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

日期：2019-11-07 11:24

“华文文学”是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简称,以之与内地的文学相区别。自1979年季路的《介绍三位台湾作家》作为新时期内地第一篇介绍台湾作家的文章发表以后,对华文文学的研究,连头带尾迄今已有三十年。回顾三十年间华文文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充分肯定其重大成就,指出其缺失,展望华文文学研究的未来,这对于拓宽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1979-1989,是内地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一个十年,这是内地华文文学研究的起步阶段。

在这十年中,内地华文文学研究又可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自1979年起至1982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止,可称为内地华文文学研究的萌芽段。在这一小段内,由于过去内地文学界对台湾文学(包括旅美的台湾作家)十分陌生,因此以介绍性的文章居多,其中以萧乾的《台湾文学》、周青的《也谈台湾文学》、聂华玲的《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王晋民的《台湾现代文学和乡土文学述评》、曾敏之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等文章影响较大。这一小段,有了第一批对台湾文学、旅美华文作家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以评论文章居多,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还很少见。

从1982年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于广东暨南大学举行)起,经过1984年在厦门举行的第二届台港文学讨论会,至1986年在深圳举行的第三届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止,是内地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小段。在这四年间,不仅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前三年不曾评论和研究过的许多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也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评论和研究,而且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它们集中在《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一)(二)内)和几本学术著作(如封祖盛的《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汪景寿的《台湾小说作家论》、武治纯的《压不扁的玫瑰花》等)。

自1986年于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至1989年,是内地华文文学研究的前进段。在这段时间内,华文文学研究开始成为一门“显学”。第四届的上海会议,会标已是“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加上了“国际”二字。大多数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在这段时间内都得到了评论和研究,而且出现了诸如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的《台湾文学概观》、黄重添的《台湾当代小说艺术采光》、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等具有系统研究意义的著作。比之萌芽小段、拓荒小段,这一小段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前大大前进了一步。

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一个十年,成绩是明显的:一、促使内地文学界及广大文学爱好者认识到台港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形式、技巧、手法和风格,可以作为内地新时期文学的借鉴。对台港文学的研究,促进了海峡两岸三地的文学交流和作家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二、建立了一支粗具规模并有相当学术水平的台港文学研究队伍。到1989年,这支队伍已有二百人左右。三、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论文在五百篇以上,专著有十多部。四、随着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展开,许多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五、由于台港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台港文学已经作为一股潮流进入了内地,对内地文学创作起了“互补”作用。

第一个十年的华文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但因处于起步阶段,也存在着不少缺失:一是微观的评论,研究单个作家、单篇作品多,宏观的研究少;二是人自为战,各搞各的研究多,横向联系少,以致研究课题重复,集中在几个主要作家、几部主要作品上的现象未得到根本转变;三是即兴式的、趣味性的研究多,有计划、有组织的研究少;四是用单一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研究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多,采用其他批评方法研究的少;五是闽粤两省研究台港文学的多,其它省市研究的少。这“五多五少”的缺失,在其后的十年中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二)

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十年,1989-1999,是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阶段。

1991年,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中山市举行。台、港后面加上了澳门,说明澳门文学也受到重视。1993年于庐山举行的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更公开打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旗号,会标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以后的华文文学研讨会都是以“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名义举行,标志着华文文学研究进入第二个十年———发展阶段。这表现在:

第一、内地华文文学研究者除继续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外,着重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和走向。论者认为:华文文学共有五大板块:台湾、香港、澳门的华文文学;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美洲的华文文学;欧洲(含澳洲)的华文文学方兴未艾;日本、韩国的华文文学因国人自改革开放后去日、韩留学、就业的日多而迅速上升。世界华文文学的各个板块,都处于转型或转折时期,既遭遇挑战,又存有机遇。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者,应着重研究其新变:

一、政治经济的转型,导致世界华文文学的高涨。

二、五大板块的华文文学在艺术上也有新变。港澳华文文学随着香港于1997年、澳门于1999年重回祖国而成为两个特区,港澳的华文文学开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就将载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另一方面,它们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就仍将载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史册。台湾文学,在诗歌创作方面出现了“短、小、轻、薄”的倾向和与此相反的“长、硬、坚、实”的尝试。在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的整合,而在散文创作中,以抒情写意为主的散文居于主导地位。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微型小说一枝独艳。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使用的是华文,但反映和表现的几乎都是马来西亚的生活,中华文化和马来西亚文化在作品中完全汇流、结合起来了。泰国华文文学,开放的现实主义是泰华文学的主流。菲律宾华文文学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较深,近年来菲华文学提出了“走出王彬街”、走向世界的口号,显示了他们的艺术追求。印尼华文文学注重艺术性,成了它们的一个特点。越南华文文学因其汉语文学的基础深厚,在艺术上常有突破和进步。美国、欧洲和澳洲的华文文学,既具有海外性,又具有本土性,多数带有中国移民文学和留学生文学的印记。日本华文文学,目前尚处于写“中国人在日本”的初级阶段,韩国华文文学“落地生根”还得一段时间。着重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和走向的研究,说明内地的华文文学研究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第二、多部学术含金量很高的文学史出版,是内地华文文学研究在第二个十年中的又一发展。

由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下两册,1991、1993年)是一部开创和奠基之作,填补了内地还没有通史性质的台湾文学史的空白。它从台湾、中国和世界文学的三个不同视角对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从古代到当代)作了总体性的审视和评述;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前所未知、前所未见的有关台湾文学的新史料;超越了通常文学史著作就史写史的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王晋民主编的《台湾当代文学小说》(1994年),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论述了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以文学史潮的嬗变勾勒出台湾当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对台湾当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对其存在问题作了恰如其份的批评。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1995)和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1999),使内地有了真正的香港文学史。王著把握准了香港文学的特殊性,梳理了香港文学的发展脉络,对入史的作家和作品作了严格的选择。刘著揭示了香港文学的价值和特色: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照搬,也不是母体文化的守成,而是在东西两种文化的交会、融合基础上的超越,体现了其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览》(1998),带有“史”的性质,其中的《16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澳门文学》和《澳门的土生文学》,可谓前所未有,大开读者的眼界。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1993)是一部“拓荒”的学术著作,荜路蓝缕,功力不凡。此外,在内地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十年中,学术专著以百计,论文以千计,都表现了内地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

第三,在这第二个十年中,“世界华文文学”开始成为一门新学科。高等文科院校不仅开设了这门课程,而且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门新学科有其学科的界定:主要研究中国内地文学之外的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的华文文学。还有其学科的特点:华文文学既具有与中国内地文学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呈现了多姿多彩的独特风貌和语言运用上的当地色彩。华文文学这门新学科还有其科学性和它在表述方式上的创新性。内地华文文学研究在第二个十年中能取得建立起一门新学科的成就,更是它有了较大发展的证明。

第四,研究华文文学的队伍也有了新发展。在这第二个十年内,这支队伍已发展到四百人左右。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分别在云南玉溪(1994)、南京(1996)、北京(1997)、华侨大学(1999)举行,到会代表都在200人左右。研究人员遍布各省、市自治区。有些省、市(如福建、广东、江苏、安微、江西)成立了省级华文文学研究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世界文学学会筹委会,由老作家萧乾、曾敏之任筹委会主任。

(三)

从1999年到今(2008年),为内地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十年(头尾在内)。这是华文文学研究的提高阶段。表现在:

第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出现了多部专题化的高质量的研究专著。陈贤茂主编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是《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提高。该书自觉揭示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写出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互动互补;从众多的文学事实中概括出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几个特点,比之《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2000年),既是华文文学学科的普及,又是华文文学学科的提高。它对史料的发掘更加邃密、丰富;它认为故土性、融合性、本土性是华文文学的三大特性。在台湾文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专题化的提高。如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2001年),以“代”的新视角研究了台湾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学;在“代”与“派”的结合上研究台湾近20年的文学;对“战后新世代”每一个比较著名的作家的创作特色都有恰到好处的把握和论述;对台湾文学的未来作出了比较清醒的分析。肖成的《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图谱———1920-1945台湾小说研究》(2004年),则凸现了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特点:该时期台湾小说中的“经络”———艺术,乃是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之所以拥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因素。刘红林的《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新论》(2005年)是大陆第一部研究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专著。它梳理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从对婚姻自主的诉求到对经济自主的要求到对身体自主的追求,概括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樊洛平的《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2005),重点研究台湾女性小说的特殊性,敢于和善于发出“异声”,并揭示出现“异声”的内外原因,以其新论迭出而发聋振聩。由赵遐秋、金坚范主编的《台湾作家研究丛书》(共十一卷,2006年),11位研究对象都是台湾生、台湾长,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台湾优秀作家。丛书着重求索台湾优秀作家的精魂,与一般的台湾作家作品研究区别了开来。上述专题化的著作,比之1989-1999期间的华文文学研究著作都有很大的提高。

第二是密切联系现实,在华文文学研究中旗帜鲜明地批判“文学台独”。2000年,陈水扁成了台湾当局的头头,加紧了“台独”的步伐。“台独”顽固分子搞“台湾独立”,同时挥舞三面黑旗:“政治台独”、“法理台独”、“文学(文化)台独”。海峡两岸文学界的正义爱国人士,从“文学台独”出台的第一天起,即和“文学台独”进行了斗争。由金坚范任顾问,越遐秋任主编,石一宁、谢香任副主编,总共125万字的《“文学台独”批判论文集》(2007年),是多年来海峡两岸的有识之士持续、持久地批判“文学(文化)台独”的一次科学总结。该论文集中有多篇文章揭露了“文学(文化)台独”的反动本质:“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是为“台独”制造舆论的,是为“政治台独”、“法理台独”卖力的。该论文集还深入揭示和批判了“文学(文化)台独”的多种表现及其危害性。该论文集对“文学(文化)台独”的批判,不只是政治层面的,而且是学理的、理论的,因此,尤其富有说服力。比之1989-1999年间对“文学(文化)台独”批判的某些文章,《“文学台独”批判论文集》连同于2001年出版的《“文学台独”面面观》(赵遐秋等主编),又是一次极大的提高。

第三,在华文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多篇有关两岸三地当代文学比较、两岸三地百年文学比较、海外华文文学与内地文学比较、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文学比较的论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曾经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她的预见在1999年至今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第四,华文文学研究多位学者论述了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新趋势。这就是:网络华文文学的出现;新移民文学的崛起;“再生华文文学”(华人写的英文作品又被译成了华文)的引人注目;澳洲华文文学的兴盛;东南亚华文文学中“故土情结”的加深。内地华文文学研究者已密切注视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新趋势,进行跟踪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二十几年来,由于华文文学所在地区的社会存在大都没有发生突变,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作家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没有变,华文文学中的各体裁也没有什么突变,所以华文文学的总体是渐进性地向前发展。但华文文学的各个板块,却都发生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新变。华文文学的总体渐进,不仅不排斥五大板块的新变,而且是以五大板块的新变为基础的。待到五大板块的新变积累到相当容量,总体也会渐进到一个新阶段。预测到21世纪50年代,华文文学将进入更新时期。

第五,进入21世纪后,于汕头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分别举行了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经过多年筹备以后,在2002年于上海举行的第12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饶芃子被推选为会长,曾敏之为名誉会长。此时,内地的华文文学研究者总数已在六百人左右,多数为青年学者和研究人员。

综上所述,已经过去的华文文学三十年,是成绩辉煌、成果突出的三十年。但是,华文文学这门新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比,甚至与中国当代文学比,学科基础还比较薄弱,要使它成为一门根深基厚的学科,还需要几代以至十几代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努力。只要海外有华文教育,只要国人不断有人移居海外,海外华文文学不会消亡。而香港、澳门的华文文学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文学随着台湾将来与祖国的统一也会与中国文学一体,但台港澳的社会因属于资本主义体制,所以台港澳文学即使在今后仍然与内地文学有所区别。因此,有研究不完的海外华文文学,有研究不完的台港澳文学。华文文学研究任重道远。我们内地的华文文学研究者应该在三十年来的已得成绩的基础上,加倍努力,使华文文学研究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