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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08 10:34

文学即人学, 人类的共同经验以语言艺术的形式凝成文学经典并得以代代相传。对于前现代和现代的人们来说, “文学经典”的具体内涵和存在价值是相对明确、具有共识性的, 即:文学经典是文化和文学传承的核心, 是文学传统延续的中心, 反应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面貌和文明程度, 体现了文学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体验和想象生成。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是: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语言与体裁的独创性、想象的延展性。善读文学经典, 在反复精读中领悟其中积淀的深厚内涵, 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必叫人得自由。 (1)

在一个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多元化时代与新媒体时代, 文学经典“存在与否”、“属于谁”以及“是何种层次上的”等反思性问题日益突出 (2) , 在相当程度上使“经典”出现了“地动山摇”, 为文学经典的重构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开启了新空间。即便不是否定经典、拓宽经典或更替经典而依旧按照权威认定、继续认同传统, 文学经典的辐射范围也与以往不同了, 它们不仅要在本民族内部传承, 还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文学的跨文化交流是经典的传承与变迁的重要方面, 不但可以使经典本身焕发出新的生命、折射出新的光彩, 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本民族文化的解构和建构, 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20世纪后期“拉美风暴”的引发就是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同时,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经典在消费时代的弱势格局。在如今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学典律的概念日趋淡漠的形势下, 文学研究学者应该向学生和广大读者传授些什么?面对世界性的人文教育滑坡、文学教育碎片化的现实,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3)

文学经典有没有永恒性?这在前现代和现代文明时期, 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经典是不容置疑的, 特别是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典籍和文学名著, 如中国古代的《诗经》和唐诗宋词、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等。但是随着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到来, 一些民族原有的经典不断受到冲击, 另一些不见经传的作品则开始登上经典的殿堂, 文学经典日渐出现多元化面貌。事实上, 尽管经典受到了冲击, 但是, 一些真正意义的文学经典依然散发着永恒的、不朽的艺术魅力, 向当代灵魂迷失的人类昭示生命的本真和终极的意义、提供丰沛的精神滋养。譬如《诗经》中的《关雎》, 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的时候, 依然为诗中所展现的人性之美、情感之美、意象之美、音乐之美感动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典是永恒的。 (4)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 文学经典既是人生的滋养, 也是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手段。在网络虚拟性破坏了经典标准的今天, 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的文化经典传承变得尤为重要, 而传承的根本方式就是不断地研究经典, 在“价值重估”的平台上做出与时代相符的文化阐释。 (5) 当下的互联网化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 它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扩大。新媒体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 而且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提高着人们的思维与变革的能力。正如作家莫言所说:人一上网, 马上就变得厚颜无耻, 马上就变得胆大包天。网络是个被文人雅士吹唬得神乎其神的地方, 也是个被同样的文人雅士贬斥得一文不值的地方。网上的文学比网下的文学, 更加随意、更加大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生力量正改变着当下中国社会格局, 也在深刻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在当下发生了重大改变, 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交互传播、沉浸传播的发展过程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思考与创新。此外, 互联网等新技术变革支撑的传播实践, 也在潜移默地改变着人们生活的基本逻辑, 各种领域的社会关系进入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互联网+”的核心是以共生、共享的空间和共创、共赢的平台来实现用户的参与, 简言之, 就是通过数据识别用户实现精准服务。

一、大数据时代的利弊与网络空间的文明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 网络空间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急剧增长, 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和视频网站的普及, 信息数据以几何级数的方式产生和累积, 数据开始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发挥作用和影响。 (6) 2011年6月, 美国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了《大数据:下一个竞争、创新和生产力的前沿领域》的研究报告, “大数据” (Big Data) 这一概念成为互联网、通讯等相关业界竞相解读的对象;2012年, 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Viktor Mayer-Sch觟nberger, 1966-) 与《经济学人》数据编辑肯尼斯·库克耶 (Kenneth Cukier, 1967-) 合著的《大数据时代》 (7) 一书出版, 顿时掀起一股大数据风潮, 宣告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被公认的“大数据”特征是:“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多样的数据类型、巨大的数据价值” (8) 。

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次购物、每一次敲击键盘, 甚至是离开网络, 随便在大街上的每一次露面、不经意的“留痕”, 都会被永久地储存在“大数据”中, 总之, 人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吃喝玩乐都以数据的形式存在。 (9) 这个大数据是对外开放, 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或“分享”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痕迹”。人的记忆可以失去, 然而大数据上的“留痕”却无法删除, 人们被动且必须在这个大数据中留下自己永远的痕迹。“大数据”正引领着人们的生活, 成为人们实现满足、希望、欢乐和健康的“向导”和“引擎”。基于互联网尤其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媒介形态, 以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的优势吸引着众多使用者。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就是得益于信息技术与数据处理能力的发展, 任何一个行业要发挥大数据的作用, 都必须拥有或获取巨量的数据的能力, 包括本行业内外一切可用的数据资源, 避免成为“大数据汪洋”中的一座座“数据孤岛”。 (10)

大数据将为人类的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 只要收集大量数据就可以预见未来的事。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 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迈尔-舍恩伯格教授认为, 大数据要求人们改变对精确性的苛求, 转而追求混杂性;要求人们改变对因果关系的追问, 转而追求相关关系。这种思维的转变将是革命性的, 如果企业不能认识到这一思维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将会面临“数据鸿沟”的挑战。 (11) 《大数据时代》一书认为, 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同时, 如何防止因预测而被惩罚、防范居心叵测的人借助大数据侵害个人隐私等也成为时代难题。

没有分享与开放, 就没有互联网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大数据时代的真正价值来自于“有效”使用数据做出决策, 以使个体人和社会整体更充实、更自如、更完善、更和谐。大数据时代既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潜力, 又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就业保障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更可能进一步挑战人类的自由意志、道德选择和人类组织等, 这其中既有大数据的取舍之道也有公民信息亟须法律保护的问题。

以互联网科技、云储存/计算、移动终端为代表的电子化、比特化、智能化的现代大众传媒, 为当代人提供了无限便利和海量信息, 我们被各种大众传媒包围, 空气中弥漫着信息的味道;各种信息数据、事件、言论、影像等集合而成的“大数据”滚滚而来, 没有时间和空间能把“事件”、“言论”、“影像”等与我们分隔开, 每天媒体们使出浑身解数, 人人都在抢着发言, 大量信息和影像互相挤撞。 (12) 正因为媒介渠道多种多样、媒介内容铺天盖地, 媒介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混杂了无数“干扰信息”、“垃圾信息”、“无效信息”甚至“错误信息”、“有害信息”, 那么, 如何去甄别有价值的信息与恬噪的杂音、妥善处理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时代的律动就成为“大数据时代”媒介素养的基本主题。

各种数据与影像集合而成,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明星私照 (譬如好莱坞影星艳照门) 被盗取并被病毒式传播。而由美国中情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1983-) 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为代表的对公民、国家、政治领袖等信息权、隐私权的恶意盗取以及潜伏性侵害, 更启示人们思考。

大数据技术通过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来“量化世界”, 从而将自然、社会、人类的一切状态、行为都记录并存储下来, 形成与物理足迹相对应的数据足迹。这些数据足迹通过互联网络和云技术实现对外开放和共享, 因此带来了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伦理与责任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数据权益、数据隐私和人性自由等三个重要问题。 (13)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革命, 层出不穷的网络应用技术, 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造就了虚拟但客观存在的网络社会与网络空间。在其中,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生产、整合、发布的主体, 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文明与丑陋、真善美与假恶丑在网络空间的交锋异常激烈, 直接关系到网络空间的文明程度、价值导向甚至网络主权、国家安全。 (14)

二、文学经典的大数据分析与“小阅读”体验

通过相关报道而得知, 利用数据库可以更好地研究和传播古老手稿和经典文本, 数字化能够使人类更接近经典 (15) 。大数据通过事物的整体数据化, 实现了定性定量的综合集成, 使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等类人文社会科学曾经难于数据化的领域像自然科学那般走向了定量研究, 譬如文学经典创作中的言语倾向、褒贬风格、词语使用以及文学经典接受中的受众类型、阅读方式、接受态度和全媒体增殖延展等。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图像检索等技术的发展, 外国文学经典信息化的重点应当由数据检索向数据分析、数据挖掘转型;在图像处理领域, 针对疑难文字的OCR技术与利于版本校勘的图像检索, 都是值得期待的方向。

使用电脑算法来分析外国文学经典文本不是让电脑复制人脑的功能或者更大规模地完成人脑擅长的任务。人脑和电脑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重点不一样, 读出来的东西也可能截然不同。不过人脑和电脑在阅读阐释文学的时候也往往可以互为体用, 互补短长, 外国文学经典的“大数据分析”和学者个人的“小阅读”之间存在着许多交融与合作的可能。正因为如此, 借助电脑进行文本分析是近年来不断升温的“数字人文” (16) (digital humanities) 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能说它已经全然被文学研究界的主流所接受, 但是人们原先持有的误解和怀疑正在慢慢消散。

人脑在阅读小说或诗歌的时候, 不太会注意冠词、介词、代词等与“意义”并无直接联系的词, 即便注意到了, 也很少能够记住他们出现的方式或频率, 更不要说理解它们在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了。人脑在进行文体分析 (即文笔风格) 的时候力量是很微弱的。因此, 语言学学者早就已经运用电脑来研究这些封闭类词语 (closed class words) 。借助计算机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中逐渐壮大, 从而成为了一个独立分支, 即语料库语言学。近年来, 语料库语言学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能够为其它学科服务的工具;利用语料库技术来进行文体分析, 这就是语料库文体分析 (corpus stylistic) 。

用电脑进行文体分析让我们有可能回答一连串与文学史忧戚相关的问题, 也能启发一些新型问题。这样的电脑甄别法确实有一些很实际的用途, 譬如说对大量已经电子化但尚未进行人工处理的文本进行分类, 也可以运用于对疑似假托或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进行鉴定, 根据其文体特征判别其真实作者。用电脑分析文本的形式特征还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启示。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描绘和解释文学形式的变迁, 而一般研究者在解释文学形式变化的时候大多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 只能按照研究者本人有限阅读量做出印象性判断, 所依据的信息也多是“情节”和意象等人脑比较容易识别的信息。应用大数据分析可以给自己的假设提供系统的数据支持, 也可以通过电脑把注意力放在人脑难以追踪的语言元素, 包括介词、冠词、标点符号等。

文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判定“影响”, 即文学史上特定作品的影响力, 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借助电脑操作的文本形式分析。目前的方法是判别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似度, 由此断定一部作品到底与后世的哪些作品具有比较显著的形式重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者Andrew Piper正着手统计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出现的文体特征 (比如说作品中出现的比较独特的辞藻) , 再利用现成的电子文学数据库 (如Hathi Ttrust) 用相关算法测量出数据库中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和歌德作品在形式上的相似度, 以此来考察精细阅读所无法勾勒的“散落”的文学影响。因为牵涉到的文体特征可能有几十个, 计算同时代文本和歌德诗歌的距离就意味着想象一个几十维的空间, 而这些不同的文本在这个空间中的距离也就只能通过电脑来测量并转化成人脑能够理解的图像了。 (17)

用电脑来分析“影响”问题不仅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精确度, 更是基于一种对“影响”的非人文主义理解。一般的人文主义者, 如哈罗德·布鲁姆, 认为虽然“影响”是发生在两个文本之间的过程, 作者或诗人只是这种影响过程发生的媒介, 但作为媒介的作者主观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 经常会使用防御和否定的对策遮盖自己的文学渊源, 而大数据分析所认为的影响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全无关系。一个文本中大多数形式特征并不是作家有意识的选择, 而是由文化无意识所决定, 文学形式的传承和演变遵循着任何个体都无法控制的路径, 即使是天才作家的传世经典也建筑在大量重复现成语料和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 虽然人脑并不是机器, 但与机器有着相似的特点, 两者都会很机械地模仿固有的语用习惯, 而一个语言文学共同体也会在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有规律地改变这些习惯。这些习惯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模因”, 即文化的基本单元。

由此可见, 大数据分析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不仅是一套技术手段, 还有一种与传统人文精神相抵牾的文学生成理论。也可以说, 大数据分析和小阅读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 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各自的观点, 构筑各自的文学史。归根结底, 大数据分析和小阅读都是阅读体验, 只不过一个是电脑的, 一个是人脑的;它们得出的结论也在不同层面上触摸到了关于文学的一些“真理”, 但这里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

当然, 电脑与人脑之间、大数据分析和小阅读之间并非绝对的“各执己见”。大数据分析并不能完全支配外国文学经典研究, 外国文学经典中所包含的创作和阅读活动经常不能被完全数据化, 同时数据本身的提取就具有价值倾向和审美需求差异;要在强化技术重要性的积累上, 更加突出人文因素对技术选择的导向作用, 从手段转向意义。大数据进入外国文学经典, 只能对其将来会怎样进行预测, 但不能单方面对其本身的终极意义进行追问。从最深层次来说, 小阅读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是“大数据”分析的重要导向。换句话说, 用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经常需要研究者“告诉”它们如何进行分类。电脑需要研究者来“引导”, 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新的便利和发现。这就说明在文学研究中如果能把数据分析与小阅读结合起来, 可以让好的研究者如虎添翼。

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注重经典和对个别作品的解读, 而从统计学角度来说, 经典就是“逸事”———小概率或随机事件———的同义词。小概率事件或许是最有意义的事件, 但只有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才能看到它们的意义。研究者在各自的书斋里进行“小阅读”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用电脑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帮我们发现某一个体裁 (譬如19世纪小说) 普遍的形式特征, 但被人们公认的“好”文学区别于“普通”文学的最关键因素并不在这些特征里面, 也正是这些难以捕捉的小因素才是文学阐释的核心焦点。每个阐释者对“好”文学的认识都不一样, 他们的判断如何决定一个文本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持久力也因事而异。好的文学为什么“好”, 凭什么得以传播?取决于什么审美特点, 什么样的阅读习惯、文化环境和文学评价机制?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终极问题, 需要把文本数据分析、个人化的文学阐释和历史性思索结合起来, 才有望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路径, 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更多带我们离开当前结论的道路。为了打造新的文学史和新的文学价值理论, 职业阅读者必须学会让电脑为人脑所用, 学会发现人脑中本来就蕴含的电脑程序。 (18)

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的创办人佛朗哥·莫雷蒂 (19) (Franco Moretti, 1961-) 认为, 过去对文学经典的研究是随意而不成体系的, 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所有人文学科中“最落后的领域”, 他决意借助大数据分析改变人们一直以来谈论文学的方式。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 (Jonathan Franzen, 1959-) (20) 指出:“经典只有那么几部, 而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努力从中解说出新的来。所以, 谈论普鲁斯特如何伟大总是用那些方式。……使用新的技术, 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要比专注于复杂和特出的单个作品, 更会是将来文化批评的一个方向。甚至, 新技术可能是文学经典的解放者, 让经典们回到当时被写作的那个语境里让人阅读。” (21)

三、文学经典传播的文化增殖与意义追索

外国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与生成后, 必然产生对内与对外传播, 文化辐射就此形成。这种文化传播与文化辐射通过经典作家的意义输出与读者受众的符号互动, 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与符号价值, 实现了一种“文化增殖” (cultural proliferation) 。任何一种文化传播都会产生文化增殖和价值观念的衍生, 作为精神象征的文学经典在推广过程中也因传者、受者及大众传媒各自的需求和理解而产生新的意义;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重新界定文化和认识文化, 不仅估计和确定某种文化的价值, 而且还会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社会发展程度越高, 信息量越繁杂时, 文化增殖的现象就越普遍。传播者不仅是客观地把这种文化介绍给别人, 通常还会加上自己对它的理解, 为了引起人们和社会的注意, 传播者甚至有时极尽夸张之能事;接受者则会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经验对其进行“选择性理解”;传播媒介本身也会产生文化增殖现象, 它可以对传出的信息加以整理加工, 从而产生新的意义。文化增殖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扩大和增殖的现象, 良性的文化增殖是人类社会文化形成、演进的形态之一。当然, 文化增殖在放大文学经典艺术价值和精神意义的同时, 也有使其被异化的可能, 譬如外国文学经典的被误读、被遮蔽和被歪曲等。

在文化传播领域中, 文化生产领域中所提供的价值是初始性的, 在之后的传播中, 初始性的价值不可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它的内容可能被增加, 也可能被减少。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放大, 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 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文化增殖是文化的放大和同质量积累, 它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 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出新的价值和意义, 或者是文化的进一步拓殖。另一方面表现为质量的放大, 即原有文化的质的升华, 它从本质上将仍然是原有文化的放大。文化在传播中能否增值, 取决于传体文化本身的价值和影响程度。文化增值取决于传播的方式、频次、途径、范围, 取决于文化受体的承受力、宽容度、政治环境、宗教信仰、文明程度等状况。落后的、消极的文化也能传播, 也会有市场, 也会增殖, 但只是量的增加, 并会逐渐被文明所代替。

对于原文化来说, 文化增殖的积极方面是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得到更深的拓展和挖掘, 增强了文化的整合性;消极方面是文化增殖会有虚假的现象, 或背离原文化的现象。大量的虚假文化的增殖会破坏原文化, 侵蚀文化母体甚至导致原文化的毁灭。翻译是跨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具有文化传承和延伸的特点, 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交流互动中能够得到提升, 最终形成文化的增殖;在文学经典的译介中, 保持原语的异域性能够给目标语读者新的文化体验, 丰富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增殖受受体环境的影响很大, 受体环境轻松则有利于文化传播、有利于文化的开发和拓展、有利于原文化价值与意义的拓殖;封闭落后的文化环境生命力不强, 不容易吸收营养, 也无法抵制不良文化的侵入。受众的文化欣赏口味和审美水平也很重要, 长期浸润于文学经典自然能够自觉抵制“三俗”文化。

当代传播中的文化增殖, 一般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方面, 文化增殖主要表现为由于大量先进的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使用, 使传播的时间大为缩短, 效率大大增加, 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在空间维度方面, 文化增殖主要表现为某种文化经传播溢出了原文化发源地, 甚至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 衍生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但是, 不是任何时空中的任何文化都必然是增殖的, 只有那些开放和创新的文化才会在传播交流过程中, 在“扬弃”异质文化的同时重构出一种全新的文化, 这完全取决于文化传播的力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自觉的文化超越性和主体的文化理想构成了外国文学经典传播活动中文化增殖生成的内在机理。

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著名的发问:为什么当文明扩展时, 杰出的个体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当知识变得每个人都能获得时, 天才反而再难见到;为什么当不存在较低等级时, 较高等级也不复存在了。原因固然与物质、技术有关, 但更在于人避却思考、耽溺安乐的自甘平庸与自我放失, 在不能善自利用物质技术造成的心智的慵懒与怠惰。在这种慵懒与怠惰中, 那种对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 对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关切渐渐消退和淡忘, 甚至被嘲笑和放逐。说到底, 现代文化的悲剧症结是一种思考的悲剧。本来知识是供人思想、讨论、考虑的, 以纳入生活的经验当中。而今, 思考到处都在堕落, 即使在人文文化中磨坊也是在空转, 已经不能从科学文化中撷取材料来进行思考了;沟通已经变得非常少见, 即使在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沟通也已经很少。由于获取专门的科学知识很困难, 所以人文文化已经起不到对世上人的知识进行反省的作用。而在科学文化中, 知识在无名的数据库中积累, 计算机的使用越来越多, 也有可能剥夺人对知识的掌握, 使人担心会在知识的积累中出现新的愚昧。因此, 重视大数据分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 人文文化的特长在于反省,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必须搭建起人文与科技沟通的桥梁, 诠释经典与“活用”经典并举。

毋庸讳言, 以媒体技术本体化与视觉文化审美化为表征的新意识形态的弥散, 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化的发展。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文化形式的转变, 在摧毁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同时, 也消解了艺术传统的对意义的深度追求。将高科技定义为文化的物质性存在基础, 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分析, 无疑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应该看到, “媒体形式”毕竟只是文化艺术存在的物理基础, 并不构成它的根本性质, 将物性材料和媒介手段等同于文化艺术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从“唯科技主义”的立场出发粗暴地抹煞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本质。物质性存在的强势与观念性存在的低限之间的博弈, 是数字艺术以及电子视觉文化无法回避的现实, 数字艺术的发展亟待解决唯技术主义的迷瘴与意义场的虚设等现实难题。“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和“艺术化生存”的人文相互协调, 才能实现数字艺术的平衡发展。 (22) 因此, 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视觉化生存与数字化发展决不能忽视, 也不能过度拔高;在当代研究中, 应该将时新的媒介高科技运用与传统的人文意义追索结合, 构建立体型、纵深性的人文谱系, 以适应时代新变化、接续人文老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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