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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08 10:36

佛教行记亦即求经巡礼者之旅行笔记。佛教行记文学则是在文学视阈的观照下, 作为文学文本的该类文献及其固有特性。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 汉地僧侣多锐意西行求法, 他们伴商而行, 长期往来于西域和佛国, “历游所至, 著之篇章” (1) , 行记类文献应运而生。佛教行记因其具有地志、史传、游记等杂文体特征, 除了颇具地理学和交通史价值, 往往关联于“一带一路”和丝路文明, 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文学特性。尽管此类著作保留全帙者并不多见,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存文本以管窥全貌。据笔者研究, 六朝佛教行记实有“支僧载《外国事》、释法显《佛国记》、竺法维《佛国记》、释智猛《游行外国传》、昙无竭《外国传》、释法盛《历国传》、释昙景《外国传》以及记载慧生等人西行求法的《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著作十种” (2) 先后别行于世, 其中以法显行记最为完整, 充分表现出了几代高僧为弘扬佛教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六朝佛教行记不仅有利于促进古代西域研究和佛教文化研究, 而且通过写景之简练传神、状物之精致细腻、叙人之真切传情、记事之神秘有验等进行文学演绎, 昭示了作为文学文本的内涵、价值以及张力, 丰富和拓展了山水游记和广泛意义上的民族文学, 从而在中古叙事文学中占有一席地位。

有唐一朝, 缘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极封建时代之盛, 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下得到了很大发展, “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徒不绝于路”, “人数之多, 周游地区之广, 历史上空前绝后” (3) , 由此形成了另一个高潮。武后时期, 义净撰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可见其一斑。令人遗憾的是, 唐朝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依然为数不多。相关文献除《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前述义净类传二卷, 另有《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以及智昇《开元释教录》著录慧立等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义净撰《大唐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上述著作主要涉及玄奘和义净行记, 《大正藏》之《游方记抄》则收录有慧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节本、圆照撰《悟空入竺记》节本以及常愍《历游天竺记》逸文, 俄藏敦煌写本文献中还存有义净《西方记》残卷。清人徐继畬《瀛环志略》指出:“印度为佛教所从出, 晋法显、北魏惠生、唐元奘, 皆遍历其地, 访求戒律大乘要典, 纪载特详。” (4) 事实上, 唐朝佛教行记保存完帙者, 亦仅有辩机《大唐西域记》以及玄奘相关别传。晋唐佛教行记虽然存世文献较少, 但是可以视为文学文本来进行解读。自唐朝以来, 佛教行记一方面吸收前赋写作传统, 另一方面凭借其文献形态之弥繁、写作意图之迎合、生活广度之拓展、文学手段之丰富、文本功能之强化等进行综合演绎, 藉此表现出了某种时代趋向甚至是独特性, 总体上与六朝同类著作毕竟有别。正因为如此, 唐朝佛教行记的文学价值及其时代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从别本到类传:文献形态之弥繁

从文献体制看, 六朝佛教行记通常为单行别本, 后被其他著作吸收并且删改其文本, 成为某种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以及寺塔记的部分内容。自唐朝以来, 佛教行记单本、高僧别传、西行僧人类传乃至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等并存不悖, 几乎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因为不同的写作意图或者叙事动机而被撰写出来。从别本到类传, 佛教行记集中表现出了某种综合化的态势。佛教行记文献形式之弥繁, 实际上亦通过展示其自身在晋唐之际的传播方式和客观状况, 证实中世西行僧人及其行记的时代影响力日趋增强, 其人文价值和文学意义得到了较大程度地提升。

考察六朝佛教行记, 从东晋支僧载《外国事》至北魏慧生行记相关文献3种, 这些著作均为单行别本, 各自称名亦可证实其作为旅行笔记的文体特性。法显《佛国记》问世之后, 遂有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慧皎《高僧传》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开元释教录》卷三附传、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五附传等先后删定并且逐相沿袭其文本内容, 变成较为简短的法显传记单篇, 同时《佛国记》原书亦以多种称名在世间广为流播。无独有偶, 智猛《游行外国传》问世后,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智猛法师传》《高僧传》卷三《宋京兆释智猛》以及《开元释教录》卷四附传等同样先后删定并沿袭其文本成为单传, 惜其原行记几亡佚殆尽。昙无竭《外国传》、法盛《历国传》亦然。检读《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勇法师传》《高僧传》卷三《宋黄龙释昙无竭》以及《开元释教录》卷五附传、《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八附传, 四种文献资料叙述昙无竭生平事迹可谓大同小异, 却无不以其《外国传》为文本基础。同理, 《高僧传》卷二昙无谶附传、宝唱《名僧传》卷二十六本传均以法盛行记为文本基础。抑又, 竺法维《佛国记》早佚, 《名僧传》卷二十六《晋东安寺竺法维》应以竺氏《佛国记》为基础删改而成。至于《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佚著三种亦曾别行于世, 后因《洛阳伽蓝记》卷五之节录、拼补而存其崖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实以合本子注、夹叙夹注为基本形态, 其内容应以《慧生行传》为主体, 《宋云行记》为辅助, 《道荣传》为补证。要之, 六朝大多数佛教行记虽亡佚已久, 但通过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以及寺塔记, 我们尚得以窥其一斑。从总体上看, 六朝西行之僧虽然人数众多, 但是相关佛教行记的影响力却是比较有限的。

自佛教传入汉地以来, 反映大德高僧行迹的僧传著作逐渐流行, 其发展趋向则是品题、别传、类传以至综合性传记前后相继。从孙绰的《名德沙门题目》到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征引僧人别传, 从竺法济《高逸沙门传》到慧皎《高僧传》, 可谓如实地反映了六朝僧传的前因后果。倘若纵向考察西行僧人相关传记文献, 则可见其大体上遵循着从佛教行记到僧人别传、综合性僧传以至西行僧人类传的演进趋势。如果说, 六朝佛教行记客观上成了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以及寺塔记的文本基础;与此同时, 综合性僧传对于高僧群体的有意划分启发了后来的西行僧人类传著作; (1) 那么至唐朝, 佛教行记单著一方面与僧人别传乃至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等并行不悖;另一方面, 以前赋佛教行记单著为素材积累, 西行僧人类传著作最终在佛法东传的鼎盛时期应运而生, 从单行别本的多次演绎到类传文体的系统化、综合化, 事实上印证了这个时代前往佛国求法运动的高潮之势。以记录玄奘生平为例, 辩机笔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与慧立等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先后产生, 相关行记又对道宣《续高僧传》卷四译经篇《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附传、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等文献资料产生直接影响, 共同造就了某位西行高僧传记交相辉映的局面。以义净为例, 此僧不仅自撰有《西方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 由此与《开元释教录》卷八附传、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三附传以及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等文献资料互为补充;更为重要的是, 凭借其撰著西行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净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了初唐前往西域求法56位僧人的丰功伟绩, 读者藉此得见这个时代佛教文化交流的繁荣态势。中世大多数佛教行记难免亡佚的命运, 义净类传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某种历史痕迹。从总体上看, 唐初西行求法僧人的时代影响力可谓空前绝后, 玄奘与义净不失为唐朝佛学的符号和标志性人物, 他们不仅教权在握, 而且与世俗政权紧密关联, 相关佛教行记的时代影响力由此远胜六朝。唐朝佛教行记文献形态之弥繁, 证实当世中印僧人交往已发展至顶峰, 同时暗合中世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兴衰荣辱。

值得补充的是, 六朝佛教行记单行别本几亡佚殆尽, 现存佚文内容亦非常有限。除《大唐西域记》及其相关文献外, 唐朝佛教行记或通过敦煌石室得以不同程度地保存下来, 或经由他书摘录、删改章节得以辗转流传至今, 如此同样客观反映了这种文献形态的传播状况。这里, 法藏敦煌文献伯3532即《惠超往五天竺国传》, 俄藏敦煌文献Φ209即义净所撰行记《西方记》。结合英藏敦煌文献斯0383 (无名氏《西天路竟》) , 敦煌石室所藏唐宋佛教行记呈现出了共同点, 亦即以原著为基础的删略和加工, 并且藉此变成了类似于旅行指南的节录本。抑又, 《大正藏》之《游方记抄》收录有《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唐常愍历游天竺记逸文》等唐朝佛教行记三种, 充分表现出日本学者在佛教文献搜辑和整理方面的积极努力。敦煌文献和《大正藏》之中唐宋佛教行记的出现, 一方面证明了这些文献本身价值不凡, 另一方面亦证实唐朝西行求法运动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从六朝迄于唐朝, 中世佛教行记在文献形态上的时代趋向, 实质昭示出其文本意义的转换, 其中理应涵括文学特性及其叙事张力。事实上, 以《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五卷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往五天竺国传》为典型的唐朝佛教行记相关文献, 凭借着同类著作难以企及的文言叙事成就, 在我国佛教文学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二、从自撰到他撰:写作意图之迎合

从创作机制看, 六朝佛教行记通常为僧人自撰, 自撰行记与赍经翻译往往产生于旅行者归国之后, 自撰行记旨在追记怀想与令人闻见, 而证实为他人撰写的佛教行记尚未发现。自唐朝以来, 一些佛教行记开始为他人所撰, 他撰行记或为满足世俗政权需要, 或为颂扬前贤恩师风范, 或仅为存录其事而已。这种有关写作意图抑或叙事动机的时代趋向, 必然导致佛教行记文风的改变。

唐前佛教行记诸如支僧载《外国事》、竺法维《佛国记》、释昙景《外国传》以及记载慧生等人西行求法的《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 均应为旅行者本人自撰。法显《佛国记》正是其回归之后撰写, 该著“结语”即叙及“竹帛疏所经历, 欲令贤者同其闻见” (1) 的创作宗旨。《开元释教录》亦附叙法显回国后“南造建康, 于道场寺, 就外国禅师佛陀跋陀罗, 译《大般泥洹经》等六部, 撰《游天竺传》一卷” (2) 。智猛《游行外国传》亦为自撰,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智猛法师传》即言智猛“以元嘉十四年入蜀, 十六年七月七日于钟山定林寺造传” (3) 。昙无竭《外国传》亦然。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著录《外国传》五卷, 即云“竭自述游西域事” (4) 。法盛《历国传》亦然。《高僧传》卷二《晋河西昙无谶》末附:“时高昌复有沙门法盛, 亦经往外国, 立传凡有四卷。” (5) 至有唐一代, 义净、慧超行记应由本人撰写, 常愍行记难以确定撰人。《大唐西域记》则由唐太宗敕令撰著, 由玄奘口述, 门人辩机笔受。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壬辰, 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己亥, 见于仪鸾殿, 帝迎慰甚厚”, “帝又谓法师曰:‘佛国遐远, 灵迹法教, 前史不能委详, 师既亲覩, 宜修一传, 以示未闻’”, 二十年“秋七月辛卯”, 《大唐西域记》“至是而成” (6) 。该书末尾亦附《记赞》云:“辩机远承轻举之胤, 少怀高蹈之节, 年方志学, 抽簪革服, 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虽遇匠石, 朽木难彫;幸入法流, 脂膏不润。徒饱食而终日, 诚面墙而卒岁。幸藉时来, 属斯嘉会, 负燕雀之资, 厕鹓鸿之末。爰命庸才, 撰斯方志。” (1) 无独有偶,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同样为玄奘门人撰著。据彦悰《序》:“《传》本五卷, 魏国西寺前沙门慧立所述”, 慧立“睹三藏之学行, 瞩三藏之形仪, 钻之仰之, 弥坚弥远, 因循撰其事, 以贻终古。及削稿云毕, 虑遗诸美, 遂藏之地府, 代莫得闻。尔后役思缠痾, 气悬钟漏, 乃顾命门徒, 掘以启之, 将出而卒。门人等哀恸荒鲠, 悲不自胜, 而此《传》流离分散他所, 后累载搜购, 近乃获全。因命余以序之, 迫余以次之”, 彦悰“再怀惭退, 沉吟久之, 执纸操翰, 汍澜腷臆, 方乃参犬羊以虎豹, 糅瓦石以琳璆, 错综本文, 笺为十卷, 庶后之览者无或嗤焉。” (2) 与《大唐西域记》不同, 《悟空入竺记》虽为圆照代撰, 实则存录而已。该著末云:“沙门圆照自惟疵贱, 素无艺能, 喜遇明时, 再登翻译, 续修图纪, 讃述真乘, 并修《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悟空大德具述行由, 讬余记之, 以附图录, 聊以验其事也。久积岁年, 诘问根源, 恭承口诀, 词疎意拙, 编其次云, 大雅硕才愿详其志也。” (3) 以玄奘行记为典型, 《大唐西域记》以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撰写宗旨方面的改变, 致使其文本产生相应变化。

更为确切地说, 六朝佛教行记多为自撰, 撰者具有高僧、旅行者以及异乡人等主体意识, 故其行文风格类似西行回忆录, 自然表现有史传、地志、游记、本生故事等杂文体特征, 其中作为游记的文本特征非常明显, 并且充满着一定的文学感性色彩。尽管六朝大多数佛教行记仅存吉光片羽, 但是通过检读《佛国记》与《洛阳伽蓝记》卷五所记慧生行传相关文献, 我们得见高僧经行路线以及相关异域风物的诸多描述。比较显著的是, 旅行者自身在其行记中多次出现, 人物主体形象及其心理情感藉此得以不同程度地展现, 僧人对佛国的虔诚、对友朋的关怀、对故乡的思念等交织于文本之中, 故其相关叙事生动鲜活。与此不同, 为迎合唐太宗对于西域和佛国的全面掌握, “至于玄奘所记, 微为详尽, 其迂辞玮说, 多从剪弃, 缀为《大唐西域记》一十二卷”, “截此芜辞, 采其实录” (4) , 经由辩机笔受的《大唐西域记》“虽未极大千之疆, 颇穷葱外之境, 皆存实录, 匪敢彫华” (5) , 书中的游记文本特征、高僧形象及其较为复杂的心理情感已明显减弱, 其政治颂圣的意图以及佛教经营的痕迹却比较突出, 从而充满着以地志为主要风格的理性色彩。抑又, 《大唐西域记》除了宏观介绍西域和佛国各个方面, 特别注重讲说与佛教遗迹直接相关的佛陀及其门人相关事迹、以佛门摧伏外道为内容的争辩故事以及其他各种异彩纷呈的地方传说等等, 撰者又特别注重所讲故事的渊源, 故其文本往往出现“闻诸先志”“闻诸先记”“闻诸土俗”“闻之土俗”“闻诸耆旧”“彼俗书记”“先贤记曰”, 甚至“《国志》曰”“《印度记》曰”“《贤德传》云”等等种种记录, 看似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主体意识, 实则彰显了地志考证的撰写动机。同样为他撰却以颂美前贤恩师为宗旨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则与《大唐西域记》的文本风格迥然不同。该书前五卷虽亦包含有史传、地志、游记等杂文体特征, 文本诚然有介绍西域和佛国所见所闻, 也有大量针对各地风物和佛教遗迹的客观描写, 但是撰者对于上述3种文体元素的处理相对均衡, 因受两汉以来史传创作传统的直接影响, 撰者注重突显主体人物的光辉形象, 较少再现玄奘作为旅行者的复杂情感, 与玄奘直接相关的种种生活遭遇以及现世灵验屡次出现并且压倒那些与佛教遗迹直接相关的各种传说, 佛教诸神对玄奘的神秘佑护、玄奘卓尔不群的佛学实力以及所到之处备受各国僧俗首领的非凡礼遇等, 往往充斥着文本内容, 慧立代撰的写作意图得以彰显无疑。从很大程度上讲, 缘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乃慧立、彦悰迎合其师而撰, 苦难、才情、佑护遂而成为该书塑造中心人物的叙事策略。要之, 从自撰到他撰, 唐朝佛教行记在写作意图或者叙事动机方面的时代转换, 一方面让《大唐西域记》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呈现出不同于六朝同类著作的文本风格和叙事特征, 另一方面让上述2书的人文价值与文学张力得以最大限度地呈现, 使其最终成为中世最具文学水平的两种佛教传记。

三、从西域到南海:生活广度之拓展

从求法途径看, 除《佛国记》与《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勇法师传》明确记载法显、昙无竭由陆路前往天竺, 继而由海路东还汉地, 六朝佛教行记所载高僧大多经由新疆来往佛国。检读唐朝佛教行记, 西行高僧往还佛国的求法路线更为复杂多样, 事实上出现了经由新疆、西藏、云南、南海等诸种不同的情况。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汉地求法僧人则以经由海路者居多。这种时代趋向, 一方面反映了唐时中外交通的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亦印证唐时西行求法运动方兴未艾。更为重要的是, 唐朝求法路线之丰富, 必然让佛教行记所记风物、遗迹、人物、事件、传说等更为多姿多彩, 由此不仅更加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 而且昭示了某种文学价值。

详言之, 通过考察支僧载的活动时代与所属国籍, 同时检读岑仲勉辑本《外国事》佚文, 我们推测该僧应由西域前往天竺。根据《历国传》仅存佚文、宝唱《名僧传》卷二十六本传等, 我们亦可推测法盛应由西域往来天竺。根据《名僧传》卷二十六《晋吴通玄寺僧表》、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征引竺法维《佛国记》佚文等, 我们得见竺氏曾与释僧表经由西域前往天竺。根据《游行外国传》仅存佚文、《开元释教录》卷四附传等, 我们亦可知智猛经由西域往来天竺。检读《洛阳伽蓝记》卷五, 我们可见慧生、宋云、道荣等人经由西域往来天竺。至唐朝, 《大唐西域记》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证实玄奘经由新疆路线往还佛国。据圆照《悟空入竺记》、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等文献, 可证悟空亦经由传统路线往还佛国。与众不同的是, 义净《西方记》残卷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相关内容, 已自证其经由海路往还佛国。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常慜本传、非浊《三宝感应要略录》征引并删改《历游天竺记》佚文等相关记载, 得见常愍亦经由海路前往佛国。根据《往五天竺国传》残卷, 可见慧超取海道路前往佛国, 取道陆路归国。要之, 考察中世现存佛教行记相关文献, 可见唐朝求法高僧经由南海者更为普遍。如果说,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从唐代的长安, 经过今甘肃、新疆、中亚等地前往印度的道路”, 亦即“自汉以来中印之间陆上最主要的交通路线”;那么,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通过简述五十六位高僧行迹, “记载了唐初新开通的经过今西藏、尼泊尔到印度的道路, 又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从南海往印度的交通情况, 由此反映出唐初以及以后中印交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情况”;不仅如此, 倘若把义净所传高僧“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个表”, 还可以从该书看出“交通路线转变的趋势”, 亦即唐高宗麟德年间以后僧人取道南海往返日益成为大势所趋;而值得一提的是, 唐朝高僧取道南海路线亦并非一道, “即便是从陆路西行的僧人, 取传统的新疆、中亚道往印度的也不多, 而多取新开辟的更为便捷的西藏、尼泊尔道” (1) 。据王邦维研究,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甚至还提到一条从今云南到印度的道路。如此种种, 必然有利于促进中外交通史的相关研究。

从西域到南海, 唐朝高僧求法途径及其总体趋向, 无疑亦拓展了撰者描写西域和佛国的生活广度。毋庸置疑, 唐朝佛教行记再现异国见闻更为丰富。这里,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针对那烂陀寺及其相关遗迹的详尽描述, 充分体现了撰者较高的语言修养, 远超同时代前后相关记录, 在晋唐时代别具一格。抑又, 《大唐西域记》卷五曾记载钵逻耶伽国大施场戒日王“聿修前绪, 笃述惠施, 五年积财, 一旦倾舍” (2) , 《往五天竺国传》亦记载建驮罗国突厥王设无遮大斋之况, 两种著作共同展示了古印度七至八世纪上半叶深受佛教影响所致的布施习俗, 令人印象深刻。从文化内涵看, 《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明显优于《佛国记》。譬如, 前著卷二“印度总述”云:“至于年耆寿耄, 死期将至, 婴累沉痾, 生崖恐极, 厌离尘俗, 愿弃人间, 轻鄙生死, 希远世路。于是亲故知友, 奏乐饯会, 泛舟鼓棹, 济殑伽河, 中流自溺, 谓得生天。” (3) 同书卷四记窣禄勤那国:“阎牟那河东行八百余里, 至殑伽河。河源广三四里, 东南流, 入海处广十余里。水色沧浪, 波流浩汗, 灵怪虽多, 不为物害。其味甘美, 细沙随流, 彼俗书记谓之福水。罪咎虽积, 沐浴便除。轻命自沈, 生天受福。死而投骸, 不堕恶趣。扬波激流, 亡魂获济。” (4) 同书卷五记钵逻耶伽国两河之交:“大施场东合流口, 日数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为欲求生天, 当于此处绝粒自沈, 沐浴中流, 罪垢消灭。是以异国远方, 相趋萃止, 七日断食, 然后绝命。至于山猨野鹿, 群游水滨, 或濯流而返, 或绝食而死。” (1) 可见该书多处描述了古印度恒河自沉的宗教风俗, 如此补充了六朝佛教行记的文本内容, 可谓令读者大开眼界。至于《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等针对西域和佛国不同国家、民族的描述, 往往囊括地理、地貌、政权、法律、风物、传说、佛迹、佛徒、佛俗、佛验、外道、俗众、俗风、衣食住行等方面, 其文本形态类似于地方志和古代印度旅行指南, 客观上亦丰富了古代游记文学和民族文学的时代内涵。

较为难得的是, 即便是再现传统求法路线的《大唐西域记》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书中反映南海社会生活亦更为广泛。前著卷八记载摩揭陁国郁金香窣堵波故事, 实为以观音应验为主题的海洋传说, 其叙事手法类同佛教志怪小说, 不惟与《佛国记》讲述法显自师子国到耶婆提国的海上经历及其观音灵验故事互为映照, 而且别有一番风味。而《大唐西域记》“序论”首云瞻部洲地有四主, “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宝主之乡, 无礼义, 重财贿, 短制左衽, 断发长髭, 有城郭之居, 务殖货之利。” (2) 与《佛国记》相比, 《大唐西域记》等书记载海滨国家、城池、岛屿、风物、遗迹及其相关历史人物、古代故事和现世灵验等明显增多, 原书与僧伽罗国相关的英雄传说可谓神幻而又诡秘, 令人心向往之。更为明显的是, 缘于求法路线的丰富, 唐朝佛教行记相关文献出现了更多有关东印度、南印度特别是南海的记录。义净在南海活动频繁, 其撰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涉及印度诸多海滨之国和大量岛洲, 详尽阐说西方和南海之佛教教义、仪轨、风俗以及僧侣生活。其撰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不仅大量记载取道南海前往佛国的汉地僧人, 而且记载自己与这些高僧的密切交往, 涉及诸多岛国、城池、寺庙以及相关政权、民众、风俗、佛经乃至诗歌、韵文等等。该书记载义净取道南海之险, 所谓“长截洪溟, 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 如云之浪滔天”, 描写海洋气势磅礴, 形象逼真。该书讲述常愍禅师自诃陵国至末罗瑜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然所附商舶载物既重, 解缆未远, 忽起沧波, 不经半日, 遂便沉没。当没之时, 商人争上小舶, 互相战斗。其舶主既有信心, 高声唱言:‘师来上舶!’常慜曰:‘可载余人, 我不去也!所以然者, 若轻生为物, 顺菩提心, 亡己济人, 斯大士行。’于是合掌西方, 称弥陀佛。念念之顷, 舶沉身没, 声尽而终, 春秋五十余矣。有弟子一人, 不知何许人也。号咷悲泣, 亦念西方, 与之俱没。”如此表现出一代高僧慈悲为怀的崇高形象, 无不令人心生敬意。要之, 自《佛国记》开始纪录南海以来, 唐朝佛教行记《大唐西域记》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相关文献, 极大地拓展了撰者描写南海社会生活的宽度, 并且藉此成为记录古代中国与南海诸国交流往来的重要文献资料, 并且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文学价值。

四、从情感到诗笔:文学手段之更新

从文学表现看, 前述六朝佛教行记或写景, 或状物, 或叙人, 或记事, 虽表现不一、轻重不等、情况各异, 却通过种种文学演绎, 首次展示了这种著作类型的文学魅力。至有唐一代, 佛教行记一方面充分发扬上述四种文学特征, 另一方面在文学手段上超越前赋诸作, 其中围绕着主人公亦即高僧形象的塑造, 从最初注重人物的情感抒写, 到最终寓诗笔于旅行记录之中。这种较为明显的时代趋向, 可谓直接关联于文学本质, 产生了非同寻常的阅读效果, 大大提升了晋唐佛教叙事的文学意义, 并且对后世相关主题文学作品影响显著。

早在六朝之际, 法显《佛国记》叙及西行者翻越小雪山之际, 即如此记载:“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 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 口出白沫, 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 便可时去, 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 命也奈何!’复自力前, 得过岭。” (3) 这里, 环境渲染、人物对话与情感抒写相得益彰, 正是体现该书文学价值的有效维度。与此相关, 《佛国记》另记西行者至王舍新城:“法显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 倩二旧比丘送法显上耆阇崛山。华、香供养, 然灯续明。慨然悲伤, 收泪而言:‘佛昔于此住, 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 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 还向新城。” (1) 这里所谓“慨然悲伤”, 乃高僧慨叹生不逢遇佛祖之悲, 主人公法显无比虔诚的宗教情感于此得以呈现并且升华, 极大地影响着众多的佛教徒。抑又, 《佛国记》叙述西行者在无畏山僧伽蓝:“法显去汉地积年, 所与交接悉异域人, 山川草木, 举目无旧, 又同行分披, 或留或亡, 顾影唯己, 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 不觉凄然, 泪下满目。” (2) 这段文字同样手法高巧, 通过细节有意抒写法显的孤旅思乡之情, 千载之后依然引人共鸣。不得不承认, 《佛国记》中的情感抒写, 客观上已让“言志”与“缘情”的文学机制得以适度演绎, 让佛教行记生成了一种类似于诗歌文本的艺术境界。无独有偶, 《洛阳伽蓝记》卷五存录宋云行记云:“王城西南五百里, 有善持山, 甘泉美果, 见于经记。山谷和暖, 草木冬青。当时太簇御辰, 温炽已扇, 鸟鸣春树, 蝶舞花丛, 宋云远在绝域, 因瞩此芳景, 归怀之思, 独轸中肠, 遂动旧疹, 缠绵经月, 得婆罗门呪, 然后平善。” (3) 这段文字正与《佛国记》前述法显见晋地白绢扇殊途同归。二者之共同点, 均是西行者因“物感”而触发情感, 惜其“缘情”及“言志”未能继以诗歌形式来展现罢了。《洛阳伽蓝记》存录慧生行记还叙述:“雀离浮图南五十步, 有一石塔, 其形正圆, 高二丈, 甚有神变, 能与世人表吉凶。以指触之, 若吉者, 金铃鸣应;若凶者, 假令人摇撼, 亦不肯鸣。惠生既在远国, 恐不吉反, 遂礼神塔, 乞求一验。于是以指触之, 铃即鸣应。得此验, 用慰私心, 后果得吉反。” (4) 这里表现慧生冥求安归之意, 同样是情真意切, 赋有人情韵味。综合前述诸例, 可见以《佛国记》《洛阳伽蓝记》卷五等为代表的六朝佛教行记文本, 习惯于替作为佛教徒和异乡人的旅行者倾诉衷肠, 抒发个人情感真挚而细腻, 主人公形象鲜明而典型, 不仅产生了类似于诗歌的艺术境界, 而且表现出了佛教叙事文学的张力和魅力, 以至影响着后来的相关叙事文本。

六朝佛教行记中的情感抒写, 至唐朝已发展成为诗笔。新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五言诗即为明证。兹按其出现顺序梳理如下:一、慧超至摩揭陁国, 得达摩诃菩提寺, 因称其本願, 欢喜非常, 遂略题诗一首, 以述其愚志。诗云:“不虑菩提远, 焉将鹿苑遥。只愁悬路险, 非意业风飘。八塔诚难见, 参者经劫烧。何其人願满, 目覩在今朝。” (5) 该诗佛教意趣非常明显, 它表现了诗人不畏苦难前往佛国巡礼, 并在经过漫长的旅行之后终因遂愿而喜激。二、慧超至南天竺, 于时在南天路中, 为作诗云:“月夜瞻乡路, 浮云归。减书忝去便, 风急不听迴。我国天岸北, 他邦地角西。日南无有雁, 谁为向林飞。” (6) 该诗情真意切, 抒发了诗人在行处孤旅之际较为浓郁的思乡情结, 可谓极富感染力。三、慧超从北天竺阇兰达罗国至那揭罗驮娜寺, 诗云:“故里灯无主, 他方宝树摧。神灵去何处, 玉儿已成灰。忆想哀情切, 悲君願不随。孰知乡国路, 空见白云归。” (7) 该诗依然偏重缘情, 意在抒发诗人对巡礼汉僧的惋惜、哀悼以及悲悯之情, 同时兼及思乡情结, 致令读者心有戚戚。四、慧超从吐火罗国至胡蜜国王住城, “当来于吐火罗国, 逢汉使入蕃, 略题四韵取辞”, 诗云:“君恨西蕃远, 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 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 人去偏樑□。平生不扪泪, 今日洒千行。” (8) 该诗叙述、写景与抒情兼有, 表现诗人与汉使依依惜别之情并由此产生深沉感慨。五、慧超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 为作诗云:“冷雪牵冰合, 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墁坛, 江河凌崕嚙。龙门绝瀑布, 井口盘虵结。伴火上肉亥歌, 焉能度播蜜。” (9) 该诗正是从不同的角度渲染雪景, 同时表达了诗人在旅行中战胜恶劣气候之壮志与坚忍。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五言诗, 其遣词造句往往有来处可寻, 写作模式亦形同唐朝汉诗, 或感物以言志, 或缘情而奋藻, 生活画面感十足, 形象而又生动。单从文学特性看, “慧超的旅行记简洁明了、感情丰富, 在其叙述性体裁旅行记中, 五首诗文跃然纸上, 从而超出了单纯记录文学的范畴, 它作为富有特色的诗文集而具有较大的意义”,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不失为“含有诗文的抒情式旅行记” (1) 。

与新罗僧人慧超相比, 唐僧义净的诗文修养更高。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之前, 佛教行记相关文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早已存有诗歌。据该书“自述”, 义净本欲与处一法师等“同契鹫峰, 标心觉树”, 然而其同伴终因各种原因滞留于汉地, “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当此之时, “神州故友, 索尔分飞, 印度新知, 冥焉未会。此时踯蹰, 难以为怀, 戏拟《四愁》, 聊题两绝”, 作五言云:“我行之数万, 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影, 独步五天陲”;又作五言“重自解忧”云:“上将可陵师, 匹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 何得满长祇!” (2) 《四愁》源出张衡《四愁诗》, 乃诗人郁郁之作。义净拟诗亦为“踯蹰”“解忧”而作, 与慧超之五言诗相比, 虽然诗体略异, 至于前途莫测之愁绪, 不畏苦难之壮志, 友朋离别之惆怅, 则是二者的共同点。抑又, 同书《齐州道希法师》记载义净因巡礼庵摩罗跋国, 得见道希法师住房, 伤其不达, 聊题七绝一首云:“百苦忘劳独进影, 四恩在念契流通;如何未尽传灯志, 溘然于此遇途穷!” (3) 此诗与《往五天竺国传》“故里灯无主”一首相比, 无论是从主题、内涵上去审视, 还是从情感、手法上去品读, 都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中的惋惜、哀悼以及悲悯之情宛如重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还存有义净在印度后期创作的最具特色的诗篇, 亦即长篇杂诗以及一三五七九言诗。前首叙曰:“禅师禀性好上钦礼。每以觉树初绿, 观洗沐于龙池;竹苑新黄, 奉折花于鹫岭。曾于一时与无行禅师同游鹫岭, 瞻奉既讫, 遐眺乡关, 无任殷忧, 净乃聊述所怀云尔”, 诗歌长达四百余言, 令人惊叹。后首序曰“在西国怀王舍城旧之作”, 诗歌共计二十五字。据戴伟华研究, 义净《杂言》和《一三五七九言》的写作“肯定离不开汉语诗律的传统”, 同时“又吸收了印度文化的某些特点” (4) 。从内涵上审视, 前诗同样缘于“物感”, 不失为“触目感怀之作”, 但是“宣扬佛教六度思想的内容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5) ;后诗由孤“游”而引发诸“愁”, 亦正是缘情与言志之作, 诗中表达自己对乡关的思恋、对佛教的虔诚以及对个人意志的坚守等等, 均可与《往五天竺国传》中的五言诗相互发明。与前述义净诗歌成就相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还记载玄逵律师“言离广府, 还望桂林, 去留怆然”之际“自述赠怀”云:“标心之梵宇, 运想入仙洲。婴痼乖同好, 沉情阻若抽。叶落乍难聚, 情难不可收。何日乘杯至, 详观演法流。” (6) 此诗同样是抒写友朋情谊, 但无论是文学内涵, 还是在形式技巧方面, 均已优于尔后《往五天竺国传》中的五言诗。要之, 从情感的抒写到出现诗笔, 可见唐朝佛教行记在文学手段方面与时俱进, 文学价值得到大力提升。

五、余论:从学术到文学功能

六朝佛教行记共同展示出了历史、地理、交通、宗教、文学等多学科研究价值, 其文本功能虽然主要表现为史学与文学, 但是后者尚未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 六朝僧人行记虽为唐朝相关著作提供了叙事摹本, 却并未达到中世佛教文学的最佳状态。唐朝佛教行记具有诸种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其中的文学功能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结合前述文献形态之弥繁、写作意图之迎合、生活广度之拓展、文学手段之更新等内容, 从《佛国记》《洛阳伽蓝记》卷五到《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五卷、《往五天竺国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 可见六朝佛教行记的种种文学演绎, 至唐朝不仅愈加踵事增华, 而且特别通过写人与记事这两个文学层面进行功能强化, 并且充分表现出了独特性和时代性, 成就了中世佛教文学的高峰。

探究唐朝佛教行记的时代趋向及其文学价值, 虽不失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归结起来则不外乎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首先, 唐朝佛教发展的新态势, 文体学意义上的佛教行记写作范式, 以及高僧对于前赋佛教行记创作经验的吸收和提高, 致使唐朝同类著作的文献形式更为多样, 写作宗旨有所改变, 生活视野亦愈加开阔, 此为内因。这里, 早期佛教行记特别是法显撰著以及北魏慧生行记相关文献, 应对玄奘、义净相关行记起着不可估量的模范作用, 佛教行记在新环境下的自然发展则为其自身呈具的时代倾向助一臂之力。而无论佛教行记如何变化, 其文体规范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文学内涵将如何呈现。故《大唐西域记》颇具理性, 却不放弃地方传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颇具感性, 则更加倾心于人物塑造和情感抒写。唐朝佛教行记的时代趋向, 如此总体走向其文学价值的提升。其次, 晋唐之际史学创作的繁荣, 唐朝对于文学的文言叙事创作, 特别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诗歌创作高潮的来临, 致使这个时代的佛教行记在文学手段方面得到进一步更新, 生活广度亦得到进一步拓展, 并且藉此达到写人和记事之绝, 此为外因。毕竟, 同时代下不同的文学形态往往产生横向交叉影响, 不同的文体写作足以在文学本质层面交互相生, 并且共同提升其整体文学高度。作为中世文献类型之一, 佛教行记在任何时期固然不乏学术价值, 但正是利用唐朝这个恰当的时代契机, 最终实现了从学术到文学功能的强化。

毋庸置疑, 六朝佛教行记中曾经出现的文学元素, 至唐朝已经发挥到了更高的文学水平。与佛国地理和风物直接相关, 《佛国记》的文学贡献主要在于讲述故事和追忆传说。与西域行程与见闻直接相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五卷的文学贡献, 则主要是通过叙述玄奘在旅途之中的际遇———所见各国风物特别是人物以及种种事件, 藉此塑造一代高僧神圣、高大而又光辉的形象。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相比, 《往五天竺国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通过视阈拓展和诗笔撰写而为唐朝佛教行记贡献出了应有的文学力量。如果说, 《大唐西域记》在讲述故事和追忆传说方面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那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在写人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书之所以成为文学绝唱, 加之《往五天竺国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亦颇具文学意蕴, 其实都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唐朝佛教行记文学的时代趋向。这种时代趋向, 无疑让唐朝佛教行记进一步彰显其文学内涵, 从总体上表现出了显著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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