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趋同与变异——莫雷蒂“远读”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日期：2023-07-08 03:41

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20世纪90年代从意大利移居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现为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小说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斯坦福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创立者和负责人。莫雷蒂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便是提出了“远读”这一研究方法，该概念和具体实践集中体现在他于2013年推出的《远读》(Distant Reading)一书中，全书共分10章。该书的主要特色即使用“远读”的方法来分析材料，对大量文本进行综合研究(与“细读”相对)，总结出其中蕴含的文学现象或规律。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远读”经常会借助不同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和各类统计图表(包括树形图、网状图、柱状图等)，这些材料往往有赖于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多数情况下“远读”关注的重点也不是文本本身，而是文学体裁、故事元素等大于或小于文本的概念。在全书各章中，最突出的是第2章、第3章和第6章，这三章运用“远读”的方法具体论证了莫雷蒂关于文学演化和世界文学的核心理论。第2章和第3章分别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文学研究之中，构建了作者自己的文学演化理论和世界文学体系；第6章则是对这两种新理论的比较与整合。文学演化理论以文学的变异为核心，而世界文学体系却强调全球范围内文学的趋同演化，两者放在一起恰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发展观。在其他各章中，第1章和第4章可以视为对文学上的“变异”和“趋同”的案例研究，第5章与第7章都是对批评者的回应，之后的两章分别研究小说这一文体和1740—1850年出版的所有英国小说的标题，最后一章则是莫雷蒂将“远读”应用于具体的文本分析的尝试(在该书中这是个例外)。尽管莫雷蒂从其他学科得到了理论上的启发，但他的论证过程并非生硬植入；作者运用“远读”法从大量材料中梳理出文学演化的基本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证明了其文学演化和世界文学理论的合理性。下文主要围绕莫雷蒂的这两套理论、西方学术界对它们的批评和接受情况展开分析，并对其做出综合、合理的评价，展望“远读”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应用前景。

一、“远读”的发现：文学的趋同与变异

(一)文学的趋同演化：莫雷蒂对多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整合

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是一体化的，然而同时又是不平等的：经济意义上的核心地区剥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依附于核心地区，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半边缘地带。在“关于世界文学的一些猜想”(第2章)中，莫雷蒂先是以沃勒斯坦的理论为基础，提出在文学领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世界体系，包括文学意义上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之后，作者又以现代小说的兴起为突破口，着手论证这一体系。莫雷蒂综合了许多学者对不同国家早期现代小说的研究，总结出了其中的共同点：“在那些隶属于世界文学体系边缘的文化中(这涵盖了欧洲内外的绝大多数文化)，现代小说的出现都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来自西方(通常是法国或英国)的形式与本土的文学素材相妥协，方才产生了现代小说。”[1]50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中国、日本和巴西，也同样适用于东欧和南欧的文学发展。换句话说，现代小说这一形式起源于世界文学体系中的核心地区，并逐步扩散到边缘和半边缘地区，而各国本土文学在经过抗拒和冲突之后，最终纷纷接纳了新形式。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在世界文学的体系中，核心地区(英国、法国，可能还有美国)—半边缘地区(其他西方国家)—边缘地区(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边缘地区深受核心地区影响却很难影响到核心地区。有一点值得注意，莫雷蒂在文中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一句话：“成年累月的分析只是为了一天的总结。”[1]47莫雷蒂没有直接从作品本身寻找答案，而是广泛查阅了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他人积累的研究基础之上得出了启发性的结论。

(二)文学的变异与淘汰：莫雷蒂对巨量文本的综合研究

在 “文学屠宰场”(第3章)中，莫雷蒂的灵感主要来自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同一物种的大量个体中，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而个体能否存活主要取决于它的基因是否适应生存环境。莫雷蒂指出，在同一时期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极少数作品占据了大部分的文学市场份额，后世文学史中的“正典”几乎全部是从这极少数中产生的；相反，“绝大多数作品都被永久遗忘了”[1]66，成为“文学屠宰场”的牺牲品。与生物的演化过程不同，在这里第一批读者[1]69-70取代了自然环境的地位，“读者们就是宰杀作品的屠夫”[1]67。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举了侦探小说的例子。在当下的侦探小说中，“线索”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早期的侦探小说却大不相同。与柯南·道尔同时代的许多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中根本没有线索，或者存在线索但对破案没有任何帮助。就连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中，也有很多作品中的线索是读者无法破解的，这明显有违现代侦探小说的惯例。作者以1891—1899年同一份杂志上刊载的所有侦探小说为样本，用树状图描绘了它们在线索方面的差异(可以视为文学上的变异)，得到的结果同生物的演化谱系类似：在众多的变异中，只有“可被读者破解的线索”(decodable clues)[1]75这一支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最终甚至变成了侦探文学的守则；其余的发展路径(没有线索、线索无法破解等)都逐渐遭到读者冷落，消失在“文学屠宰场”中了。与前一章不同，这次莫雷蒂直接分析作品本身，但他的关注点却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之前他重点关注的是比一般文本更大的概念(现代小说这一形式)，但此时他却着眼于线索这一文本内部的情节要素。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莫雷蒂的研究都远离了文本本身；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至于被海量的文字材料淹没。

(三)文学史上趋同与变异的关系

“演化、世界体系与世界文学”(第6章)实际上是整合第2章和第3章的尝试。在莫雷蒂的世界文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西欧—北美文学不断向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辐射其影响，最终带动世界各地文学的趋同演化。相反，文学演化理论是以文学存在大量变异为基础的，这些变异中只有幸运的少数能够通过文学市场的筛选。从表面上来看，趋同和变异显然是两种对立的发展方向，那么究竟谁才是文学发展的主流呢?莫雷蒂的看法是，在18世纪之前是变异，在18世纪之后则是趋同。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在18世纪前后，国际文学市场已经充分壮大，足以(开始)在各种相隔甚远的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1]129。这使得很多原本相对孤立的文学传统受到了西欧—北美文学的影响，最终加入了后者主导的世界文学体系。然而，莫雷蒂用来论证文学变异的例子(19世纪的英国侦探小说)恰恰是在这个转变之后，这表明文学上的变异并没有失去其活力。莫雷蒂在此文中也提到，现代小说形式的扩散并没有导致世界范围内小说的千篇一律；非西方的小说家们采纳了西方小说的情节架构，但在风格上仍然保留了本土特色。这种形式和内容的不一致造成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例如巴西的马查多·德·阿西斯，他把这种冲突转变成了独特的写作风格，用以批判巴西上流社会的种种弊病。实际上，这种“本土化改造”也属于文学的变异。同样地，在18世纪之前，文学上也存在着趋同演化，例如古典时期希腊文学对罗马和希腊化各国的辐射，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对朝鲜、日本等国家的影响。总而言之，莫雷蒂提到的转变可以作为一个大致的分界，但自文学诞生以来变异和趋同就一直共同推动着文学的演进。

二、“远读”的局限：西方学术界对“远读”的批评

(一)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批评：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英语霸权

莫雷蒂通过“远读”法不仅揭示了文学的趋同与变异，还对中西文学的结构差异、欧洲各国文学的不同发展等问题做了研究，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与此同时，他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也招致了一些质疑和批评。埃弗兰·克里斯塔尔(Efrain Kristal)就在《想想，冷静地……》一文里指责莫雷蒂构想的世界文学体系(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色彩，忽视了非西方国家自身的文学潜力。作为例证，他指出早在19世纪，拉美的诗人们就掀起了西班牙语诗歌的革命，走在了西班牙本土之前；20世纪的拉美诗歌和小说更是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使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文学形式发生了改变”[2]66。乔纳森·阿拉克(Jonathan Arac)的《盎格鲁—全球性?》则重点批评了莫雷蒂的“远读”实践中隐含的英语霸权——“正是由于有了英语这种关键的媒介”[3]75，莫雷蒂才得以充分利用多国学者对世界各国早期小说的研究成果，然而这种“唯一的语言中介”[3]75势必会造成潜在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克里斯塔尔的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正如他所言，莫雷蒂在“远读”18世纪以降的世界文学时“将重点放在小说上”[2]66，但西语美洲的情况不同于西欧，20世纪中叶以前诗歌才是那里最重要的文学体裁。然而，这并不足以动摇莫雷蒂的整套理论，毕竟拉美的西班牙语诗歌本身就是中心或半边缘地区(西班牙)向边缘地区辐射影响的产物，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的大胆创新也离不开源于西欧的现代小说形式。至于阿拉克提出的语言霸权问题，那主要是由于英语国家在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占据中心地位，从莫雷蒂本人的身份来看，他很难避免这一点。

(二)技术层面的批评：《远读》一书中的疏漏或破绽

与前面两位学者相比，凯瑟琳·博德(Katherine Bode)对“远读”的批评要更加具体。在《抽离、孤立与文本的性质：“远读”与“细读”的共同之处》(Abstraction，Singularity，Textuality：The Equivalence of “Close” and “Distant” Reading)一文中，博德指出莫雷蒂的很多论断都是不够严谨的，有的甚至属于循环论证[4]30。例如，莫雷蒂认为“线索”这一要素是柯南·道尔的作品“持续被一代又一代读者选中”[4]30的原因；根据他的分析，线索可以把作案和破案这一前一后的两个事件衔接起来，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4]78。但在博德看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普遍包含线索”与“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大受欢迎”是两个平行事件，难以确定谁是谁的原因。她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福尔摩斯系列作品的成功另有原因，正是这一系列的巨大销量推动了 “线索”这一手法广泛流传。针对莫雷蒂主张的“第一批读者决定论”，博德的批评显得更有说服力——她指出了日后被列入“正典”的好几位浪漫派诗人一开始都备受读者冷落，“无论浪漫主义文学的正典是怎样形成的，起决定因素的都不是同时代读者在诗歌方面的偏好”[4]30-31。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和莫雷蒂的论证思路有关。为了论证文学市场的筛选作用，莫雷蒂举了电影票房的例子(同样是少数电影占据了绝大多数票房)，并以此类推文学界的情况[4]69-70。然而，文学作品的销售周期要比电影长得多，一部一开始不被看好的作品在再版时可能会大受欢迎，这在电影业基本是不可能的。另外，像侦探小说这样的通俗作品严重依赖文学市场，但对于诗歌这样较为小众的作品，少数文学批评家可能会对其地位产生很大影响。在这些地方，莫雷蒂的结论的确下得太匆忙了。

(三)针对“远读”本身的批评：“远读”与“细读”的共同缺陷

除此之外，博德对“远读”这一概念本身也提出了批评。从表面上看来，“远读”(distant reading)和“细读”(close reading)是彼此对立的：“细读”仅仅关注作品本身(通常是少数经典作品)，忽略作者、读者和时代背景对作品的影响；“远读”可以让研究者关注到那些被冷落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学市场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博德却指出，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有着同样的缺陷[4]26-27；33-34。在《远读》的第9章里，莫雷蒂在图书目录中寻找文学史上“被遗忘的大多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英国小说标题的长度变化及其原因[1]181-182。然而，他使用的图书目录只记录了作品初版的年份和标题，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图书市场的情况——一些受欢迎的作品经历了多次再版(在标题上也可能做了改动)，还有一些作品当年只能在地下流传，无法作为正式出版物列入书目。换言之，莫雷蒂的研究对象并没有他设想的那么客观全面。另外，在论证现代小说的兴起过程时，莫雷蒂指出18世纪欧洲对小说的消费量有了巨大提升，并举了好几个国家小说出版量的激增作为例子。然而他所考虑的只是那些新出版的本国小说，而一个国家的读者可能会大量阅读外国小说，或者经过再版的小说(甚至千百年前的旧作)。也就是说，一国之内的“小说消费量”和“小说初版量”并不一定成正相关。博德的总结是，莫雷蒂以为“首次出版的时间和作者的国籍”[4]26可以永久性地框定一部作品，其诸多属性(文本、版次、标题等)不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只要收集所有的正规出版物就可以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全貌。其实，在这方面他犯了同“细读”一样的错误，即把文学作品视为“稳定且单一的实体”[4]32，却忽略了再版、后期修订、跨国出版等复杂因素[4]24-26；32-34。事实上，要想全面了解某一时期的文学，不仅要考虑到大量被忽视的作品，还需要充分关注影响文本呈现与接受的各种外部因素。

三、对“远读”的综合评价

面对这些批评，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莫雷蒂的“远读”呢?必须承认的是，莫雷蒂的许多结论确实是可以商榷的，其研究方法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抹杀“远读”理论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远读”与世界文学演化的整体脉络

“远读”让莫雷蒂的视角超越了具体的文本，从宏观上揭示了文学演变的脉络。就文学研究的发展而言，这是个值得称道的成就。在他的树形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侦探小说这一体裁在早期的诸多变异，以及严酷的淘汰过程。的确，“线索”这一手法在竞争中胜出的原因还无法完全确认，但文学作品之间的竞争和筛选却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莫雷蒂对侦探文学的“远读”使我们看到了被文学史遗忘的大多数作品，它们所代表的那些文学“突变”未必就没有发展潜力。例如，在侦探小说的早期阶段还出现过“侦探—冒险”的模式，但这种类型在走向成熟之前就败给了当下通行的“凭借线索破案”。相比之下，传统的文学研究往往只关注少数被正典化的作品，无力应对大量的文本，因而忽略了文学领域内高度的多样性。除莫雷蒂之外，另一位文学理论家马修·乔克斯(Matthew L.Jockers)也提出了类似的研究方法，即“常量分析法”(macroanalysis)。然而，根据乔克斯的《常量分析法：数字化研究方法与文学史》(Macroanalysis：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一书，这一方法主要是依靠计算机和先进的算法，从大量的电子文本中筛选出种种文学要素并展开分析[5]。他的工具虽然先进，研究范围却存在很大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常量分析法”只是“远读”的一部分，因为“远读”还包括对前人“细读”成果的进一步汇总和研究。例如，早在莫雷蒂之前很多学者就分别研究过不同国家中现代小说的起源，并独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在莫雷蒂的“远读”以前，他们没能把这些结论整合起来，从而错过了世界文学体系的发现。莫雷蒂从他们的成果中发现的，不是某国的文学界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形式，而是整个非西方文学界在西方文学影响下趋同演化的过程，他正是由此总结出了世界文学的体系(第2章)。以前的学者只盯着具体的文学作品，难免会忽视文学发展的总体进程；莫雷蒂与原作保持一定距离，从手法、体裁等文本的外围因素突破，反而能够发掘出文学演变的规律。由此看来，他所创立的“远读”法功莫大焉。

(二)“远读”与文学作品嬗变的具体方式

莫雷蒂提出文学演进的趋同与变异两种方式，其考察范围覆盖了包括体裁、手法、情节在内的诸多因素，有助于充分理解文学的整体发展。在文学的历史演进方面，包括巴赫金[6]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早已提出了文学体裁的异同演化理论，却不如莫雷蒂的理论全面。前文曾提到，莫雷蒂认为18世纪是趋同的影响力超过变异的转折点。实际上，两者一直是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文学领域的大量变异中往往只有极少数能够生存下来，并成为文学界的普遍现象甚至创作准则，因此诸多的变异遭到严酷淘汰反而导向了趋同演化；另一方面，文学的趋同演化并非机械地复制，日本、朝鲜的文学就不同于中国文学，第三世界的小说也不同于其西方原型，趋同辐射的结果仍然是众多的变异。掌握了这两点，文学史上的很多现象就都能得到圆满的解释。当然，《远读》一书对趋同和变异的论述主要是就现代文学而言的。在19世纪的英国，侦探小说的命运基本上由文学市场决定，但在前现代社会中情况可能大不一样，例如春秋时期的中国，一首民歌能否流传下来很可能取决于采诗官的意愿；在中世纪的欧洲，少数贵族赞助人对文艺也有很大影响。无论如何，文学上的大量突变都要经过重重筛选才能流传后世。莫雷蒂观察到，现代小说的趋同演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即政治、经济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在文学上辐射其他地区；然而，我们也能找到相反的情况，例如古典时代后期罗马共和国对希腊化各国明显具有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但罗马文学反而深受希腊影响。像这样的趋同演化显然还需要专门的研究。不管怎么说，莫雷蒂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未来的世界文学史研究应该以文学的变异和趋同为主线，在分析重要作品的同时广泛应用“远读”法整合大量文本，同时参照诸多文本之外的因素。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更清晰地了解几千年来世界文学的变迁及其原因。

(三)莫雷蒂“远读”理论的缺陷及改进建议

莫雷蒂的“远读”理论确实还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如克里斯塔尔和阿拉克所指出的，莫雷蒂对这种方法的实践仍然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和英语霸权色彩，甚至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就需要结合本国的文学环境和文学发展史，通过多重视角来“远读”不同语言、不同区域的巨量文本。博德对莫雷蒂的批评也很有见地，《远读》一书确实过分简化了文本的时空属性，忽略了许多作品跨国、跨时代的影响力，而且他的部分结论(尤其是以读者选择为基础的“文学屠宰场”理论)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新的“远读”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再版、海外出版、刊载方式等初始文本以外的因素，同时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顺着博德的思路，还可以发现莫雷蒂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他的“远读”法严重依赖近现代的文学出版机制。在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口头文学(民歌、民间故事乃至史诗)往往占有重要地位，而口头文学的特征恰恰是即时性和不稳定性。也就是说，在反复讲述的过程中作品的面貌会逐渐改变。对于这种动态的文学形式，莫雷蒂所倚仗的图书馆目录和电子资料库(都以初版为准)显然是不适用的。同样地，在前现代社会中很多名著的形成都是长时间累加的结果(例如两部荷马史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然而，莫雷蒂的“远读”法却聚焦于同一作品的某个“正式”的版本，难以发掘不同文本之间漫长的演变过程。究其原因，莫雷蒂主要关注的是18世纪以来西方的作品，当时的版权制度和出版业已经较为成熟，大部分作品一经正式出版就会保持相对稳定。然而，在世界文学几千年来的发展历程中，这并非常态。为了从宏观上掌握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将来的人文学者还需要在莫雷蒂的基础上，创造出另一套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远读”理论。

结语：“远读”在新世纪的意义与前景

伴随着计算机科技和学术全球化的不断进展，人文领域越来越多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实现了数字化并且突破了国界的限制，为学者们综合研究巨量文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从这个角度讲，莫雷蒂的“远读”理论可谓是应运而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尽管如博德和克里斯塔尔所指出的，目前这一理论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但这无法抹杀它的跨时代意义：凭着这种新方法，莫雷蒂不仅从多国学者的独立研究中找出了重要的共性，还把以前一直处于学术研究盲区的大量作品纳入了考察范围，从而提炼出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和主要方式——趋同与变异。可以说，莫雷蒂的“远读”理论已经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新纪元，而博德、阿拉克等人的批评恰恰为进一步发展“远读”提供了宝贵建议。经过新一代学者的改进和发扬之后，“远读”理论必将在整个人文学术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