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湖现代文学的历史书写

日期：2023-06-25 08:41

历史书写是两湖现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廖沫沙历史题材的杂文和小说创作，借古讽今，嬉笑怒骂，笔力遒劲，入木三分。他善于做“翻案文章”，如《儒学的实行》揭开传统儒学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在表面上文质彬彬的“仁义礼智信”的深层，内含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血腥统治；他认为秦皇和汉武对待儒学的态度，刚好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这种论断几乎颠覆人们的常识：“人们只知道和儒家作对的是秦始皇，提倡儒学的是汉武帝，因为秦始皇焚过书，坑过儒，而汉武帝则罢黜百家，专用儒学。不知道事实竟恰巧相反，真正地实行了地道的‘儒学’的是秦始皇，使儒学混杂百家，揉合众说，失去儒学本来面目的，正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秦始皇始终信任不衰的一个‘狗头军师’，就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徒弟李斯。他是道道地地的儒家，秦始皇的一切政治制度可以说都是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就是秦始皇第一次试办成功，而由李斯周详设计的。集三皇五帝之尊于一身，自称曰‘皇帝’，这也是李斯从儒家传说中寻出来的把戏；废封建立郡县，更是儒家大一统的实施。此外一切典章制度，大半都可以从儒家的理想中找出根源。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有过的，但这件大事就是儒家李斯的建议。所以我们倒不要小看了秦始皇，只有他才是儒学的忠实信仰者，儒家主义的实行者。”1这种对以等级森严、三纲五常、名教伦理、专制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儒学的批判，令读者很容易就联想到以儒家精神相标榜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

以古讽今，是廖沫沙历史写作的出发点和终极旨归。其《东窗之下》《信陵君之归》《南都之变》借岳飞父子屈死于风波亭、信陵君被离间后秦军长驱入魏、南明马士英阮大铖对外投降清兵对内镇压“复社”爱国志士的史事，批判抗战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反共，甚至发动皖南事变的倒行逆施；《拿破仑的骑兵》直接引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拿破仑麾下一名骑兵为了显示自己对皇帝的忠诚而不惜一死的段落描写，由此申论道：“拿破仑的侵略狂与统治欲就是建立在这样一批蠢得可观的奴才们的身上”，进而将视线拉回到现实世界，“希特勒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就不止是希特勒一个人的意志，在他的后面，有德国的独占金融资产阶级，在他的底下，有一大群纳粹主义的疯狗，这班东西正是指使和帮助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宰和爪牙”，而历史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批奴才并不能够帮助19世纪的拿破仑完成穷兵黩武的帝王万世之业，这些同样的奴才当然也不能有助于1943年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独裁与侵略”。《张邦昌封王》列举勾践、纪信、李陵、关羽、张邦昌等曾经有过投降劣迹而反被“重塑金身”、甚至被封王列侯的史实，指出最高统治者与汉奸、投降派暗通款曲的事实，批判的矛头直指抗战中的国民党反动派上层人物，锋芒毕露，义正辞严。

田汉历史话剧《关汉卿》围绕《窦娥冤》的创作、演出过程，塑造了具有“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性格特征的剧作家关汉卿，及其身边的演员、乐工、剧务如玉梅、朱帘秀、赛帘秀、谢小山、王和卿、杨显之、欠耍俏等人物形象，热情讴歌了以关汉卿为代表的艺术家们不畏强权、反抗黑暗统治、敢于揭露真相、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斗争精神和高尚品质，其间隐藏着同为剧作家的田汉的“情感代入”和“夫子自道”。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这部好戏，取材于当时真实的事件，这件冤案揪着广大民众的心，甫一问世，就受到观众们的热烈追捧，同时也受到权贵们的极力打压。关汉卿的“敢写”，与朱帘秀的“敢演”，交相辉映，二人也在反抗黑暗统治的并肩斗争中产生了深厚的爱情。窦娥之冤，感天动地，血染白绫、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人间冤曲竟然以如此浪漫主义的方式得到释放，窦娥临刑前的唱词：“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种呼天抢地的情绪宣泄，往往能够与饱受委曲无处诉说的普通民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让奸权阿合马、郝祯寝食不安，他们对关汉卿威逼利诱，强迫他修改剧本，机关用尽，关汉卿就是不肯屈服，誓死捍卫真理，坚决捍卫苦难民众的利益，不惜身陷囹圄。朱帘秀说自己宁愿被官府抓去砍头，“也不让你的戏受一点损失”；赛帘秀在场上临时加词，诉道：“何日苍天开眼，要将酷吏剥皮”，下台后竟然被奸权的爪牙们挖掉双目；热情观众王著刺杀奸权阿合马、郝祯后被抓获，慷慨就义。在铁窗中，关汉卿写作一曲《双飞蝶》，朱帘秀深沉吟诵：“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表达了要为人民鼓与呼，积极参与现实斗争，绝不做吟风讽月的闲情文人的坚定决心。在田汉笔下，剧作家、演员、观众、戏中戏，交融一体，矛盾冲突集中，情感饱满，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氛。《谢瑶环》中的谢瑶环女扮男装，巡按江南，为民除害，遭到朝廷奸权武三思与来俊臣的陷害，刑讯而死。这种为民请命、不惜牺牲的斗争精神，让我们很容易想到楚国伟大诗人屈原。事实上，两湖历史书写一直澎湃着汨罗江忠义的涛声，回荡着沉冤未雪长久被压抑的呜咽。在谈到历史题材剧本创作的重要意义时，田汉指出，历史剧作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创造出足以教育今天人民的动人的历史人物形象”，“就是用前代的英雄形象来教育鼓舞今天的人民”。2田汉在文革之初被迫害致死，以生命为代价写下了又一出楚人的悲剧。

就历史小说这一文类而言，两湖现代文学有着重要的收获。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备受瞩目，屡次成为全民关注和追捧的中心。姚雪垠的《李自成》、熊召政的《张居正》先后荣获“茅盾文学奖”，风靡全国。唐浩明凭借《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大著成为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代表性作家，两度折桂“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杨书案的“诸子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孔子》《老子》《庄子》等成就斐然、功底深厚、韵味悠长，其中《庄子》曾获“台湾第一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胡晓明、胡晓晖兄弟的《洛神》获得“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连续两届首奖，都由两湖作家获得，似乎不能完全视作偶然因素。胡氏兄弟创作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天鉴》《唐太宗》《菩萨蛮》等历史小说，不少被改编为影视剧广为传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映泉的《楚王》三部曲浪漫雄奇，异彩纷呈。刘保昌的《楚武王》聚焦“春秋时代第一王”的传奇人生，写出了楚文化狂放、孤傲、绚烂的神采。李叔德的长篇历史小说聚焦襄阳籍的杰出人才，其唐代诗人系列《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笔墨酣畅、神采飞扬，很见功力”3；《大宋米癫》书写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传奇人生，在纵向的时间轴上串起诗歌和书法的艺术珍珠，是一部兼容武侠、言情、艺术史等多种元素的历史小说，读来引人入胜。杨友今的《武则天》《漩涡》《文天祥》讴歌历史英雄人物，饱含爱国激情。程远斌的《荆楚枭雄陈友谅》“写出了楚魂的刚烈、楚人的勇猛”3。胡燕怀的《钢铁三部曲》描写张之洞与汉冶萍公司的往事，为钢铁行业的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任光椿的长篇历史小说《时代三部曲》《谭嗣同》《黄兴》等，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近现代湖南历史人物形象。

两湖历史小说风生水起，取得骄人的成绩，得益于两湖这片神奇的热土，得益于众多杰出的两湖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得益于源远流长的两湖历史文化精神，更得益于几代两湖作家在历史小说这一领域持续不懈地辛勤耕耘。何为历史小说，言人人殊，我的理解偏于传统性、狭义性的一面，即作为小说艺术形式的一种，历史小说是以真实历史人物和真实历史事件为题材，表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面貌，展示某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趋势和人物命运的小说。它可以给读者提供历史知识、历史启示和人性教育。如此，“新历史小说”“穿越小说”“历史架空小说”“借用历史人物关系的武侠小说”等叙事文类就被摒弃在观照视野之外。

关于两湖历史小说创作，我们觉得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人物与事件。在读者受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当代历史小说作品，几乎都是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小说。当然，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因为重要历史人物必然与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关联，他们制造、推动、延缓、改变了许多历史事件及其走向，或者因拯衰起弊的伟业丰功而名垂青史，或者因残民以逞的祸殃行径而遗臭万年。偏重人物或者偏重事件，只能是一种相对性的归类方式。影响大、关注度高的作品，如孙皓晖描写秦国君王历史的《大秦帝国》，二月河描写康熙、雍正、乾隆的“晚霞三部曲”等小说，都是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作品。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如高阳的历史小说，其描写历史人物的作品，影响就要超出其叙写历史事件的小说。这种现象在两湖历史小说创作界同样存在。姚雪垠的《李自成》、杨书案的《庄子》、熊召政的《张居正》、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描写重要历史人物，产生重大影响、受关注度高。而胡氏兄弟叙述春秋战国历史的《争霸九州》和《逐鹿天下》，杨书案描写唐末农民起义的《九月菊》，方方描写北伐战争中“攻城”与“守城”抗衡对峙的《武昌城》，李尔重描绘抗日战争宏伟历史画卷的《新战争与和平》等，影响就不及其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小说。读者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对历史事件的关注。中国传统历史小说主要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而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文化情怀也更容易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得到“同情的认可”，因此这些小说受到广泛的欢迎。

第二，地域与天下（江湖与庙堂）。地域与天下是一对相对性的概念，没有地域自然也就没有天下，反之亦如此。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江湖与庙堂的二分法划出读书士子的活动空间，也是一对相对性的范畴。在地域与天下，或者江湖与庙堂之间，两湖历史小说家有自己较为独特的选择。《张居正》描摹明代首辅张居正的人生功业，《明史》对张居正有“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良评，自然可以将其归为描写天下、庙堂之作。而两湖历史小说更多的却是铺写地域与江湖之作，如姚雪垠的《李自成》、胡氏兄弟叙述东周历史的《争霸九州》和《逐鹿天下》、杨书案的“诸子系列小说”、李叔德的“唐代诗人系列小说”、映泉的《楚王》三部曲等，或者叙述地域内的列国历史，或者表现庙堂之外的民间社会，或者描绘农民战争的壮丽画卷，或者刻画传奇诗人的飘零身世，充满了鲜明的地域性和鲜活的民间性。尤其是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书写一代汉剧名伶“水上灯”的传奇人生：故事发生在汉口，真实浓郁的地域性扑面而来，小说揭示出“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从地域与行业的具象跃升至天下和人性的抽象。或许地域与江湖的文化符号并不如天下与庙堂那样具有普遍性，但其丰富性、独特性、多元性和生动性却足以让历史小说鲜活起来。如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描写戊戌变法的复杂历史过程，视野开阔，不拘一隅，但作家笔下的地域风情，尤其是湖南地域风情，却写得摇曳生姿，格外生动，为叙事平添了诸多魅力。小说写到谭嗣同视域中荒凉的汨罗镇，“夜深了。远处荒村里传来了第一声鸡啼。窗外的月色也暗淡下来了。瓦蓝的天宇中，只有无数星斗，眨着神秘的眼睛，远远地眺望着这死一般沉寂的世界”4；接着描写繁华的岳州城，“洞庭湖畔的岳州，古时又称为巴陵郡。这是一座历史名城。它西控巴蜀、东襟吴越、北联鄂渚、南极潇湘，乃茫茫九派汇流之地，湘资沅澧入江之口，全湖南的山珍水产，通过湘资沅澧四水，都汇聚到这里，进入长江，运往全国各地。从那西蜀天府之国，荆襄阜盛之区，淮扬烟花之地，江浙富庶之乡，东来西往的船只，也都到这儿来停泊转运。所以这岳州城内，商旅云集，车船辐凑，水陆交通四季不断，端的是湖北锁钥和湖湘之间的第一个繁华所在”4。类似的地域历史、风情风物的描写和交代，无疑为“虚拟的”历史小说营造了“真实性”的艺术氛围。从庙堂与江湖的关系来看，历史小说创作同样呼唤着历史观的现代性转换，那种长期被“中原正统史观”所束缚和扭曲的历史观必须得到纠正。

第三，传播与接受。什么样的历史小说才是好小说，才容易被广大读者和专业批评家共同接受，这是一个艺术作品传播与接受领域的难题。事实上，“叫好”与“叫座”往往“二美难并”。衡量小说的好坏，存在着几项大家普遍认同的标准，比如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思辨深刻的艺术思想等，而历史小说由于存在着真实史实和历史人物的“预先设定”，要想实现情节、人物、思想等方面的突破，往往较为艰难，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家剪裁历史的能力和才能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情节设置方面，在读者已经知晓历史事件的走向和结局时，如何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营造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情节；又如小说人物的设置，《三国演义》一共出现1255个人物，但贯穿小说始终的、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却只有数十人，人物设置需要独具匠心的艺术营造；再如史料的择取，历史小说的史料要实、要丰厚，要有人物形象和细节真实感。同时，还需要有对历史器物、典章制度、文化风俗、民情世风的准确再现，需要典雅流畅与历史氛围相适应的叙述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写出了《裂国·大王图》的小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