切地呼唤着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真幸福的真学问、真理论, 因为真正能够近距离把住本民族命脉、命门的当然是自己而非外人。这倒使我们对专门作原典研究的人敬意大增, 因为只有经过西学洗礼过的国学, 才会在内部造成解构和建构, 而这正是比较文学的差异性研究所擅长之事。差异性在西方已经作为一个哲学核心话语, 解构了西方两千年学术史;差异性研究在中国, 也正是方兴未艾的哲学、智慧的火花。

本文限于篇幅, 简述了通过对比较文学范例和反例的提出, 配合比较文学的个人化、独创化、中国化理论及其实践范例的树立的要略, 以促进比较文学批评的正常化和学术化, 以严肃的东方批评构成世界批评总体的一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