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日期：2019-11-07 11:25

王德威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 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1]。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王德威以“被压抑的现代性”为题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 《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王晓明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 《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北京三联书店, 2003;《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论述了晚清小说的“多元”现代性, 提出了“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的论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影响甚大。王德威从现代性的视角对晚清文学做出重新解读, 并不仅仅出于是对晚清文学的重视, 更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起源说”的解构。甚至他在将晚清文学与20世纪末文学结合起来加以阅读之后, 其最终目的是以“现代性文学史观”代替“革命文学史观”和“启蒙文学史观”, 从而颠覆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当然, 王德威也担心被如此“误读”, 所以一再声称:“我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 现代性”[2], 也“无意贬抑‘五四’文学”, “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 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 但就在前面的一段文字中, 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以为, 晚清, 而不是‘五四’, 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 (其实, 在王德威的论述中, 这种矛盾性的语词还有不少, 下文将有所论及。)

事实上, 在王德威之前及同时, 学界对晚清文学及晚清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多有论述, 但都没有产生“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的巨大冲击力。这一论断冲击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上。在这之前,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也意见不一, 大致有以1915年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生、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等分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几种观点并非水火不容, 因为它们都是以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文学形态作为自身的基础, 不会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也有学者论及到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甚至是从1840年算起, 如陈学超、邢铁华在《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之背影——论发端》等文中均有论述。但正如题目所言, 那仅只是“设想”, 缺少史料的支撑和理论上的表述, 所以带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味道, 尚不能撼动几成定论的“五四起源说”的根基。1985年之后,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讫时间讨论一直就未间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 同一年,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2001年《复旦学报》辟专栏讨论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与历史分期。同时, 对晚清至五四之间文学的研究出现了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等著作,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阶段文学的价值意义。在此情形下, “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的论断一跃而出, 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推向前台。

在国外,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于晚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异议。在国内对王德威观点的反响大致分为两种:赞成或反对。赞成者又分两种:一种是对王德威理论的阐释和观点的认同, 有李扬的《“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林分份的《史学想象与诗学批评——王德威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一种是受王德威观点的启发, 重新勘定现代文学的起点, 如苏州大学的范伯群及其弟子栾梅健等。

反对者也可分两种:一种是对王德威晚清现代性理论的质疑。冷露的《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从方法论入手论证了王德威虽然试图证明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自生性”, 但仍然摆不脱“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 批评了其方法的不彻底及“想象史学”方法的逻辑断裂;张志云的《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批评了王德威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王晓初的《褊狭而空洞的现代性———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指出王德威的现代性观念的单一和偏执, 是“空洞而游移”;一种是对王德威的批驳以维护“五四起源说”。陈国恩的《文学革命:新文学历史的原点》是对王德威观点的正面否定, 提出了“没有五四, 何需晚清”的看法, 吴福辉的《寻找多个起点, 何妨返回转折点——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一》提出的关于“转折点”的三条界定则给予“五四起源说”以理论上的支持。

王德威的论断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王德威提出命题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正如王德威所说:“在后现代时期, 谈论一个一向被视为现代前的时期的现代性, 我的文章有意地使用‘现代错置’的策略和‘假设’的语气。我的讨论如有时代错置之嫌, 因为它志在搅乱 (文学) 史线性发展的迷思, 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 而同时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 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在这个解构盛行的时代, 对“五四起源说”的冲击“扰乱了既定的文学史秩序”[3], 足以影响到整个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其次是王德威的“现代性”的理论切入点。李怡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现代性”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和状况:“本世纪以后, 无论是作为论题还是语汇的‘现代性’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对西方文化意义的‘现代性’含义的追溯和‘考古’业已成为了我们的学术‘习惯’。同时, 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 (包括古代与现代) 所进行的‘现代性阐释’更是层出不穷, 几近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基本词汇。”[4]因此, 王德威从现代性入手考察晚清文学正契合了当前文学研究的趋势。最后, 也与王德威“第三代传人”的身份有关。“接替夏志清执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 则在研究路向上承接夏志清的传统, 并有较大的拓展与突破。这些年来, 他一直‘厮守’在自己的园地, 从理论研究到文学批评, 从作品细读到比较分析……可谓十八般兵刃, 样样能使。其开阔的视野、广博的兴趣、深厚的理论功底、细腻的感受力和近乎风格化的漂亮文字实在令人瞩目。”[5]海外汉学背景、“接班人”身份、多领域实践, 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足以使王德威的声音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 掷地有声。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 并不是王德威率先提出现代文学起点前移至晚清的, 也不是王德威一人以“现代性”观照晚清文学, 但为何是王德威及其论断受到这么多的争议呢?除了前面谈到的对王德威的批评之外, 王德威理论话语本身的驳杂及其具体论述过程中逻辑上的混乱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首先, 在王德威的论述中1, 可以看到很多前后驳难、相互否定的话语:

关于“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说“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 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 另一方面又说“我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现代性, 以将之挤入现代主义的最后 (或最初) 一班列车中”;一方面说“比起‘五四’之后日趋窄化的‘感时忧国’正统, 晚清毋宁揭示了更复杂的可能”、“不客气地说, ‘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如果不是眼高于顶的‘现代’作家一口斥之为‘前现代’ (pre-modern) 或‘近代’, 它可能早已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带来了一个极不相同的画面。”, 另一方面又说“我无意贬抑‘五四’文学, 而不承认其适如其分的重要性。”

关于重审晚清小说的目的:一方面宣称“通过在晚清与当代小说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我并不打算推翻‘五四’典范, 以便以新的典范取而代之”, 但他紧接着又认为“观照近期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中文小说充满活力的发展, 我们对以‘五四’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版图进行重新勾画, 诚属势在必然。”

关于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的发生:一方面认为“西方的冲击并未‘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 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晚清文学是“传统之内自我改造的现象”, 另一方面又认为“将晚清文学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之中。晚清文学之得称现代, 毕竟由于作者读者对‘新’及‘变’的追求与了解, 不再能于单一的、本土的文化传承中解决。”

关于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转型的影响:一方面他遗憾“至于真正惊世骇俗的 (西方) 现代主义, 除了新感觉派部分作家外,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乏人问津。”“更诡异的是, 西方现代主义的典律在当时并未获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的青睐。”另一方面又批评“五四”文学惟“西学是尚”。

这样自相抵牾、前后矛盾的语词在文中形成了他所说的“多声复义”的现象, 体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性话语的解构特色。这不是行文的不严谨或大视野之下的不拘小节, 而是来自于王德威理论本身的缺陷——游移在现代性话语与后现代性话语之间使他无法获得一个固定的视点, 以后现代性话语言说着现代性内容而又无法将二者有机地整合 (事实上二者能否整和还是个问题) , 他的理论展开无法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点, 故而话语所指, 漂浮不定, 扑朔迷离。

这就是要论及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王德威的出发点: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

如其书名所示, 王德威意图挖掘晚清文学中的现代性, 这应该是其著作论述的主要内容。通过他的分析解读, 晚清文学现代性也确实是“呼之已出”。但王德威的目的似乎还不仅于此, 他还要从多元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出发, 否定掉“五四”文学单一的、启蒙的现代性。王德威对“感时忧国”主题和现实主义模式的鄙弃处处可见。王德威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希图“毕其功于一役”——扬晚清而抑“五四”。 在释放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同时, 王德威又压抑了另一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而成了“弱势话语”。这是王德威现代性话语的“偏至”所致。

王德威仅仅注意到了“五四”文学的“感时忧国”, 而忽略了“五四”文学“人的文学”一面 (即使是“感时忧国”, 那也具有了和传统不同的意义) 。鲁迅对此早有“立人——立民——立国”的思想表述, “人”的文学是“五四”文学创作的关键, 也是理解“五四”文学的关键。如果从“人的现代性”这一点来看, 五四并不是“极仓促而窄化的收煞”, 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批评晚清文学是“非人的文学”, 其原因就在这里。王德威忽视了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 而仅以形式方面的“自身合法化”来确立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这是王德威现代性话语核心价值的缺失。

尽管王德威试图消除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以梳理出一种纯粹的“审美现代性”, 但是恰恰是王德威的认同者在其著作中读出了这样一层意思:“最为典型而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1]审美现代性尽管是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 但却是以后者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在论述中国文学现代性时, 研究者都注意到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一切的现代性, 都产生于社会的现代性中。”[6]“20世纪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7]、 “中国新文学的历史, 只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在文学意识中的投影。”[8]王德威是想以此否定“五四”文学的, 没想到无意识中也掉入了自设的陷阱。这是王德威现代性话语的不彻底。

王德威以“五四”文学作为晚清文学的二元对立项, 这虽然是王德威构建晚清现代性话语的关键, 但二者在理论上却是一个“错位”的对立。王德威欣赏的是“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 种种不入 (主) 流的文学实验”, 反感的是五四“感时忧国的叙述”。王德威将审美现代性简化为形式的创新, 将启蒙现代性定位于内容的意识形态化, 二者构成了不平衡的、错位的二元关系。这是王德威现代性话语内在结构的破裂。

如果说这已经造成了问题的复杂的话, 那么当王德威所要论述的现代性话语遭遇到后现代性策略时, 才真正使得问题变得混沌不可解。

“是否承认历史的‘起源’, 恰恰是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学与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的分界线。”[3]翻译过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王德威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他在书中所应用的也正是“知识考古/谱系学”的方法。但正如前文所述, 王德威就是想为“五四”寻找晚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从而颠覆“五四起源说”。这种“目的”与“方法”的二律背反的做法造成了王德威在论述过程中左右支绌、勉为其难。

“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以线性历史观作为解构对象”[3], 王德威的目的也“志在搅乱 (文学) 历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但王德威并没有真正“搅乱”文学史的历史性, 相反, 在其著作的结构中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条“线性历史”的线索:“这被压抑的现代性为何, 又如何, 在20世纪末, 又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问句是否有“线性历史”的嫌疑呢?王德威自己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这种读法又会怎样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从晚清 (‘前现代’?或诸种‘现代性’蓄势待发的阶段?) 到‘五四’ (现代?单一现代性的局限?) 再到20世纪末 (后现代?多元现代性再一次的绽现?) ——的各种切入点?”从这里可以看出, 王德威并不仅仅是在晚清文学和20世纪末文学之间建立对话关系, 而是借此证明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合法性和合理性。

同时, 晚清文学与世纪末文学的对话足以表明, 其“想象”文学历史绝非空想, 而是“有史为证”。 (不过这样一来, 他又掉入了“线性时间观”的陷阱, 这是很“吊诡”的事情) 由于缺少“将现代性研究落实于历史‘实相’”的论证基础, 王德威的“想象”就有了一种“大话历史”的后现代色彩。

还有, 后现代性是消除“二元对立”的, 但王德威却在现代性的名目下设置“五四文学”作为自己论述的“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 王德威就是以“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展开论述的, “被压抑的现代性”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命题。面对这样一个坚固稳定的“二元框架”, 后现代的解构显出了软弱和无力感。王德威造成了后现代性和现代性话语的芜杂。

其实, 从王德威所论述作品实际来看, 他挖掘的与其说是晚清文学的现代性, 不如说是其后现代性。他所举的种种晚清文学实验及晚清文学体现出来的消费倾向、无个性风格、欲望原则、反极权主义等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色。其实如果王德威直言晚清文学的后现代性的话也许会少些争执, 因为“一部作品只有先成为后现代的, 然后才能成为现代的。”2但不知为什么, 当王德威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以后现代视角观照晚清文学并且已经触及到晚清文学的后现代性时, 却屏蔽了其后现代性问题, 而从现代性角度进入晚清文学。

虽然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无法厘定, 但一些基本特征还是可以区分的。现代性追求一种秩序, 要的是“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 (鲍曼语) , 后现代性就是混乱, 是差异、宽容、不确定性、非中心化。对西方现代理论操纵自如的王德威不会不了解这些浅显的东西。但由于王德威无法调和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 两套话语纠缠在一起, 在解构中建构, 在建构中解构, 最终导致王德威的论述建立在一种充满内在矛盾张力的理论之上, 使其文本呈现出意蕴混杂的状态。

总的来看, 无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理论角度, 王德威的论述都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痕。那么, 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晚清——假如有一天能够在理论上加以证实的话——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当然, 对于“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这个说法, 赞成者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赞成, 反对者也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反对。现在的问题是, 为何“起点”问题如此敏感地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起点的不同来自于判断标准的不同, 认同“晚清”为起点的, 持的是现代性标准, 认同“五四”为起点的, 持的是历史性标准。那么, 是否从一开始关于“起点”问题的争论就是一场错位的对话?如果对话无法进行下去的话, 是否让“起点”的问题悬置起来, 不拘囿于对现代文学史做静态的考察?事实上, 文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就是动态的。从历史上看是如此, 而从对文学的历史描述来看也是如此——新的理论、史料的进入都将导致文学史的非本质建构。那么, 文学史意义上的时间界定是否是一种作茧自缚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