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沿革视阈下比较文学课程思政及其教学原则探讨

日期：2023-05-20 01:20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1]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多元文化的碰撞与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高校必须要致力于课程思政建设。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中的比较文学教学，应把握比较文学学科本身融入思政理念的优势，充分挖掘比较文学教学内容中的思政教育元素，遵循符合学科特点的教学原则，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境界，坚定文化自信。

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与社会历史变革的关系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比较文学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在20世纪2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迅速发展起来。比较文学学科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比较文学是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伴相生的，可以说这门课程具有天然的思政教育因素。

“比较文学是由于世界主义文学的觉醒而产生的，它兼有历史地研究世界主义文学的意愿。”[2]比较文学工作者首先“应该是或应该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当然，应该是一位文学的历史学家”[2],这些阐释都说明，比较文学学科从一开始就以开阔的视野，将世界各国文学关系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我们看到的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半个世界的文学比较，无论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影响研究学派，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平行研究学派，几乎都是西方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虽然比较文学相继出现了两次危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次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比较文学的生存之道，也就是说，这两次危机没有认识到比较文学的致命问题，只是在研究内容或方法上展开论争，例如可比性的问题以及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论争。可见，比较文学研究视野的偏狭是何等严重，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必将走向死亡，因此，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出现了第三次危机。

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是“西方中心论”长期统治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结果，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就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比较是不可行的，是没有可比性的。他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说：“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3]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找不到相似性和共同性，这里出现了两个误区，即东西方文学不可比和没有相似性不可比。韦斯坦因的偏见不是个别学者的想法，在西方是带有普遍性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了。16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向海外不断进行殖民掠夺，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口袋，西方列强由此越来越富有，西方人的优越感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在军事上不断入侵，经济上不断掠夺，文化上不断渗透。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必然会影响与社会历史政治密不可分的文学。当今，虽然通过武力征服的殖民主义活动已经停止，但是通过文化霸权在思想上征服第三世界以攫取资源，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奴役的后殖民活动却有增无减，新的“殖民主义者”通过文化霸权牢牢地统治着东方(第三世界),奴役着东方人。所以，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学”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在法国和英国要让东方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成为殖民地的时候，这种思想形态便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总之，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偏见是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东方社会文化存在偏见的显现，这不能不说明比较文学与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个学科与政治更是关系密切。严格来讲，中国比较文学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紧紧相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引入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而这一运动又是以中外文学的比较为基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政治团体由于政治的需要，外求于不同的理论主张，这就给国内带来文化的多元状态。文化的多元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不同政治团体对外来思想的需求使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当时的文化阵营出现了解构与重构的现象，而这一解一构是在文学与文化的对比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文学一度沉寂，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中国比较文学迎来复兴与繁荣发展。可见，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相伴随。

2021年在第十三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王宁先生谈到，比较文学能起到人文外交的作用，例如，虽然目前因美国的霸权主义，使中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但中美两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交流依然频繁，这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人文外交的作用。总之，中外比较文学发展历程清晰地表明比较文学学科与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的密切关系，将课程思政与比较文学学科联系起来也就有了天然的优势。

二、比较文学教学课程思政的落实

比较文学以其开放的视野，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学科，将世界文学纳入研究范畴。这使比较文学比某个民族的文学更具广泛的内涵、更蕴含丰富的信息(特别是文化历史以及政治方面的信息)、更具包容性。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学科优势，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因素，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主义思想。

(一)在文学理论的阐释中增强文化自信

目前，我们的理论话语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因此，必须要加强话语体系构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作为从西方引进的学科，比较文学理论自然是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核心，所以比较文学教学的问答逻辑自然也是围绕西方的理论进行阐释，举一些我国文学的例子进一步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这种操作在教学中似乎已经成为常态。但深入反思就会发现，由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缺席，很容易使学生对中国的理论建设产生怀疑，转而崇拜西方。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打破了西方学者一言堂的局面。例如，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已经引起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一些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不仅弥补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的缺憾，也弥补了美国文学平行研究理论的缺憾。变异学理论还可以解释当前许多令人困惑的学术问题。如果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重视“同”的研究，那么变异学重视的就是“异”,是“变异”,即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通过研究文学的变异现象，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实际上，文学的变异现象早已存在，只是之前没有明确的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阐释(如曾经游历过中国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杜子春》就是中国唐传奇《杜子春传》的变异；日本动漫《我的孙悟空》《七龙珠》《犬夜叉》等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变异)。我国学者率先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总结，指出具体的研究方法，充分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再如，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王宁先生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技术问题》,充分说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探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普适性话题上的引领作用。对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了解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内涵及意义，使他们能够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的阐释，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二)在文学实践的比较中增强文化自信

比较文学从诞生之时就定位在文学实践的比较研究之上，文学实践的比较研究是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应尽力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使学生在文学比较研究中提升思想高度，加强人文修养，增强爱国意识，提高文化自信。

1.在对文学缺类现象的研究中增强文化自信。

缺类现象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黑格尔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4]长期以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以及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史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以什么样的观点定位史诗，即使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也有自己的史诗。我国最著名的三大史诗，即《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便是中国史诗的代表。这些作品在世界史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格萨尔王》是目前已知的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作为活态史诗目前还在继续传唱。持“中国没有悲剧”论者，其实是在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念衡量中国的悲剧，结果自然会认为中国没有悲剧。事实是，我们不仅有悲剧而且数量还不少，有学者就整理出包括《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在内的中国十大悲剧。所谓“中国没有悲剧论”,究其原因是中西悲剧观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悲剧人物来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模仿，因此往往取材于神话传说的悲剧，其主人公多是出身高贵的大人物，但中国的古典传统悲剧并不注重人物的出身，而是更关注人物的正义性、无辜性以及道德的崇高性，因此主人公大多是小人物；从悲剧结局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是引起人的恐惧与怜悯，因此西方悲剧的结局大多是主人公从顺境转入逆境，在极其恐怖的结局中引起观众的怜悯之心，进而使灵魂得到净化，如看到俄狄浦斯王刺瞎双眼流放自己时在心中泛起一种崇高的感受。中国的悲剧则不然，中国的悲剧往往是大团圆的结局，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古典戏剧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罢手。通过对比可见，中国不是没有悲剧，只是中西悲剧观不同而已。

中国文学不仅不缺类，而且每一种文学类型都成就斐然。中国的山水诗就早于西方出现。朱光潜先生在对中西自然山水诗进行对比研究中指出：“这件大事在中国起于晋宋之交约当公历纪元五世纪左右；在西方则起于浪漫运动的初期，在公历纪元后十八世纪左右。所以中国自然诗的发生比西方的要早一千三百年的光景。”[5]朱光潜先生在尊重文学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结论，充分证明中国文学的成就并不逊色于西方，相反某些方面的成就还早于他们，高于他们。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重视这样的文学现象，要向学生进行阐释，让他们在充分了解中国优秀文学成就的前提下，对中华文化充满信心。

2.在对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辨析中树立文化自信。

形象学专门研究一国文学中的他者(异国)形象，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古往今来各国文学中都有异国形象，这个异国形象是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例如，西方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从13世纪初欧洲人通过游记了解了亚洲人之后，对亚洲人的态度就是游移不定的，或认为野蛮凶残，感到恐惧；或认为高度文明，值得尊敬。进入17、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发生极大的兴趣，他们也幻想着能将中国基督教化，因此宣扬正面的中国人形象。但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西力量关系的变化，西方人“从热爱中国到仇视中国”,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出现了大量描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充斥着对中国的厌恶、诋毁和蔑视，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是丑陋的、不诚实的、虚伪的、冷漠自私的，甚至他们还常用动物，如蚂蚁、猴子等来类比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的如此诋毁与蔑视完全出于他们经济实力和武力的强大，出于他们因此而产生的优越感。

在教学中，面对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方面要研究他们所描写的形象特征，更重要的是要挖掘背后的原因。我们看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想象与好恶来定义的，当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被教化的时候便赞美你的文明，当他们敌视你的时候，便极尽诬蔑诋毁。因此，教学中要让学生认清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落后，而是西方人侵略与傲慢的本性使然，是他们企图奴役中国野心驱使的结果。特别是当前全球性疫情流行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诋毁，他们将公共卫生事件政治化，其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这种做法与当年如出一辙。总之，对于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教学中应深挖形象特征后面的根源，使学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三、比较文学学科落实课程思政的教学原则

比较文学教学落实课程思政，虽然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任何教学都要遵循规律、坚守原则，唯其如此，方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真正做到教书育人、行之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一)立足于本学科特点的原则

“比较”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思维方式、基本理念和特点，比较文学学科本着开放与跨越的姿态，将世界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纳入自己的视野，这就使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丰富且具有包容性。比较文学教学必须立足于以“比较”为核心的学科特点，在中外文学、中外诗学、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中融入思政因素。如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目前我国的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自己的理论，我国多位学者在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文学的本质、起源、思维、风格以及鉴赏方面中国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让学生了解中国诗学特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比较。曹顺庆先生对中西诗学中意境与典型、物感与模仿、神思与想象、文气与风格以及滋味与美感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充分证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之处，也反映出世界诗学理论的相通之处。通过比较研究，使学生抛弃“欧洲中心论”想法，知晓自己民族的文学理论成就，进而培养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使青年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看到他所想得到的信息，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使青年学生在事实中得到教育。试想如果在教学中用虚假的材料证明某种观点，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教学中，必须坚守以史实为依据的原则。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学成果丰硕，中国文学的对外交流中，一方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汲取外来养分，中外交流可谓相当频繁。例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文学样式和表现手法上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季羡林先生对此有深入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文学，严绍璗先生深入探究日本古代文学中的中国因素，证明了日本古代文学深受中国的影响。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愈演愈烈，相应的，文化渗透日益加深，中国文化深受西方影响。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有增无减，这样，中国文学中的西方元素十分明显，如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相继出现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等等。因此，比较文学的中外文学交流史教学，首先要厘清中外文学影响的路径、内容与特点，然后实事求是地阐释中国文学对国外文学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接受。如此教学的目的是让年轻的学生不再盲目崇拜西方，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三)潜移默化的原则

思想教育决不能用说教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对喜欢独立思考的大学生，在教学中教师应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将爱国主义思想、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观念渗透给学生。比较文学的教学内容随处都可以成为培养学生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案例。例如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因素非常普遍，古代神话、抒情短诗还有古代小说中都含有中国文化影响因子。在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中，学生也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成就与影响力，这在无形中产生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又如中国抒情诗、史诗、小说成就斐然，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进行比较，得出《红楼梦》同样是一部伟大的悲剧的结论。比较文学教学中随处可以落实课程思政，但是教师必须深入挖掘，坚守潜移默化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正常的教学阐释，使学生掌握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深深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获得思想素质的提升，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进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