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现代文学翻译批评

日期：2019-11-07 11:2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 许多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细细翻阅《茅盾全集》, 让人惊异的是:茅盾一生留给后人的著作有1 500万字, 而翻译作品就有240万字之多。大作家茅盾其实最初是以文学翻译亮相文坛的, 在1927年动笔写小说《蚀》之前, 他几乎全力从事编译及文学批评活动。这其中文学翻译批评是构成他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关系, 对整个现代文学翻译批评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就茅盾与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相关的两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以求教诸方家。

一、促进传统文学翻译批评的转化

我国的翻译批评古已有之, 源远流长。从汉代支谦主张“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的《法句经序》到晚清约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历史。我国传统翻译批评以言意、形神、文质等作为讨论译经和从事批评的基础生发了一系列范畴, 并提出过若干理论命题, 偏重从直觉与经验上对译经历史、译经批评的总结, 某些具体研究和论述不乏精彩之处。但在今天看来, 其翻译批评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 常以诗话、词话、评点等不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思辨的随笔代替论文, 鉴赏与批评不分、基本事实不清、缺少理论系统性等问题, 因而很难归入科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之列。在传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 但始终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翻译批评理论, 有关的论述, 仅仅局限于封闭的译者圈子, 缺乏较广泛的沟通交流。近代以来, 翻译批评逾越了基督教经典和科学文献的翻译阶段, 把镜头聚焦在文学的翻译上, 并从晚清开始对大量外国文学作了积极介绍。域外小说的输入对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传统文人走出自我封闭的神秘圈子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文学翻译的兴盛推动了文学翻译批评活动越来越活跃, 而文学翻译批评也日益趋于向理论化与系统化结合的科学研究方向发展, 从而开拓了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现代性”方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批评走上“现代性”的道路上, 茅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一梳理, 可看出他大致扮演了以下三个重要的角色。

1.文学翻译批评的正式提出者

1918年11月8日, 周作人在《文学改良与孔教》中说到:“我以为此后译本仍当杂入原文, 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 不必多造怪字。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 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 不得已也应该逐句译, 宁可‘中不像中, 西不像西’, 不必改头换面”[1] 。1920年4月17日, 周氏兄弟明确的提出了 “直译”一说。周作人在他的译文集《点滴》序中, 自称自己的译文使用了“直译的文体”。周氏兄弟的“直译”相继受到傅斯年、邹韬奋和郑振铎等人的积极响应。细看这一时期有关文学翻译研究的文章几乎全是作者对文学翻译的感言, 称不上是文学翻译专业批评, 因而在文学翻译批评界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细查1918—1920年间的现代文学报刊, 发现能算得上较规范的文学翻译批评的文章仅有茅盾的《译书的批评》和郑振铎的《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 这两篇文章犹如夜明珠一样闪烁着批评的光芒, 而同一时期其他的文学翻译批评文章均停留在旧式浮想、感言和印象的评点之列。1920年前后, 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空气已非常浓厚, 但不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翻译批评的风气都还未形成。就是在如此背景下茅盾走上了文学翻译批评道路, 而他一走上文学翻译批评的舞台便显现出很强的批评意识, 跨越了传统文学翻译批评的樊篱。

1916年, 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 最初与清末商务编译所的高级编译孙毓修合译了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 独译了《人如何得食》、《人如何得住》等著作。到1919年, 他通过三年的翻译实践活动为他的文学翻译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茅盾是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倡文学翻译批评的人, 成为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开拓者之一。在《译书的批评》一文中, 他说到:“现在译著一天多似一天了, 译书的批评谅必一天盛似一天, 而且我也极盼望他一天盛似一天的;不过我以为尚须顾着下列的三项:一、如不能指出意译文确有错误 (与原书大义不对) 则亦未便竟以直译文驳倒意译文;二、排印上的错误, 无须入评;三、各宜根据原本, 根据转译题不大靠得住的”[2] 。这是茅盾在文学翻译批评界发出的第一声啼鸣。从他的批评文字里, 我们看出 “五四”时期出现了翻译“热”, 译者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 而茅盾敏锐地发现当时的文学翻译批评十分匮乏。翻译实践活动与理论批评严重失衡, 局面十分难堪。因而茅盾首先摆脱束缚并提出文学翻译批评。翻译批评的正式提出, 以现今的眼光看, 似乎不算什么, 但在“五四”时期却十分难能可贵。

2.“神韵”与“形貌”文学翻译批评的设立者

文学翻译批评以先在的翻译标准作为开端或依据是不言而喻的, 始终坚持标准和评判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合理的。美国理论批评家勒内·韦勒克曾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抹杀批评判断的必要性和对于审美标准的需要, 正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抹杀对于伦理或逻辑标准的需要一样”[3] 。显然, 任何翻译批评必须依据一定的翻译标准才能进行。在现代文学翻译批评活动中, 茅盾继承我国传统文论的精华设立了“神韵”与“形貌”辨证统一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对主流派文学翻译批评及文学翻译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 作为传统翻译批评标准的模式之一, 影响巨大, 可以说是晚清文学翻译批评的标准模式。但在整个文学翻译实践活动中, 翻译者与翻译批评者之间缺少互动, 翻译批评不能起到指导翻译实践的积极作用。因此, 林纾等译坛的主打人物的翻译仍还是满纸文言文, 且任意删改原作, 沿袭着传统文学翻译的弊病。可以看出, 当时文学翻译批评活动处于失落和错位, 文学翻译批评停滞不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西文化碰撞中闪现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尤其是文学翻译再次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同样与它相伴相随的文学翻译批评也有了新的生机。1921年1月, 茅盾等人创建了文学研究会, 他遵循与周作人、郑振铎等人拟定的文学研究会的宗旨, “研究介绍世界文学, 整理中国旧文学, 创造新文学”[4] , 特别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文学翻译作为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必要手段也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的特点。茅盾认为, 文学具有改变人生、改变社会的功用, 而文学翻译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 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5] 。在大量翻译外国文学的同时, 茅盾没有忽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而是挖掘和整理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精华部分, 并结合当时文学翻译批评界一直争执不休的“直译”与“意译”一边倒的错误批评倾向, 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批评主张——“神韵”与“形貌”相结合的辨证统一批评理论。他论述到:“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 发生最大的困难, 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能同时保留。有时译者多加注意于原作的神韵, 便往往不能和原作有一模一样的形貌;多注意了形貌的相似, 便又往往减少原作的神韵。” 接着又说到:“但是从理论方面看来, ‘形貌’和‘神韵’却又是相反而相成的;构成‘形貌’的要素是‘单字’、‘句调’两大端, 这两者同时也造成了该篇的‘神韵’”[6] 。 茅盾采用了中国文论中的“神韵”、“形貌”、“单字”和“句调”突破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批评的樊篱。在论述中, 茅盾辩证统一的批评思想, 平实的语言中处处闪现出他严密的逻辑思维。在该文中, 他还引用刘勰《文心雕龙》中作文的方法, 把它推广到翻译中, 说到:“‘字不妄’这一句不但作文家应该奉为格言, 翻译家也应视为格言”[6] 。显然, 茅盾的文学翻译批评不仅不同于严复等人的文学翻译批评模式, 也不同于同时代的鲁迅、周作人和郑振铎等人的文学翻译批评模式, 有他自己的品格, 对处于主流地位的周氏兄弟等“直译”、“硬译”有着重要的影响。辨证统一的“神韵”与“形貌”批评理论是对“直译”一边倒文学翻译批评缺失的补充与完善, 它摆脱了批评的传统束缚, 为文学翻译批评注入了新的血液, 对传统文学翻译批评向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转换有着积极的意义。

3.文学翻译批评的实践者

在早期参与文学翻译批评活动的批评家中, 茅盾是一位有着充分的翻译实践准备的文学翻译批评家, 他的文学翻译批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1920年到1937年, 茅盾撰写的文学翻译批评文章重要的有17篇, 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针对文学翻译面临的理论问题写的评论, 比如《译书的批评》、《翻译文学书的讨论》、《“直译”与“死译”》、《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译诗的一些意见》、《标准译名问题》、《直译·顺译·歪译》、《“媒婆”与“处女”》、《翻译的直接与间接》、《对于“翻译年”的希望》和《“翻译”和“批评”翻译》;二是对具体译者、译本和原著的评论, 比如《谈谈翻译——〈文凭〉译后记》、《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郭译〈战争与和平〉》、《关于‘士敏土’》、《读〈小妇人〉——对于翻译方法的商榷》和《〈真亚耳〉 (Jane Eyre) 的两个译本》 (也就是《<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 。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小说月报》与《文学》上, 在当时的文学翻译批评界独领风骚, 为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早期建设有着开拓之功。

其一, 关于文学翻译的价值论和方法论方面, 茅盾不仅具有专业意识而且具备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 他反驳郭沫若等翻译同人的斥翻译为“媒婆”的偏颇观点, 与周氏兄弟一道始终如一地坚持“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事实表明:茅盾等人的文学翻译批评为当时文学翻译的发展确定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科学的方法指导, 为当时西方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是也矫正了过去歪译、改写的不良作风。

其二, 关于译者、译本、原著的具体批评实践。茅盾不仅是丰硕的文学翻译成果的生产者而且是深入译者、译本、原著的实践者, 他能够潜心逐字逐句比较研究郭沫若、伍光建等人的译本, 以专业批评家的眼光褒其优良贬其缺陷, 这在当时的文学翻译批评界是空前少有之举, 同时, 他也为译界的滥译、转译及随意删增原著的译者敲响了警钟。时至今日, 这种细读比较研究的翻译批评举措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饱含生机。

茅盾是一位面对现实问题没有偏激倾向的批评家。他善于运用专业批评家的眼光审视批评对象, 是一位稳健有力与时代共命运的批评家。他为现代文学翻译批评推波助澜, 发挥了前导性的作用。人们从茅盾的文学翻译批评中, 可以看到新的批评眼光、专业素养、理性评断和逻辑语言等优点, 并非如同传统翻译批评中以浮想、感言和印象式的评点等类似的文章代替批评。他的批评能够与人对话, 打破传统文人的封闭圈子, 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针对性, 也能够深入译本、译者、原著三者之中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显然, 传统翻译批评不具备这些特性。茅盾的这些做法为文学翻译批评的“现代性”发展开了风气之先。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发生是与茅盾在五四时期翻译批评舞台上的躬行实践分不开的, 与他朝“现代性”方向转化的努力更是密不可分, 他无疑是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伟大开拓者之一。

二、借鉴丹纳的批评理论

茅盾的文学翻译批评主张的提出也深受西方批评理论的影响。他主要借鉴并利用了丹纳“三决定论”。丹纳艺术哲学核心内容的种族、时代和环境“三决定论”直接影响了他早期 “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的形成。茅盾的借鉴与利用并非是“拿来主义”全盘吸收, 而是结合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实践活动,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借鉴和吸收。茅盾有关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主张, 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文学翻译家应是文学创作家

在丹纳提出的 “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中, 种族是指那些天生的、固有的遗传特征, 这种天性是先决条件, 深入到文学血统中。在文学翻译中茅盾对翻译家有着这样的要求:“现在欲振刷译界对于从前习惯的惰性, 一面固然全仗大家能以试验的态度求真知的精神去奋斗, 一面也不可不了解:①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②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了解新思想的人。③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有些创作天才的人”[6] 。显然, 受“种族”因素影响, 他认为翻译家必须同时具有这三种素质。他接着论述到:“很有人以为翻译事业仅仅等于临摹名画一流的事, 以为不能为创作家方降而为翻译家;这未免是过火的话!要晓得翻译的本子真能好的, 也不是毫无经验的译手所能办到的”[6] 。可以看出, 茅盾认为文学翻译家应是文学创作家。就实际而言, 文学翻译不仅锻炼了茅盾、周作人等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 而且培养了一代新人, 王鲁彦、李霁野等就是从文学翻译开始文学生涯的。茅盾讲到“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有些创作天才的人”, 是以“种族”因素为理论支撑点的。茅盾提出这一要求是常人难以实现的, 也说明了文学翻译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好的, 文学翻译关涉到译者的天赋。他还要求:“翻译某文学家的著作时, 至少读过这位文家所属之国的文学史, 这位文学家的传, 和关于这位文家的批评文学, 然后能不空费时间, 不介绍假的文字著作来”[5] 。倘若文学翻译者能够做到这些, 想必会更有利于翻译水准的提升, 这是大家所能认同的, 但是考察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 要保证每个文学翻译者去做这些是脱离客观现实的, 因为不论从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去满足这种标准都不符合实际。不过可以看出, 茅盾对文学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或许对当代文学翻译批评和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2.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

对丹纳的“三决定论”之一“环境”因素, 茅盾曾概括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的产物一样, 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7]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矛盾和纷争的社会环境, 新文学如何创建, “五四”先驱者并没有现成的凭借, 这种特有的环境决定了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文学翻译。在这种大环境下, 茅盾针对“媒婆”和“处女”的论争提出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主张。追本溯源, 翻阅承载着他们批评话语的20世纪20年代的报刊, 我们发现:将文学翻译比作“媒婆”的人是创造社领军人物郭沫若。郭沫若给李石岑的信中说到:“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 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 而不注重产生……总之, 处女应当尊重, 媒婆应稍加遏抑”[8] 。此文轰动了“五四”文学翻译界, 引发了多次论争。郑振铎发表《处女与媒婆》批评郭沫若“把翻译的功能看差了”, “处女的应当尊重, 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 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9] 。从此以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激烈论战接连不断, 创造社大谈“我们应该少翻译, 多创作”等, 文学研究会成员郑振铎相继撰文还击, 形象地把翻译比作“奶娘”, 茅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打人物, 以稳健有力的姿态参与了这次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孰轻孰重的论争。1921年12月, 茅盾在《小说月报》以记者为名发表评论, 说到:“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 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 翻译尤为重要;否则, 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 修补人性的缺陷呢?”接着又提出:“若再就文学技术的立点而言, 我又觉得当今之时, 翻译的重要实不亚于创作。西洋人研究文学技术所得的成绩, 我相信, 我们很可以, 或者一定要, 采用”[10] 。对文学翻译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争执不休, 是一件翻译界的趣事。现在看来, 茅盾、郑振铎等人的确具有远见卓识。考察近现代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历史, 我们清楚地看到, 从语言运用的方面而言, 白话语言在文学表达上是以翻译文学的语言为基石, 再由文学创作的作者们进行创作的。更进一步可以说,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形态, 从词汇、句法、语法到语用规则, 离开了文学翻译都是无源之水。茅盾在当时积极响应郑振铎, 提出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批评理论, 及时纠正了对翻译的消极看法。这一理论不仅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发展打开了广袤世界文学的窗口, 而且为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3.文学翻译应与时偕行

茅盾相信文学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工作”而并非单纯审美情趣, 也不相信文学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他是高举着启蒙的大旗走入文坛的, 说他是一位入世的文人是再恰当不过的。茅盾的关注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 在精神上找到了知音丹纳, 丹纳的“时代精神”是茅盾推崇的时代观。他认为时代这个大环境如影之于形般支配政治与各门艺术, 在此基础上茅盾进一步发展丹纳的理论, 将丹纳的超阶级时代观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观, 提出以之为良药, 医治中国当时文坛的颓废之风。理所当然, 这种时代观必然影响茅盾的文学翻译批评活动, 茅盾提出文学翻译应与时偕行这种批评的理念是合乎情理的。比如, 他针对当时我国文学仍然停滞于写实主义文学之前的严峻形势, 提出介绍外国文学应以新派小说为先。凡是合乎今日中国时代之需要的文学都应引入, 而不机械对待西洋的“新” 、“旧”文学, 实际上茅盾就是在强调文学翻译与时代密切关联。他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写实主义的文学最近已见衰歇之象, 就世界之立点言之, 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 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实未尝有一二, 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 以为进一层之预备”[11] 。在文学翻译上提倡写实主义文学, 这对中国翻译文学起到了引导作用, 其结果是推动了写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一时代也应有一时代之文学翻译, 茅盾结合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用高瞻远瞩的批评眼光, 提出的文学翻译应与时偕行的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昔日茅盾的这一主张, 也存在不足之处, 他的这一理论以丹纳的实证立场、功利的目标为支撑点, 而事实上丹纳的“三决定论”具有宿命论的某些性质, 没有完全超出实证主义方法的范围, 茅盾也难免机械地看待文学翻译必须与时代潮流同行。但是, 在当时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界能提出如此批评理论已属难能可贵, 这些缺失就如同玉上的瑕疵一样不会掩盖玉之美。

三、结 语

作为我国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大家, 茅盾推动了我国文学翻译批评理论的“现代性”发展。在现代文学翻译批评领域里, 他一直扮演的是主角, 从早期正式提出文学翻译批评的第一声枭鸣呐喊, 紧接着设立“形貌”与“神韵”辨证统一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到具体文学翻译批评实践的沉稳刚健, 处处可见茅盾作为开拓者的足迹。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新局面, 而且开拓了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新天地, 他以敏锐的批评眼光、专业的批评素养借鉴了丹纳的批评理论, 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家应是文学创作家、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和文学翻译应与时偕行的批评理论, 初步确立了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从而为现代文学翻译批评向理论化、系统化的“现代性”方向发展迈开了坚实的一步。与此同时, 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翻译文学的长足发展, 而且在翻译文学带来的丰富的外国文学资源的启迪之下, 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与艺术形式得到极大的拓展, 从而对于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