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历史下的喀麦隆文学简论

日期：2023-05-23 09:05

喀麦隆共和国通称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官方语言为法语和英语。自15世纪末起，欧洲殖民者入侵喀麦隆，喀麦隆成为他们从事奴隶贸易的重要集散地。19世纪80年代后，喀麦隆隶属于德国的“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喀麦隆分别成为法国和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喀麦隆是唯一一个被三个国家（德、法、英）殖民过的国家，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殖民文化。20世纪60年代喀麦隆获得独立，东、西喀麦隆合并，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喀麦隆文学的发展与其殖民历史息息相关，其现代文学始于欧洲列强的入侵，深受宗主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其文学文本也一直反映和书写着喀麦隆的殖民与后殖民历史，喀麦隆文学和喀麦隆的殖民历史是分不开的。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喀麦隆文学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个别作家作品，对其文学史的梳理缺乏整体的观照。以目前比较通行的两本非洲文学史为例，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的《非洲现代文学》和伦纳德·S·克莱因所著《20世纪非洲文学》，前者因为出版年代久远，对喀麦隆独立后的文学基本没有论述，仅集中于独立前的法语文学；后者则主要对斐迪南·奥约诺（Ferdinand Oyono）和蒙戈·贝蒂（Mongo Beti）两位重要的作家作品做了比较细致的介绍。相比于南非、尼日利亚，针对喀麦隆文学史的专门研究并不多，且多集中于某一时期或一个语种的文学，仍缺乏一个完整的喀麦隆文学史论述。因此，本文借鉴目前已有的不同时期的喀麦隆文学史研究成果，对其加以整合补充，并以喀麦隆的殖民历史为背景，法语文学与英语文学为两个主要分支，通过简述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及其承接关系，以期勾勒出喀麦隆文学的整体历史。

一、从口头到书面的早期文学

喀麦隆境内居住着200多个部族，部族语言主要有埃温多语、富尔富尔代语、杜阿拉语等，大多数语言没有文字。在19世纪欧洲传教士到来以前，喀麦隆的民间文学通过口头形式流传。非洲大陆是最“卓越的口头文学大陆”[1]，口头文学反映了原始非洲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喀麦隆的口头文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包括史诗、礼仪歌曲、说唱故事、民间谚语、谜语、催眠曲等。其中最富有特色的是用民族乐器“维茨”演奏的说唱故事[2]，内容包括男女爱情故事、家族变迁、市井流言、家庭纠纷、英雄叙事诗等，生动再现了喀麦隆各民族宏观的历史变迁与微观的日常生活，至今仍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它们不但给人以娱乐，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价值观念以及美学内涵，是喀麦隆民间文化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传教活动活跃的背景下，以翻译《圣经》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为肇始，出现了用当地部族语言杜阿拉语书写的传教作品，如奥舒亚·迪本杜（Yoshua Dibundu）的《赞美耶和华》（The Praises of Jehova），表达了他的宗教情感；在西部巴芒族中，苏丹·尼奥雅（Su?tan Njiya）创制了一种简单的文字巴芒语，用来学习《圣经》并书写巴芒民族的历史；与此同时阿拉伯语、英语等外来语言也同时用来为传教服务。一直持续到20世纪，都有杜阿拉语、巴芒语、布鲁语作品出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部作品是简巴·米都(Njemba Medou)用布鲁语撰写的一部编年史《白色幽灵》（Nnanga Kon），记录了布鲁地区第一批白人传教士的活动[3]。

19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喀麦隆为德国所控制。在德国的殖民教育下，产生了一小部分的文化精英，他们主要帮助德国从事非洲研究工作，特别是语言学与人类学领域。这些精英成员制作了最早的德语文本，如由恩基·迪邦（Njo Dibone）编纂的《喀麦隆故事集》（M?rchen aus Kamerun）；约瑟夫·埃科洛（Josef Ekollo）的自传体小说《黑人眼中的白人》（A Black Man’s View of the Land of the White Man）也是用德语写成的，讲述了他对白人世界的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喀麦隆为法、英两国所瓜分，德国在喀麦隆的影响力虽大大减弱，但仍能从许多现当代作家中看到德国的影响。

喀麦隆现代文学的开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别占人口比例五分之四的东喀麦隆与占人口比例五分之一的西喀麦隆在法、英两国不同殖民政策和历史变革的影响下，形成了两条不太均衡的文学发展道路。

二、从殖民到后殖民的法语文学

喀麦隆法语文学可说是出道即巅峰，在早期就涌现出了以斐迪南·奥约诺和蒙戈·贝蒂为代表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语文学一直是喀麦隆文学的主要成就。法国政府自接管东喀麦隆后，为使殖民合法化采取了一系列文化压制和同化政策，一方面在其殖民地建造了不少法语学校，同时创办报刊，鼓励当地人使用法语进行文学竞赛，试图将法国与欧洲的文化价值观念灌输给喀麦隆人民；另一方面，殖民当局压制本土文化，于1921年取缔了用当地语言写作的合法性[3]，还未成熟的本土语言文学遭到扼杀。法语学校及相关报刊的创办为当地年轻人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它在遮蔽非洲本土文明的同时，也为本土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可能。法语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殖民时期、反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时间里，是喀麦隆法语文学创作的殖民时期。由于殖民当局施行的精英教育体制，文盲比例很高，迟至1950年，整个非洲范围内仅有10%的儿童能够入读法语学校[1]，这一时期的喀麦隆文学作品数量不多，成就不高，且反映出了与其他法国殖民地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面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起初由美国黑人发起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波及欧洲和非洲，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思“黑人性”（Negreitude）的政治文化运动，黑人作家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作品中表达反殖民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被称为黑人运动先驱的赫内·马杭（Rene‘Maran）的代表作《巴杜阿拉》（Batouala），这本披露法国殖民剥削的小说获得了1921法国龚古尔文学奖[4]。当非洲其他地方文学都开始举起反殖民的旗帜时，喀麦隆文学则显得有些迟钝，如早期接受法语教会学校教育的路易斯·玛丽·波卡（Louis-Marie Pouka）便通过诗作表达了对法国殖民的支持，和对欧洲文化的依恋。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喀麦隆各族人民联盟”的成立，喀麦隆人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反抗达到白热化，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入刺激了喀麦隆法语文学的发展。喀麦隆文学开始摆脱宗主国的附庸，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喀麦隆法语文学创作的反殖民时期，鲜明体现了黑人意识觉醒、反对欧洲殖民、探索民族命运的基本主题[5]。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才华横溢、具有国际声誉的法语作家，其中以喀麦隆文学双星座：斐迪南·奥约诺和蒙戈·贝蒂以及纪尧姆·奥约诺·姆比亚（Guillaume Oy?n?-Mbia）为代表。

斐迪南·奥约诺是喀麦隆著名小说家和外交家，也是非洲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代表人物之一。中学与大学时代，奥约诺在法国本土接受教育，50年代中期回国后即开始文学创作，连续发表了三部反殖民主题小说。喀麦隆独立后，奥约诺进入政府任职，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其文学创作基本停滞，“他在两个领域均取得了斐然成就——他是非洲文坛的杰出领袖，亦是喀麦隆政界的伟大精英”[6]。

奥约诺的作品描绘了天真的非洲人在殖民背景下的不幸遭遇，通过幽默反讽的笔调揭露殖民政府对黑人的剥削与压迫，以唤醒非洲人民的自我意识。《童仆的一生》（Une vie de boy）是奥约诺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奥约诺在去法国前曾给传教士做家僮的经历为这部小说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小说讲述了一个天真的非洲青年在传教士家庭做童仆，在发现了殖民内部运作方式的黑暗后，遭受暴力而死的悲剧性故事。以同样幽默笔调写成并于同年出版的《老黑人和奖章》（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是奥约诺的代表作，小说中老黑人麦卡是法国殖民政府的积极支持者，他信仰法国，将儿子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保卫战的战场，儿子的牺牲为他赢得了一枚引以为傲的法国勋章，然而他却被殖民政府投进了监狱，在那里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在这部小说里，奥约诺将讽刺与批判的矛头由殖民政府延伸到了无知愚昧、消极顺从的非洲人民。加上《欧洲的道路》（Chemin d'Europe），奥约诺的三部长篇小说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翻译过《老黑人和奖章》，其影响力可见一斑[7]。

活跃于同一时期的蒙戈·贝蒂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奥约诺有分歧，但在文学创作领域有颇多相似之处。蒙戈·贝蒂原名亚历山大·毕伊迪-阿瓦拉（Alexandre Biyidi-Awla），也有在法国本土留学的经历，1959年后由于政治原因一直在法国本土生活和工作，直到1994年执教退休后才归国。《蓬巴的穷基督》（Le Pauvre Christ de Bomba）是贝蒂的成名作，它对殖民主义的空前批判在非洲和法国本土引起了巨大反响，殖民当局甚至下令禁止其在喀麦隆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与奥约诺《童仆的一生》在情节设置和叙述视角上相似，都采用黑人男孩视角观察和揭露了殖民者的虚伪、残酷[5]。创作于50年代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完成的使命》（Mission terminée）、《痊愈的国王》（Le Roi miraculé）延续了《蓬巴的穷基督》中的风格，运用夸张与幽默的讽刺表现了反殖民主题。在海外沉寂十多年后，蒙戈·贝蒂于70年代迎来文学第二春，发表了一系列揭露和批判喀麦隆社会的作品，特别是政治领域的黑暗和腐败，其创作进入后殖民时期[2]。

在小说领域，班雅曼·马蒂普（Benjamin Matip）、弗朗西斯·贝比（Francis Bebey）等作家的作品与奥约诺、贝蒂的作品一道在50年代共同构成了现实主义的殖民世界。而在戏剧领域，纪尧姆·奥约诺-姆比亚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其剧作《三个求婚者，一个丈夫》（Three Suitors,One Husband）是喀麦隆现代戏剧演出的开山之作，剧本描写了父母贪图彩礼，女儿以巧妙的办法终于和自己心爱的情人——一个穷大学生结成姻缘的故事，讽刺了家长重视彩礼的包办婚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贪婪、自负、性别歧视等等。它已在非洲其他国家及欧洲、美洲国家出版，是出自喀麦隆的最受欢迎的出版物之一。求学英国的经历使得奥约诺-姆比亚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和法语写作，用英文写成的广播剧《等候进一步通知》（Until Further Notice），在出版的同一年便获得英国广播公司非洲服务部奖。1969年他又用英法双语写作了《阁下的专车》（His Excellency's Spe?cial Train）和《我们的女儿将不出嫁》（Our Daughter Will Not Marry）两部剧作。他习惯使用一种日常的语言，表面上看，是在表现那些世俗的幽默，实则是对非洲社会的高度讽刺诗。奥约诺-姆比亚对早期非洲黑人文化传统的批判，是20年代、30年代以来对“黑人性”进行认知和反思的延续。

进入70年代后，殖民与被殖民的冲突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题，喀麦隆同其他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一样进入了后殖民时期，“文学创作的重点关注暴力、腐败、阶级冲突以及重新获得自由的非洲人民对于新旧制度的更迭，对于传统与现代社会不相容产生的心理上的异化和偏差”[4]。一方面政治上的稳定和主权的独立为文化繁荣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严格的政治审查制度又迫使一些敢于发声的作家在境外生活和发表作品。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非洲大陆最大的法语出版商CLE(Centre de Littérature Evangélique）提供的出版便利、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等因素的作用，使得法语文学在这一时期在主题与形式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伯纳德·南加（Bernard Nanga）是一位身兼大学教授的小说家，他的两部小说，试图对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政治和社会进行分析。《蝙蝠》（Les Chauves souris）中借助蝙蝠的隐喻描绘了后殖民时代人与社会腐败、贪婪、自私的习性。《玛丽安的背叛》（La T rahison de Marianne）是一个关于幻想破灭和启蒙的故事，在小说中，主人公娶了他所崇拜的美丽的法国女人，也接纳了她身上的法国文化，当他15年后回顾自己的生活，主人公对神秘法国的想象逐渐幻灭，殖民主义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地生长在欧洲文化之中。伯纳德·南加对现实的揭露与批评，继承了自蒙哥·贝蒂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而内容上则与后殖民时代，喀麦隆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视角被纳入喀麦隆文学之中，她们的作品进一步丰富了喀麦隆文学。早期的女性作家如玛丽·克莱尔·马蒂普（Marie-Claire Matip）的作品体现了鲜明的女权主义思想，集中关注了两性与婚姻关系。发展到80年代，女性文学蔚为大观，对女性问题思索更加深入，生活在海外的魏尔维尔·利金（Werewere-Liking）和卡利斯特·贝亚拉（Calixthe Beyala）成为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

魏尔维尔·利金自1978年后一直生活在科特迪瓦，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剧作家、导演。她的作品与她在祖父母的村庄里成长的经历、非洲艺术的复兴、泛非主义以及非洲各种原始艺术之间的丰富接触密切相关。在文学创作领域她积极进行文体创新，尝试将传统的口头元素整合到小说形式中，如《非洲之王》（Orphée d'Afrique）、《我的爱人》（L’Amour-cent-vies）。虽然妇女一直在喀麦隆的历史和文化中发挥着中心作用，但她们的贡献通常是隐藏的、无形的、沉默的，利金则通过文学书写了在后殖民时代非洲女性的新形象。

卡利斯特·贝亚拉从十几岁起就生活在欧洲，是为数不多的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的法语女作家之一。她也许是国外喀麦隆人中最具生产力和争议性的一位：赢得了包括龚古尔文学奖（1999年）在内的许多文学奖项，同时又被人指摘抄袭，长期被国内批评家忽视。第一部小说《是太阳灼伤了我》(C’est le soleil qui m’a br?lée)一经出版便轰动了文坛，它以前所未有的视角展现了当代女性的生活，控诉了喀麦隆的父权制。其后在《你的名字应该叫唐加》(Tu t’appelleras Tanga)和《小王子贝勒维尔》(Le Petit Prince de Belleville)等作品中重新定义了女性“身体”：这个词除了传统意义外还是一个权力的场所，一个表达话语的场所。贝亚拉的小说把人体看作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其他的社会和政治符号也被建构起来。同早期喀麦隆女性文学相比，贝亚拉的女性写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从少数到群体的英语文学

英国殖民时期，喀麦隆英语文学长期只是作为尼日利亚文学的附属品而存在，与法国的“同化”殖民政策不同，英国实行的是间接而廉价的殖民统治，出于功利需要学校仅以教授语言为主要目的，造成了文学群体的缺失，少有的优秀作家又被临近的尼日利亚文化圈所吸引，东、西喀麦隆合并后被纳入尼日利亚文学范畴。因此，英语文学在喀麦隆独立后才逐渐发展，而这一过程又受到了法语文学的挤压和忽视，甚至连“讲英语的喀麦隆人自己都承认，在文学创作方面，对他们法语区同胞有一种自卑感”[8]。英语文学的孱弱在80年代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三家出版社：CLE、巴马·科尔（Buma Kur）出版社以及佩特伦出版社（Patron Publishing House）的支持为英语文学创作发表提供了平台，而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报纸、电视、广播的普及，穆新加剧团和雅温得大学剧院的活跃为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政治方面，1982年保罗·比亚总统上台后，实行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他主张“民主化”和“自由化”，这打开了批评和写作的闸门。如果说早期的英语文学是由少数作家（即第一代作家）的倡导和实践构成的，到80年代则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文学群体，开始有作品集出版，英语文学也进入了繁荣期。

第一代英语作家是在英国殖民时期成长起来的，包括善基·麦墨（Sankie Maimo）、伯纳德·冯仑（Bernard Fonlon）、穆贝拉·桑尼·迪坡克（Mbella Sonne Dipoko）等。善基·麦墨是喀麦隆英语文学的先驱，在戏剧、诗歌和散文领域都有所涉猎，主要成就在于戏剧创作。1959年他的戏剧《我是无辜的》（I Am Vindicated）在伊巴丹大学出版社（Ibad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标志着喀麦隆英语文学的诞生[9]，他的作品持续关注社会、政治与个人生活，为后来的戏剧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伯纳德·冯仑是文学多面手，诗歌创作吸收了古希腊、罗马文学元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貌。而在散文领域，他的作品被视为文学范本，主要作品《以我之见》（As I See It）、《成或败》（Will We Make or Mar?）、《今天的任务》（The Task of Today）、《真正的知识分子》（The Genuine Intellectual）、《十年之后》（Ten Years after）、《致博雅与班明达主教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the Bishops of Buea and Bamenda）、《文化整合概念》（The Idea of Cultural Integration）等，涉及了从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哲学到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同时追求文字的美感与文学性，形成了庄重、典雅而又含蓄、高贵的散文风格，成为“文学与哲学的里程碑”[9]。

除此之外，作为英语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伯纳德·冯仑对英语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1963年开始，由他主办的ABBIA杂志/论坛成为当时唯一一个能发表双语（英语和法语）作品的刊物[10],ABBIA自那时起便成为英语文学的堡垒，他本人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和评论。1972年他在喀麦隆联邦大学开设了创意写作班，并开展针对短篇小说的文学竞赛，培养出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短篇小说在伯纳德·冯仑的努力下成为“少数几种领先于法语文学的文学形式之一”[9]，直接或间接受教于伯纳德·冯仑的彼得·阿贝蒂（Peter Abety）、布勒·布坦基（Bole Butake）、彼得·阿塔邦（Peter Atabong）、诺尔·阿勒姆邦（Nol Alembong）以及史蒂芬·恩德雷·莫克松（Stephen Ndeley Mokoso）、提库姆·姆巴·阿松加（Tikum Mbah Azonga）、尤尼斯·恩贡库姆（Eunice Ngongkum）、肖普·萨米尔（Chop Samuel）、巴比拉·穆田（Babila Mutia）等成为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短篇小说成为英语文学的试验地，且收获颇丰。

穆贝拉·桑尼·迪坡克是喀麦隆英语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小说《因为女人》（Because of Women）是他的成名作，也是喀麦隆英语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详细描述了一个渔夫在两个可能的妻子之间选择困难，最终在一系列悲剧事件中一无所获的故事。这部小说一直备受争议，英国海涅曼（Heinemann）出版社最初不愿意在其著名的非洲作家系列丛书中发表这部小说，因为小说包含了露骨性爱场景，后来又有人指责这部小说具有厌女主义倾向。迪坡克早在独立前就在尼日利亚发表过不少诗歌作品，为其赢得了赞誉，最有名的是诗集《爱中的黑与白》（Black and White in Love），其中《我们的命运》（Our Destiny）是一首具有黑人传统元素的诗，经常被各种文学选集所选录。

第二代作家群体的关注重心从早期的殖民问题和殖民后遗留下来的文化冲突扩展到独立后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并且受西方文学影响，在表现方式和技巧上体现出现代/后现代与传统并存的特色，他们将喀麦隆文学融入进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在各领域的开疆拓土使得英语文学逐渐枝繁叶茂。

布勒·布坦基是伯纳德·冯仑的学生，从1976年至1981年编辑的《模范》（The Mould）杂志开始写作生涯，杂志停刊后，布坦基开始从事戏剧领域的工作，创作了一系列批判和反思社会问题的剧作，重点关注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环境保护和少数民族的权利。陆续出版了《强奸米歇尔》（The Rape of Michelle）、《湖神》（Lake God）、《幸存者》（The Survivors）、《棕榈酒将要溢出》（And Palm-wine Will Flow）、《鞋子与四个拿着武器的人》（Shoes and Four Men in Arms）、《吸血鬼之舞》（Dance of the Vampires）等剧目，布坦基的主要剧目被收录在《湖神与其他剧目》（Lake God and Other Plays）中。他将西方戏剧传统习语与民族口头语、咒语、谚语等融合起来，创造了一个自然与超自然融合的现实世界。除了创作和导演自己的戏剧外，他还执导过著名剧作家的作品，如阿索尔·富加德·奥拉罗蒂米（Athol Fugard Ola Rotimi）和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的作品。

法语区与英语区的关系是喀麦隆合并以来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问题的反映上，维克特·艾皮·勾姆（Victor Epie Ngome）的《上帝拆散了什么》（What God Has Put Asunder）最具代表性。戏剧中韦卡和米切·加尔巴之间所谓的婚姻，隐喻着讲英语的西喀麦隆人和讲法语的东喀麦隆人之间的政治联盟。当韦卡在法庭上说“我们的关系充满了欺骗和不正当行为，不应被视为婚姻”，她是在作出重要的声明，并对丈夫加尔巴提出严重指控，这起指控代表了西喀麦隆人民对他们的法语兄弟无数的集体不满和一系列的抱怨，在这部戏剧中两者被视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差异关系的特殊结合体。如今英语喀麦隆人（讲英语的喀麦隆人）与法语喀麦隆人（讲法语的喀麦隆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被称为“英语问题(Anglophone Problem)”[9]。

贝特·比松（Bate Besong）、约翰·肯贡·肯加松（John Nkemngong Nkengasong）等受西方荒诞派戏剧影响的作家对于“英语问题”也十分关注。从主题上讲，他们仍然用西方现代派戏剧形式来探索与喀麦隆和非洲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贝特·比松是喀麦隆最著名的英语作家之一，其文学风格、政治立场以及批判的尖锐性使他成为一名先锋作家，他的戏剧作品包括《多嘴僵尸的惨死》(The Most Cruel Death of the Talkative Zombie)、《无境之兽》（Beasts of No Nation）、《末代皇帝的安魂曲》（Requiem for the Last Kaiser）等，并因《末代皇帝的安魂曲》获得了1992年度尼日利亚作家协会戏剧奖（ANA），同年获得喀麦隆年度文学风云人物称号[8]。贝特·比松在诗歌领域同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作品包括诗歌集《囚犯波吕斐摩斯和其它头骨》(Polyphemus Detainee and Other Skulls)，《宴会》(The Banquet)以及《喀麦隆之上》(Just Above Cameroon)等。相比于其他诗人，贝特·比松属于难懂的一类，他的诗歌采用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模式，生僻词的运用，省略、跳跃、无序性等特征使得他的诗歌具有很强的隐喻性、暗示性以及不确定性，而隐藏在晦涩难懂的表面下的是贝特·比松的激情和愤怒，以及对喀麦隆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强烈谴责。贝松戏剧和诗歌中的肮脏形象“构成了他对喀麦隆的看法：喀麦隆是一个处于高度退化状态的国家，而不是官方宣布的‘先进民主’”[11]。

在长篇小说领域，法语文学一直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英语作家作品屈指可数。1982年发表于ABBIA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家纳洛瓦·里永加（Nalova Lyonga）和布勒·布坦基明确表示：“1982年前喀麦隆仅有3部英语小说出版，是英语文学最不发达的种类”[9]。90年代后，以里努斯·阿松（Linus Asong）为代表的第二代小说家的大量作品涌现，驱散了这类评论。

里努斯·阿松是一位高产作家，代表作品包括《无路可走》（No Way to Die）、《王冠上的荆棘》（The Crown of Thorns）、《死者传奇》（A Legend of the Dead）、《故乡的陌生人》（Stranger in His Homeland）、《阿克柔玛的文档》（The Akroma File）、《大背叛》（Osagyefo:The Great Betrayal）等。《无路可走》讲述的是非洲青年丹尼斯在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下沉沦的故事，反映了现代喀麦隆人的精神现状，小说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被写进大中小学教材和作为教育考试的文学史当中。阿松的作品受到西方特别是北美文学的影响，呈现出黑色幽默的基调，整体上呈现出反英雄主义倾向[12]。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90年代，评论性散文和儿童文学成为人们关注和喜爱的文学体裁，老一辈作家同新生代作家一起开辟了英语文学的新路径，同时文学界在这一时期开展了一系列英语文学论坛和研讨会，自觉地探索和思考英语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之在喀麦隆文学之树上结出了另一颗丰硕的果实。

四、结语

喀麦隆法语文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比较顺利，出现了诸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是喀麦隆文学的主干。相比较而言，英语文学的成熟则迟缓得多，长期以来遭到国内和国外批评家的忽视和偏见，事实上，英语作家同时面临着强大的英语文学传统和国内法语文学的双重压力，“喀麦隆地区存在一种新殖民主义，而殖民者是他们名义上的同胞”[8]，英语作家将这一点表达在了他们的作品中。且由于出版原因，相当多英语文学作品一直流传在作家的手稿中，造成了英语文学的缺场。90年代后，在两代作家的积极倡导和实践下，喀麦隆英语文学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诸多领域取得成就，现已成为喀麦隆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无论法语文学还是英语文学，都是建立在欧洲文学传统之上的，外来的欧洲语言对古老的非洲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思考欧洲文化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一直是喀麦隆文学的隐形主题，正如喀麦隆文学批评家阿姆巴纳姆（Ambanasom）所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孩子：一个是我们的殖民教育和教养，另一个是我们密切依恋的传统”[9]。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发挥喀麦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将其融入作品当中，讲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非洲故事，是喀麦隆文学一直在思考并且将持续思考下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