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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08 10:36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但是,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 我国文化的地位与经济的地位存在‘不相称性’, 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显然赶不上经济的世界影响力。提升我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是当前一项紧迫并且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战略任务”[2]。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文学, 文学承载着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 是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深层精神力量。作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文学有责任“走出去”向外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 肩负对外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重任。《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推动优秀文艺作品走出去”已做出了顶层设计:“实施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遴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艺作品, 进行多语种翻译、出版、播映、展示。”因此, 既具有时代性, 又具有民族性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应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优先选项。目前为止, 对外译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效果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或不足?我们结合具体的数据来加以分析、探讨。

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成效

依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 (1) 、中国作家协会李朝全整理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作品图书目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对外翻译出版的书目、中国作家协会公布的“中国作协编辑并资助翻译和出版的书籍目录”、“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书目, 我们将涉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书目进行梳理、统计, 来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成效。当然, 还有极少量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通过其他途径译介到国外, 限于我们的能力和视野, 我们掌握不到这些信息。不过, 通过横向比较、分析我们所掌握的这些资料, 可以大致说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实际成效及存在的不足。

2004年, 我国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2004年前译介到国外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是一种自发状态的中外文化交流。2004年以后,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则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对外文化传播。

(一) 2004年前译介到国外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走向国外起步于1990年, 这得益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同时, 改革开放也吸引着世界对中国关注的目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酝酿、积累, 到了下一个十年开始走向世界。从1990年至2004年, 译介到国外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小说, 共计九项 (2) :扎西达娃的《风马之耀》, 有法、日、意三个语种;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 语种为法语;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 语种为日语;阿来的《尘埃落定》, 语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英语和日语;阿来的《遥远的温泉》, 语种为法语。 (3) 在此期间, 扎西达娃和乌热尔图的作品向外译介发生在1990至1995年, 阿来的作品向外译介发生在2002至2004年。中间有个断档, 这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 给中外文化交流带来不利影响, 1996至2001年期间没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外。2004年前译介到国外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数量不多, 是一种自发的文化交流。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们需要主动“走出去”向世界说明中国。

(二) 2004年之后译介到国外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2004年起, 我国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 开始对中国图书“走出去”进行资助。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可入选的资助项目或工程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包括“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我们接下来逐一梳理各输出项目或工程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资助成果。

1. 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 已在国外出版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2004年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宗旨是“向世界说明中国, 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中国”[3]。2009年,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又启动“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后者是前者的“加强版”, 对外统一使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这个名称, 前者注重对普及型读物的翻译资助, 后者注重对文化、文学、科技、国情类读物的翻译、出版发行、推广等的资助。

我们对“‘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2015已出版图书目录” (4) 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梳理统计, 这12年间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在国外已经翻译出版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有21项:阿来的《遥远的温泉》, 语种为法语;老舍的《茶馆》, 语种为英语;阿来的《空山》, 语种为日语;何家弘的《血之罪》, 语种为西班牙语;阿来的《格萨尔王》, 语种为韩语;钟晶晶的《第三个人》, 语种为英语;鹰萨·罗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 语种为英语;尼玛潘多的《紫青稞》, 语种为英语;次仁罗布的《放生羊》, 语种为英语;严英秀的《纸飞机》, 语种为英语;亮炯·朗萨的《布隆德誓言》, 语种为英语;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 语种为英语;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 语种为英语;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 语种为英语;达真的《康巴:一部藏人的心灵史诗》, 语种为英语;叶梅的《歌棒》, 语种为英语;赵玫的《叙述者说》, 语种为英语;娜夜的《睡前书》, 语种为英语;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远离严寒》, 语种为英语;金仁顺的《僧舞》, 语种为英语;劳马的《巴赫金的狂欢:劳马剧作三种》, 语种为俄语。

2004至2015年, 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 在国外已经翻译出版的图书有1745项, 其中文学图书227项。受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占受资助已在国外出版文学作品的9.3%, 占受资助已出版图书总额的1.2%, 体裁有小说、散文、剧本。但输出语种仍然不多, 仅有六个语种, 而且2012年输出的15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语种全部为英语。

2. 受“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资助, 已在国外出版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2006年起, 中国作家协会启动“旨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树立中华民族崭新形象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4], 对《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推荐书目》范围内的作品, 给予翻译资助。目前为止, 受“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资助, 已在国外出版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专辑只有一部, 即《琥珀色的篝火———中国少数民族小说选》, 语种为捷克语, 其中收录了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扎西达娃的《西藏,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买买提明·吾守尔的《酒的故事》、郝斯力汗的《猎人的道路》、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七篇短篇小说。受资助的其他几篇短篇小说散见于几部短篇小说集, 分别为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阿来的《群蜂飞舞》入选《雾月牛栏———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集》, 语种为俄语;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入选《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集》, 语种为俄语;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张承志的《九座宫殿》、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入选《红云———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集》, 语种为俄语;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入选《梦也何曾到谢桥和其他故事》, 语种为波兰语;阿来的《群蜂飞舞》入选《群蜂飞舞和其他故事》, 语种为波兰语;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入选《波湖谣和其他故事》, 语种为波兰语;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入选《清水里的刀子和其他故事》, 语种为英语。 (5)

2013年, 中国作家协会又启动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 “对新时期以来创作发表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 (纪实文学) 等, 面向国外市场的外文翻译出版项目提供支持, 主要针对翻译环节, 即对翻译费用实施补贴”[5]。自2013年至2016年9月份, 我们未发现有中国作协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国外出版面世,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作协的资助机制可能不受欢迎。因为, 中国作协只资助翻译费, 资助标准为每千字200元。这样的资助标准, 对译者、国外出版机构不会产生吸引力。

受“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资助在国外已出版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均为短篇小说。这表明在执行具体的资助政策时, 心态急躁、急于求成, 总想对外输出的效果能够立竿见影。输出语种为五种, 主要面向东欧国家, 覆盖面较窄。

3. 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 拟在国外出版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2009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原新闻出版总署) 推出“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旨在“力求全面、深入、客观、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中国文化,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6]。2009年至2013年,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采用项目管理方式资助“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2014年以后,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扩大了资助范围, 不再限制申请资助的出版物类别。

2009至2016年, 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有44项, 分别为:《新疆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精选》, 语种未公布;老舍的《茶馆》、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吉狄马加的《吉狄马加的诗》、叶广芩的《青木川》, 语种未公布;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 语种为阿拉伯语、吾尔哈勒恰·克德尔巴议的《莫古勒斯坦森林的勇士们 (上、下册) 》、达真的《命定》, 语种未公布;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鬼狗》, 语种为韩语;阿来的《格萨尔王》, 语种为英语;邓一光的《你是我的神》, 语种为英语和韩语;彭学明的《娘》, 语种为英语;《中国宁夏穆斯林作家作品选》 (10册) , 语种为阿拉伯语;乌拉孜汗·阿合买提的《骏马之驹》, 语种为西里尔语;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 语种为韩语;何家弘的《性之罪》, 语种为英语;劳马的《一个人的聚会》, 语种为俄语和日语;《非常采访》, 语种为韩语;《巴赫金的狂欢:劳马剧作三种》, 语种为英语;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语种为意大利语;老舍的《正红旗下·小型的复活》, 语种为日语;叶广芩的《青木川》, 语种为日语;阿来的《空山:第一部》, 语种为英语;丹增的《小沙弥》, 语种为英语;吉狄马加的《身份》, 语种为英语;叶梅的《最后的土司》, 语种为英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 语种为英语;吉狄马加的《火焰与词语:吉狄马加诗集》, 语种分别为阿拉伯语、塞尔维亚语、德语、法语和罗马尼亚语;吉狄马加的《为土地和生命而作———吉狄马加演讲集》, 语种分别为德语、法语和塞尔维亚语;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 语种为德语;《美丽世界的孤儿》和《琴姆且》, 语种为阿拉伯语;阿来的《尘埃落定》, 语种为俄语;西藏户外协会主编的《雅鲁藏布的眼睛》, 语种为日语;王华的《花河》, 语种为英语;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旗驼》, 语种为阿拉伯语。

2009至2016年,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共立项资助1240项, 其中2009年113项、2010年97项、2011年46项、2012年91项、2013年6月公布资助165项、2013年11月追加资助“作家版”82项、2014年418项、2015年102项、2016年126项。受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占受资助总额的3.5%, 体裁有儿童文学、剧本、诗歌、纪实文学、散文、演讲、小说等。

4. 受“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资助, 拟在国外出版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2014年12月, 经中宣部批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丝路书香工程”, 设“重点翻译资助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等五大类项目。“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采用项目管理方式资助优秀图书的翻译、出版、推广, 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优秀出版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翻译出版, 更好地宣传阐释当代中国价值观, 展示和塑造国家良好形象, 促进民心相通, 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7]。

2015至2016年, 受“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有25项, 分别为:库尔班江·赛买提的《我从新疆来》, 语种为土耳其语;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中国柯尔克孜帕米尔约隆》, 语种为吉尔吉斯语;扎西达娃的《西藏, 隐秘岁月》, 语种为越南语和印尼语;阿来的《尘埃落定》, 语种为阿拉伯语;劳马的《等一会儿》, 语种为阿拉伯语;《中国哈萨克文学集成》, 语种为西里尔语;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旗驼》, 语种为阿拉伯语;吉狄马加的《火焰与词语———吉狄马加诗集》, 语种为波兰语;吉狄马加的《吉狄马加的诗》, 语种为土耳其语;劳马的《非常采访》, 语种为俄语和英语;劳马的《一个人的聚会》, 语种为英语和希伯来语;何家弘的《X之罪》, 语种为英语;何家弘的《性之罪》, 语种为英语;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 语种为越南语和阿拉伯语;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 语种为马来语;马金莲的《马兰花开》, 语种为阿拉伯语;劳马的《非常采访》, 语种为哈萨克斯坦语;阿来的《尘埃落定》, 语种为印地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 语种为阿拉伯语;吉狄马加的《身份》, 语种为阿拉伯语;丹增的《小沙弥》, 语种为阿拉伯语。

“丝路书香工程”在2015、2016两年中推出三批重点翻译资助项目, 共资助985项, 其中2015年8月公布资助304项, 2015年12月增补资助242项, 2016年8月公布资助439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民心相通、文化交融,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文脉相通的优势。受“丝路书香工程”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尽管在选题方面体现了一定的地域特点, 入选作品不少与西部、边疆有关, 但是入选数量太少, 只占总资助项数的2.5%。

总体而言, 2004年以后译介到国外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较2004年之前, 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总体上, 数量仍偏少。对外译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是孤立的, 而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结合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情况来综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

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不足之处

(一) 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系统性不强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是, 对具体资助规划的设计和执行, 往往以主流文化来审视中华文化, 最关注主流文化“走出去”, 对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关注度不够。尽管有纲领性的指导政策, 但在执行过程中从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来设计和把握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系统意识不强。2012年7月, 国务院《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 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 发挥少数民族文化在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的重要作用。”然而, 不论是从“申报”办法, 还是入选的书目, 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均体现不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倾斜性支持。为扶持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 2011年6月, 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制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 该规划提出:“优先支持人口较少民族对外文化交流。”然而, 在2004至2015年受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 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作品只有六项。对外译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规划得不到有效支持和考量, 这势必影响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成效。对外译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 同时也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交流中可以重新认识自己, 发现不足、取长补短, 实现交融式发展, 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成长的重要机遇。

(二) 执行机构条块分割、相互之间不协调

当前, 文化“走出去”战略规划, 虽有顶层设计, 但各具体的执行机构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主管机构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成立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 只面向出版机构, 个人无资格申报。“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的主管机构为中国作家协会, 国外出版机构或译者可以申报, 译者申报前须获得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出版合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的主管机构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前者允许海内外出版机构、版权代理机构版权拥有者申报, 但不允许其他个人申报;后者只接受国内出版社、民营文化机构和版权代理机构的申报, 不接受个人申报。执行机构多、执行政策不一致, 会导致在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过程中各行其是、比例失衡。

执行机构相互之间不协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对所资助的图书类别没有排他性的区分和限制。一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既可以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申请资助, 也可以向“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或“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申请资助, 显得杂乱、无序。

(三) 资助内容不一致、资助经费额度不统一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对普及型读物只资助翻译费, 该“计划”下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对文学、文化、科技、国情类读物资助翻译费、出版发行费和市场推广费。“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只资助翻译费。“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的资助内容为翻译费、出版发行费、市场推广费等。各执行机构的资助内容不一致, 必然会影响申报效果。

资助经费额度不统一, 甚至相差较大。以文学类输出读物的资助额度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按每一千汉字200元的标准予以资助。[8]以一个30万字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输出项目为例, 如果申请中国作协的资助, 受资助额度为六万元, 还须保证在国外出版并无偿赠送作协30册。如果申请“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下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资助额度则要大得多。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则资料做一核算。“‘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1年共与8个国家的16家出版机构签订了18项资助协议, 涉及文版5个, 资助金额超过3600万元。”[9]这些项目具体为:“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中国丛书》和《人文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魅力中国系列丛书》;外文社的《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中华书局的《文物中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美术思潮》和《朱永新教育作品集》;黄山书社的《新版中国美术全集》;安徽美术社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安徽少儿出版社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国际关系评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的《多媒体中国通史》;辽宁科技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建筑大系》;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法律丛书》。”[9]每项项目的具体书目数量以及截至2016年的国外出版状态为:“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人文中国》30册, 已经出版, 《中国丛书》12册, 已经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魅力中国系列丛书》10册, 已经出版;外文社的《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8册, 已经出版;中华书局的《文物中国史》8册, 尚未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美术思潮》1册, 尚未出版, 《朱永新教育作品集》16册, 已经出版;黄山书社的《新版中国美术全集》20册, 已经出版;安徽美术社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系列》8册, 尚未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4册, 尚未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2册, 尚未出版;安徽少儿出版社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21册, 已经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国际关系评论》10册, 已经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的《多媒体中国通史》6册, 已经出版;辽宁科技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建筑大系》7册, 已经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15册, 已经出版3册;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法律丛书》2册, 尚未出版。” (6) 2011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以3600万元的额度资助上述180册中国文化类读物的国外翻译出版。核算下来, 平均每册读物的资助额度为20万元。换言之, 同样一本30万字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受资助额度为20万元, 若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 受资助额度则只有六万元。执行机构之间资助经费不统一, 必然会影响翻译质量和出版流程。

(四) 输出渠道单一、输出效能不理想

目前的输出渠道过于依仗出版机构, 渠道单一, 把民间的力量排除在外, 未能及时把顶层设计的方针、理念贯彻到对外输出的具体举措之中。《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指出:“积极探索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方式、新办法, 鼓励更多地以民间和商业的方式走出去, 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亦指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政府和民间多种对外交流渠道和活动平台, 把文艺走出去纳入人文交流机制, 向世界推介我国优秀文艺作品。”对外输出渠道单一, 势必导致输出效能不理想。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为例, 截至2015年底,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同美国等71个国家的564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1454项, 涉及图书2792种, 文版47个。“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已和24个国家的59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95项, 涉及图书957种, 文版15个。也就是说,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截至2015年底已经资助了3749种图书的对外出版。然而, 截至2015年底, 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 实际在国外出版的图书仅有1745种, 实际出版率只有46.5%。提升文化影响力, 关键要看输出成果, 不能及时向外输出转化, 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则无从体现, 造成资源浪费。

(五) 对输出路径缺乏科学的规划机制

不论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 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 各执行机构对申报和资助政策都是粗放型的。申报通知发出后, 执行机构坐等申请者上门, 对输出路径缺乏科学的规划机制。以“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为例, 该资助项目的输出路径看似很明确, 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但输出路径并不精准。2015、2016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虽然资助了六项藏族当代文学作品, 但是仅有一项输出语种为印地语。这表明“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未能与西藏区域性的战略地位形成无缝对接, 未能发挥西藏与南亚国家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地缘优势。

(六) 输出语种偏少、不均衡

从上述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 2004至2016年,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被翻译为21种语言, 并且21种语言的分配还极不均衡, 译为英语的有33项, 译为阿拉伯语的有23项, 译为俄语的有7项, 译为韩语的有6项, 译为日语的有5项, 译为波兰语的有4项, 译为德语和法语的各有3项, 译为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西里尔语、越南语的各有2项, 译为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哈萨克斯坦语、吉尔吉斯语、捷克语、马来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印尼语的各有1项。这表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要在向英语世界和阿拉伯语世界输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向外输出语种少、覆盖面窄, 不利于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三、结语与思考

对外译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受关注度不够, 仍处于边缘化状态。在当前形势下, 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对待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近年来, 我国周边安全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 钓鱼岛之争、南海局势、朝鲜半岛核问题、“萨德”反导系统入韩、西北地区境外恐怖主义活动暗中涌动。我国正在由一个区域性大国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这一转变过程需要周边安全环境的支撑。我们需正视我国周边安全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能否继续与周边邻国和睦相处、守望相助, 对我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向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国家间的关系由多重维度构成, 如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政治、外交关系等。国家间交往维度越多, 交往密度越大, 国家间关系越稳定。近年来, 我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韩国等周边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十分密切。但在外交维度上, 日本、菲律宾、越南近年来却与我国摩擦不断。这说明, 仅靠经济交往这一个维度, 还不足以维持国家间关系的和谐、稳定。以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来共同形塑政治, 将是国家关系转型的有效方式。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周边国家具有“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共通性, 推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周边国家, 传播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意愿, 释放“睦邻、安邻、富邻”的原则, 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 把情感拉近、让心灵交融, 从而消除周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承担着特殊使命。大力推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译介到周边国家, 促进民心相通、文化交融, 夯实睦邻关系的社会基础, 对塑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 战略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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